鄧稼先（1924—1986）：安徽懷寧人。他是中國第一枚原子彈的主攻手。多年來，他為我國的國防事業默默地工作着，不計名利，堪稱典範，被譽為“兩彈元勛”。
拒絕高官厚祿
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美國政府給他開出了極好的條件和優厚的待遇，希望他能長期在美國工作，但是，鄧稼先並未因高官厚祿而動搖回祖國工作的決心。1950年，鄧稼先胸懷報國之志回到了祖國，受命參加了原子彈的研製工作。
為造兩彈“死而無憾”
在一次爆炸失敗後，幾個單位都推卸責任。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須有人到那顆原子彈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鄧稼先説：“誰也別去，我進去吧。你們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只有我知道。”
鄧稼先的遊戲
在西北大沙漠，條件非常艱苦，大家使用算盤進行着極為複雜的原子理論計算，為了演算一個數據，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個多月，算九次，需要花費一年多時間，研究人員常常是每天工作到天亮。
為了讓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輕人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餘的稍許娛樂，鄧稼先總是抽空與年輕人玩十分鐘的木馬遊戲。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見他們在玩這種遊戲，斥責道：“這是什麼玩法，你還做兒戲呀！”鄧稼先笑説：“這叫互相超越！”
鄧稼先，1924年出生於安徽懷寧縣一個書香門第之家。翌年，他隨母到北京，在擔任清華、北大哲學教授的父親身邊長大。他5歲入國小，在父親指點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礎。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學，與比他高兩班、且是清華大學院內鄰居的楊振寧結為最好的朋友。鄧稼先在校園中深受愛國救亡運動的影響，1937年北平淪陷後祕密參加抗日聚會。在父親安排下，他隨大姐去了大後方昆明，並於1941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
1945年抗戰勝利時，鄧稼先從西南聯大畢業，在昆明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青”，投身於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鬥爭。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擔任了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並在學生運動中擔任了北大教職工聯合會主席。抱着學更多的本領以建設新中國之志，他於1947年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於翌年秋進入美國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由於他學習成績突出，不足兩年便讀滿學分，並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此時他只有26歲，人稱“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九天後，便謝絕了恩師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決定回國。同年10月，鄧稼先來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此後的八年間，他進行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1953年，他與許鹿希結婚，許鹿希是五四運動重要領袖、後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許德珩的長女。1954年，鄧稼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8年秋，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鄧稼先，説“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徵詢他是否願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鄧稼先義無反顧地同意，回家對妻子只説自己“要調動工作”，不能再照顧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難。從小受愛國思想薰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從事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工作，表示堅決支持。從此，鄧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對外聯絡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現在嚴格警衞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鄧稼先就任二機部第九研究所理論部主任後，先挑選了一批大學生，準備有關俄文資料和原子彈模型。1959年6月，蘇聯政府終止了原有協議，中共中央下決心自己動手，搞出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衞星。鄧稼先擔任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後，一面部署同事們分頭研究計算，自己也帶頭攻關。在遇到一個蘇聯專家留下的核爆大氣壓的數字時，鄧稼先在周光召的幫助下以嚴謹的計算推翻了原有結論，從而解決了關係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難題。數學家華羅庚後來稱，這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
鄧稼先不僅在祕密科研院所裏費盡心血，還經常到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1964年10月，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就是由他最後簽字確定了設計方案。他還率領研究人員在試驗後迅速進入爆炸現場採樣，以證實效果。他又同於敏等人投入對氫彈的研究，最後終於製成了氫彈，並於原子彈爆炸後的兩年零八個月試驗成功。這同法國用8年、美國用7年、蘇聯用4年的時間相比，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鄧稼先擔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1979年又任院長。1984年，他在大漠深處指揮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翌年，他的癌擴散已無法挽救，他在國慶節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門。1986年7月16日，國務院授予他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同年7月29日，鄧稼先去世。他臨終前留下的話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並叮嚀：“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鄧稼先雖長期擔任核試驗的領導工作，卻本着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的精神，在最關鍵、最危險的時候出現在第一線。例如，核武器插炸藥、鈾球加工等生死繫於一髮的危險時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員身邊，既加強了管理，又給作業者以極大的鼓勵。
一次，航投試驗時出現降落傘事故，原子彈墜地被摔裂。鄧稼先深知危險，卻一個人搶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彈碎片拿到手裏仔細檢驗。身為醫學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彈，在鄧稼先回北京時強拉他去檢查。結果發現在他的小便中帶有放射性物質，肝臟被損，骨髓裏也侵入了放射物。隨後，鄧稼先仍堅持回核試驗基地。在步履艱難之時，他堅持要自己去裝炸藥，並首次以院長的權威向周圍的人下命令：“你們還年輕，你們不能去！”1985年，鄧稼先最後離開羅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參加會議。醫生強迫他住院並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無力地倒在病牀上，面對自己妻子以及國防部長張愛萍的安慰，平靜地説：“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但沒想到它來得這樣快。”中央盡了一切力量，卻無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鄧稼先去世前不久，組織上為他個人配備了一輛專車。他只是在家人攙扶下，坐進去並轉了一小圈，表示已經享受了國家所給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後，1999年國慶50週年前夕，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又向鄧稼先追授了金質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兩彈”元勛——鄧稼先
1958年8月的一天，一個年輕人走進了時任我國核工業部副部長錢三強的辦公室。錢三強對他説了這麼一句話：“中國要放一個‘大炮仗’，要調你去參加這項工作，你看怎麼樣？”
這個大炮仗，指的是原子彈。而這個青年是鄧稼先。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槍聲響起。22天后，北平淪陷了。佔領北平的日軍強迫市民遊行，慶祝他們所謂的“勝利”。
鄧稼先無法忍受這種屈辱，時年13歲的他當眾把一面日本國旗撕得粉碎，並扔在地上踩了幾腳。這件事發生後，鄧以蟄的一個好友勸他説，此事早晚會被人告發，你還是儘早讓孩子離開北平吧。無奈之下，鄧以蟄讓鄧稼先的大姐帶着他南下昆明，那裏有南遷的清華和北大教授，還有眾多的老朋友。臨走前，父親對他説“稼兒，以後你一定要學科學，不要學文，科學對國家有用。”其實鄧以蟄並不是什麼科學救國論者，他只是憑自己的經驗寄希望於鄧稼先，但這句話在鄧稼先的腦海裏卻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941年秋天，鄧稼先考上了西南聯大物理系。西南聯大是原來的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在南遷後合併的一所學校。合併後的西南聯大物理系彙集了當時國內眾多知名專家和學者，例如測得普克朗常數的葉企蓀、對證實康普頓效應有貢獻的吳有訓、對證實正電子存在有過幫助的趙忠堯等等。這裏的名師嚴教讓好學的鄧稼先如魚得水，他讀書的勁頭比中學時期更勝一籌，各個科目均成績優異。
1946年的夏天，畢業後的鄧稼先受聘擔任北大物理系助教，回到闊別了六年的北平。這期間他一面當助教，一面積極準備留學美國的考試，並在1947年順利地通過了考試，到美國普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48年秋天，鄧稼先從上海啟航，向大洋彼岸駛去。臨行前，他的一位好友對他説“中國天快要亮了”，鄧稼先聽了笑了笑，説了這樣一句話--“將來祖國建設需要人，我學成後一定回來。”
鄧稼先在獲得博士學位後的第九天就回到了祖國，實現了他離開中國時的諾言--“我學成，一定回來！”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按照鄧稼先他們的設計，順利地在沙漠腹地炸響。這一天被歷史銘記。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又在羅布泊上空爆響。從原子彈到氫彈，法國用了8年、美國用了7年、前蘇聯用了4年，中國僅僅用了兩年零八個月。
鄧稼先曾説過：“在我們這裏沒有小問題，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小問題解決不好就會釀成大禍。”
1979年某一天，在某試驗基地，新型核彈實驗開始--飛機攜帶核彈直飛爆心。時間分秒過去了，核彈卻沒有爆炸，很多人都驚住啦。在場的技術人員正想詢問鄧稼先時，卻意外地發現“老鄧”在往試驗場跑去。
作為物理學家，他不是不知道輻射核心區有多危險，但是為了弄清楚原因，為了人民的安全和國家的榮耀，他頭也沒回，現場沒有人能拉住他。摔碎的彈片散落在荒垣上，當值的防化兵沒有找到核心部件，他先找到了。在捧起碎彈體的那一剎那，生命的倒計時也啟動了，他已經受過多次輻射傷害，但這一次是致命的。鄧稼先被送進醫院，檢查結果顯示白血球內染色體呈粉末狀，尿液有極強的放射性。醫院的醫生不解地問，“這是吃了什麼毒藥了？毒性這麼大，身體竟被破壞到這樣？”鄧稼先什麼都沒有説，短暫的休息後又回到了戈壁灘。
1984年，距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整整20年，鄧稼先指揮他一生中最後的一次核試驗，這次試驗的成功將標誌着中國第二代核武的重大突破，然而這時鄧稼先的身體已被癌細胞嚴重侵蝕，沒有人知道。1985年鄧稼先回到了北京，他回到了妻子的身邊，這時，他的生命走到了盡頭，他進了醫院，再也沒能走出來。他住了363天，動了3次手術。363天裏，他一直疼痛不止，止痛針從每天一針發展到一小時一針，全身大面積溶血性出血。可就是這樣，在生命最後時光，佔據鄧稼先腦海全部的仍然是中國的核事業。他着重思考的是如何和平利用原子能，但他已無法親自實現了。鄧稼先坐在能減緩壓力的橡皮圈上寫他一生的積攢，寫他最後的思考。鄧稼先敏鋭的眼光使中國的核武器發展繼續快步推進了十年，終於趕在全面禁止核試驗之前，達到了實驗室模擬水平。
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走完了他62年的生命旅程。十年後同一個日子，中國在成功地進行了最後一次地下核試驗之後，向全世界宣告：中國將暫停核試驗。
迎來這一天，我們要永遠記住鄧稼先。是他讓一朵蘑菇雲升騰而起，如一把利劍，嘯出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強音！是他，把生命放在危險之間，把國家領向安全地帶。
我們的命運總是和時代緊密相連；腳踏蒼茫大地，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在蹣跚中留下跋涉的足跡。
1924年6月25日，伴着一聲洪亮的啼哭，一個嬰兒降生在著名的翰墨世家，成為清代著名的`篆刻書法大家鄧石如的六世孫。望向窗外鬱鬱葱葱的田野，看着微風中起伏着的剛剛吐穗的稻穀，孩子的父親靈感突現，説道：“古人説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稼，就是在田野已經秀穗結實之禾。希望他植根於中華大地，並且早早的秀實和成熟，成為造福民眾的滄海之一粟，就取名叫稼先吧。”
也許是受到書香之家的薰陶，鄧稼先從小就對書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好奇心和閲讀慾望，幼年時代的鄧稼先就非常喜歡動腦筋，總是會提出千奇百怪的問題。他自小便積累了深厚的文化功底，同時也形成了勤學好問的可貴品質，然而在國難深重的年代，年少的鄧稼先目睹列強的欺凌、殘破的家園，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的殘忍迫害，對他們滿懷痛恨。那時的鄧稼先已經朦朧的意識到要救我們的國家，必須要有知識有本領，因此他更加認真讀書，在讀書期間，鄧稼先便積極的參加愛國救亡運動，致力於維護祖國的尊嚴。他也終於明白，一個弱國會備受欺凌，是沒有平安日子可言的，他立志要發憤圖強，投身科學事業，振興國家科技，保衞國家安全，解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同胞。
抱着這樣的志向，16歲的鄧稼先離開了北京，開始了新的求學歷程。1941年秋，鄧稼先考入了西南聯大物理系。在西南聯大，他讀遍了圖書館裏每一本有價值的書籍，充分利用學校的優勢資源，充實自己的科學知識，鍛鍊自身的實踐操作能力。他博覽羣書，同時還利用課餘時間背誦牛津英文字典，日積月累，他把基礎的學科知識掌握的相當牢固。
1948年10月，他進入普渡大學攻讀，功夫不負有心人，鄧稼先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和驚人的勤奮，只用了一年零10個月的時間就提前完成了博士論文，並順利通過答辯，獲得了博士學位，1950年8月20日，剛滿26歲的他即從普渡大學畢業，被人們戲稱為娃娃博士。拿到博士學位的鄧稼先，一心想回到祖國，回到朝思暮想的父母身邊，將自己所學到的知識，運用到新中國的科學事業中去。他拒絕了美國的豐厚條件，衝破一切阻礙，1950年8月29日，毅然回到了魂牽夢縈的祖國。
那時的中國，一窮二白，美國還不止一次地對中國進行核威脅。1958年，錢三強教授受黨中央委託，交給鄧稼先一個艱鉅而保密的任務，生產大炮仗，也就是原子彈。這是鄧稼先多少年追尋的報國夢，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回到家裏，他跟妻子説：“我要調動工作了。”妻子問：“調到哪？ ”鄧稼先沉默良久，嘴角微微顫動着擠出三個字：“不能説！”為了國家，為了民族，他隱姓埋名28年之久，沒有依靠任何外援，帶領團隊自力更生，自強不息，勇攀高峯。
1964年10月16日15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一團碩大的蘑菇雲在爆裂中隆隆升騰。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從原子彈到氫彈，法國用了8年，美國用了7年，蘇聯用了4年，而中國只用了兩年零8個月。
戈壁灘上，這張遮得嚴嚴實實的照片讓我們明白，您驚天動地的功績之後究竟隱藏着怎樣的驚心動魄。
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一次核彈空投試驗，天空沒有出現蘑菇雲，核彈從高空直接摔倒了地上。
“核彈去哪裏了？為什麼沒有爆炸？”
“我們要馬上進入事故區，必須要找到這枚彈頭！”
“不行！那樣太危險了！”
“核輻射可是要命的！不行不行！”
“你們都不要爭了！我進去！”
“鄧院長！”
“你們進去了也不能解決問題的，因為它是我設計的！為了它，我哪怕死了，也是值得的！”
您義無反顧地走進了試驗區，找到了核彈的碎片，走出來後，您説的第一句話是——
“平安無事，平安無事！同志們，我們的試驗可以開始了！”
鄧院長，您…您怎麼那麼不要命呢？
這事我不去誰去，責任書上的簽字人是我啊！剛站起來的中國可以沒有鄧稼先，但是不能沒有它！
但是，鄧稼先的身體已經被核輻射侵害了。他比誰都清楚自己的身體，因此，在工作上更加爭分奪秒。拖着病重的身體，學習、研究、試驗！
生命的最後時刻，鄧稼先仍心繫祖國的核事業，病榻之上，他叮囑于敏：“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我不愛武器，我愛和平，但為了和平我們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終結後可以再生，那麼我仍選擇中國，選擇核事業。”
臨終前，他只説了一句話：“我——死而無憾！”
這是一代人的足跡，鐫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間，激勵着我們前進！前進！前進！
鄧稼先於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懷寧縣。他在北平讀的國小和中學，1945年自昆明西南聯大畢業。1948年到1950年在美國普渡大學讀理論物理，獲得博士學位後立即乘船回國，1950年10月到中國科學院工作。1958年８月奉命帶領幾十個大學畢業生開始研究原子彈製造的理論。
這以後的28年間，鄧稼先始終站在中國原子武器設計製造和研究的第一線，領導許多學者和技術人員，成功地設計了中國的原子彈和氫彈，把中華民族國防自衞武器引導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1967年6月17日中國爆炸了第一顆氫彈。
這些日子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華民族完全擺脱任人宰割時代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後鄧稼先繼續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對國防武器作出了許多新的巨大貢獻。
1985年8月鄧稼先做了切除直腸癌的手術。次年３月又做了第二次手術。在這期間他和子敏聯合署名寫了一份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核武器發展的建議書。1986年5月鄧稼先做了第三次手術，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正好準確地描述了他的一生。
鄧稼先是中華民族核武器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張愛萍將軍稱他為“‘兩彈’元勛”，他是當之無愧的。
鄧稼先與奧本海默
抗戰開始前的1936年到1937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學同學一年；抗戰時期在西南聯大我們又是同學；後來他在美國留學的兩年期間我們曾同住一室。50年的友誼，親如兄弟。
1949年到1966年我在普林期頓高等學校研究所工作，前後17年的時間裏，所長都是物理學家奧本海默。當時，他是美國家喻户曉的人物，因為他曾成功地領導了戰時美國的原子彈製造工作。高等學術研究所是一個很小的研究所，包括奧本海默在內，物理教授最多的時候只有5個人，所以他和我很熟識。
奧本海默和鄧稼先分別是美國和中國原子彈設計的領導人，各是兩國的功臣，可是他們的性格和為人卻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説是他們走向了兩個相反的極端。
奧本海默是一個拔尖的人物，鋒芒畢露。他二十幾歲的時候在德國哥廷根鎮做波恩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寫的自傳中説，研究生奧本海默常常在別人做學術報告時（包括波恩做學術報告時），打斷報告，走上講台拿起粉筆：“這可以用下面的辦法做得更好……”我認識奧本海默時他已經四十多歲了，已經是婦孺皆知的人物了，打斷別人的報告，使演講者難堪的事仍然不時出現，不過比起以前要較少出現一些。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歡他的也不少。
鄧稼先則是一個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談話幾分鐘，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實的人。他真誠坦白，從不驕人，一生喜歡“純”字所代表的品格。他沒有私心，人們絕對相信他。在我所認識的知識分子當中，包括中國人和外國人，他是最有中國農民的樸實氣質的人。
鄧稼先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所孕育出來的有最高奉獻精神的兒子。
鄧稼先是中國共產黨的理想黨員。
“我不能走”
青海、新疆，神祕的古羅布泊，馬革裹屍的戰場。不知道稼先有沒有想起我們在昆明時一起背誦的《弔古戰場文》：
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亭長告餘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斷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屬的時候是什麼心情？
“粗估”參數的時候，要有物理直覺；晝夜不斷地籌劃計算時，要有數學見地；決定方案時，要有勇進的膽識，又要有穩健的判斷。可是理論是否準確永遠是一個問題。不知稼先在關鍵性的方案上簽字的時候，手有沒有顫抖？
戈壁灘上常常風沙呼嘯，氣温往往在零下三十多攝氏度。核武器試驗時大大小小突發的問題層出不窮。稼先雖有“福將”之稱，意外總是不能完全避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長以後，一次井下突然有一個信號測不到了，大家十分焦慮，人們勸他回去，他只説了一句話：“我不能走。”
假如有一天哪位導演要攝製《鄧稼先傳》，我要向他建議採用五四時代的一首歌作為背景音樂，那是我幾時從父親口中嚐到的：
中國男兒中國男兒
要將隻手撐天空
長江大河亞洲之東峨峨崑崙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黃塵燕然勒功至今熱血猶殷紅
我父親誕生於1896年，那是中華民族陷於任人宰割的時代。他一生都喜歡這首歌曲。
永恆的驕傲
稼先逝世以後，在我寫給他夫人許鹿希的電報與書信中有下面幾段話：
——稼先為人忠誠純正，是我最敬愛的摯友。他的無私的精神與巨大的貢獻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恆的驕傲。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想起了他和我半個世紀的友情。我知道我將永遠珍惜這些記憶。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裏多從長遠的歷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恆的才是有價值的。
——鄧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識地前進的。沒有彷徨，沒有矛盾。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選擇他的人生的話，他仍會走他已經走過的道路。這是他的性格與品質。能這樣選擇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們應當為稼先慶幸！
中國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和那樣差的基礎上研製成“兩彈一星”（前蘇聯8年、美國6年、法國4年、中國2年8個月）（原子彈、導彈和衞星），西方人總感到不可思議。楊振寧來華探親返程之前，故意問還不暴露工作性質的鄧稼先説：“在美國聽人説，中國的原子彈是一個美國人幫助研製的。這是真的嗎？”鄧稼先請示了周恩來後，寫信告訴他：“無論是原子彈，還是氫彈，都是中國人自己研製的。”楊振寧看後激動得流出了淚水。正是由於中國有了這樣一批勇於奉獻的知識分子，才挺起了堅強的民族脊樑。
1948年，鄧稼先懷着科學救國的理想，遠渡重洋去美國留學，在普渡大學當研究員，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就獲得了博士學位！有人勸他留在美國，但鄧稼先婉言謝絕了。1950年10月，他懷着一顆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放棄了優越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和二百多位專家學者一起回到國內。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師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國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設，開設了中國原子核物理理論研究工作的嶄新局面。1956年，鄧稼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中央決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原子彈。當鄧稼先得知自己將要參加原子彈的設計工作時，心潮起伏，興奮難眠，這是一項多麼光榮而又神聖的職業！但同時他又感到任務艱鉅，擔子十分沉重。
從此，鄧稼先懷着以最快速度把事業搞上去的決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傾注到任務中去；首先，他帶着一批剛跨出校門的大學生，日夜挑磚拾瓦搞試驗場地建設，硬是在亂墳裏碾出一條柏油路來，在松樹林旁蓋起原子彈教學模型廳；在沒有資料，缺乏試驗條件的情況下，鄧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彈理論的重任。為了當好原子彈設計先行工作的“龍頭”，他帶領大家刻苦學習理論，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學研究。鄧稼先向大家推薦了一攬子的書籍和資料，他認為這些都是探索原子彈理論設計奧祕的嚮導。
由於都是外文書，並且只有一份，鄧稼先只好組織大家閲讀，一人念，大家譯，連夜印刷。
為了解開原子彈的科學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學家們決心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研製出我國的“爭氣彈”。那時，由於條件艱苦，同志們使用算盤進行極為複雜的原子理論計算，為了演算一個數據，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個多月，算9次，要花費一年多時間，又請物理學家從出發概念進行估計，確定正確，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為理論部負責人，鄧稼先跟班指導年輕人運算。每當過度疲勞，思維中斷時，他都着急地説：“唉，一個太陽不夠用呀！”
為了讓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輕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餘的稍許娛樂，他總是抽空與年輕人玩十分鐘的木馬遊戲。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見了他們在玩這種遊戲，老教授又好氣又好笑，斥責説：“這是什麼玩法，你還做兒戲呀。” 鄧稼先笑説：“這叫互相跨越！” 互相跨越，這是一種多麼親密的同志關係啊！正是靠着這種關係，鄧稼先和同事們一起克服了一個個科學難關，使我國的“兩彈研製”以驚人速度發展。
一次地下核試驗，有一個機器出了故障。有人主張把機器拉上來查看，但這樣太危險。為了安全，在寒冷的戈壁攤上，他親自下井，解決問題後，，開慶祝會。他由於休息不好，只喝了一小杯酒，就倒下了。讓人量血壓，竟然為0。一直搶救了兩天兩夜，鄧稼先醒了，開口第一句話是：“研究報告出來沒有？”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橫空出世……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威震山河……
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享年62歲。人民將永遠懷念這位被稱做“兩彈”元勛的這位我國核武器研製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
“比一千顆太陽還亮”
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灘上空升起了一團蘑菇雲，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兩年之後，第一顆氫彈又放出炫目的光芒。這曾使全世界為之震驚。人們都知道奧本海默是美國的“原子彈之父”，薩哈羅夫是前蘇聯的“氫彈之父”，然而，中國的“兩彈”元勛是誰？
1986年6月，中國各大報紙均在首要位置介紹這位了不起的科學家：名字鮮為人知，功績舉世矚目“兩彈”元勛——鄧稼先。
1986年6月，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任命鄧稼先為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1986年7月，國務院授予鄧稼先全國勞動模範稱號和獎章。
核工業部為表彰鄧稼先20多年來為發展我國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貢獻，為使他那不計名利、甘當無名英雄和艱苦奮鬥、捨生忘死的革命精神發揚光大，號召廣大科技人員向他學習。
鄧稼先可歌可泣的優秀事蹟，他那偉大的抱負和精忠報國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着人們的心靈！
外國有一本書，題為《比一千顆太陽還亮》。
鄧稼先獻身的事業，亮過一千顆太陽！他從34歲接到命令研製中國的“大炮仗”以來，告別妻子和兩個幼小的兒女，隱姓埋名進入戈壁灘。20多年來，他和他的同事們沒有任何人在報刊上佔過巴掌大的版面。他們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對祖國、對人民的深愛埋在祖國最荒涼最偏僻的地方。人們常常忘記他們，只有當“大炮仗”的衝擊波衝擊各國地震監測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矚目的時候，人們才想起他們的存在……
1986年7月29日，為中國核武器事業奉獻畢生精力的元勛鄧稼先病逝於北京。
他的朋友們懷着無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獻給他一支輓歌——《懷念鄧稼先院長》：天府楊柳塞上煙，問君此去幾時還？……實驗場上驚雷動，江河源頭捷報傳。……不知鄧老今何在？忠魂長眠長江畔。
鄧稼先夫人採訪錄“我們所追求的是另一種東西”
拒絕採訪
1992年在拍攝楊振寧的電視傳記片時，為了表現楊振寧與中國兩彈元勛鄧稼先的親如兄弟的真摯情誼，記者決定採訪鄧稼先的妻子許鹿希。
4月初，記者在京幾經周折才與剛出差回來的許鹿希通上了電話。十分激動地説明來意和希望採訪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果斷地回答説，她不接受這個採訪。擔心她掛斷電話，記者加緊説明我們上海電視台拍攝科學家傳記系列片的初衷和誠意，以及已獲得了楊振寧本人的認可等等。記者説了半小時，她始終只反覆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為什麼要採訪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彈的。”如此，記者只好説:“那明天我當面來説明吧！”可能是因為我一味的韌性堅持，最後她終於答應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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