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整理了5篇《鄧稼先的故事》的範文，但願對你的工作學習帶來幫助，希望你能喜歡！當然你還可以在本站搜索到更多與《鄧稼先的故事》相關的範文。
鄧稼先故事
“兩彈元勛”鄧稼先，為我國原子彈、氫彈的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他長期甘當無名英雄，把自己的青春之光融進了中國核防禦力量的“鐵脊樑”之中。
1950年，26歲的鄧稼先在美國獲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他帶着當時最先進的物理學知識，涉洋歸來報效祖國。50年代末，鄧稼先從物理學講壇上“消失”了，他的身影閃現在核武器研製的基層第一線：在北京郊外的高粱地裏參加研究所的興建，在羅布泊國家試驗場的土路上顛簸，在雲遮霧罩的山區指揮着原子彈、氫彈的研製。鄧稼先為我國的核武器研製事業兢兢業業、嘔心瀝血，孜孜不倦地奮鬥了28年，從原子彈、氫彈原理的突破和試驗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製試驗，都作出了重大貢獻，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立下了卓越的功勛。鄧稼先曾榮獲全國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和國家級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以及“全國勞動模範”等榮譽稱號。
1986年，積勞成疾的鄧稼先被癌症奪去了生命。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月裏，他28年的祕密經歷才得以披露，“兩彈元勛”的美名才開始傳揚。
張愛萍與鄧稼先
鄧稼先病了，要動手術，75歲的張愛萍8點趕到醫院，自手術開始，他就在手術室外等候，一直等到手術結束。
張愛萍説：你們科學家都是國家的財富，保證你們的.健康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心願。
1985年8月初的一天，九院院長鄧稼先從綿陽專程趕到北京，向張愛萍及有關領導彙報九院重建情況。
張愛萍一見到鄧稼先就有些吃驚：“你怎麼瘦了？氣色也不太好。”
“不會吧，沒有什麼變化呀！”鄧稼先知道張愛萍不是一般的見面問好。從他的神色裏更從他的為人上感受到他是真切的關心。而周圍的人沒談到他這方面的變化，自己也沒感覺到。
張愛萍依然認真地問：“你最近身體怎樣？有什麼不舒服嗎？”
鄧稼先説：“其他沒有什麼，只是患痔瘡，總流血，怪討厭的。”
“做過檢查和治療了嗎？”
“只是做了一般的治療，沒做什麼檢查。”
“那就到301（醫院）去好好檢查一下。我來給你聯繫。”張愛萍説着，就打電話給301醫院院長，説明了鄧稼先的病情，特別叮囑給全面檢查一下。對方問什麼時間，張愛萍説：“現在，現在就去！”
“不，不！”鄧稼先連忙推辭，“我還沒彙報工作哪！”
張愛萍問：“有什麼急待解決的問題嗎？”
鄧稼先説：“沒有。”
張愛萍説：“沒有現在就去。我陪你去。”
“不能不能不能！”鄧稼先幾乎驚慌失措了。他知道身為軍委副祕書長、國防部長的張愛萍，每天都有許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而且他本人惜時如金，又已是古稀之年的老將軍，怎麼可以讓他陪着自己去查病呢！於是就再三謝絕。
張愛萍已拿起了手杖：“走吧，坐我的車去。路上可以談談你們的情況。”
鄧稼先只好服從了。
1958年秋，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鄧稼先，説“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徵詢他是否願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鄧稼先義無反顧地同意，回家對妻子只説自己“要調動工作”，不能再照顧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難。從小受愛國思想薰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從事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工作，表示堅決支持。從此，鄧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對外聯絡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現在嚴格警衞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鄧稼先就任二機部第九研究所理論部主任後，先挑選了一批大學生，準備有關俄文資料和原子彈模型。1959年6月，蘇聯政府終止了原有協議，中共中央下決心自己動手，搞出原子彈、和人造衞星。鄧稼先擔任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後，一面部署同事們分頭研究計算，自己也帶頭攻關。在遇到一個蘇聯專家留下的核爆大氣壓的數字時，鄧稼先在周光召的幫助下以嚴謹的計算推翻了原有結論，從而解決了關係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難題。數學家華羅庚後來稱，這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
中國研製原子彈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尖端領域的科研人員雖有較高的糧食定量，卻因缺乏油水 ，仍經常飢腸響如鼓。鄧稼先從岳父那裏能多少得到一點糧票的支援，卻都用來買餅乾之類，在工作緊張時與同事們分享。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他們日夜加班。“粗估”參數的時候，要有物理直覺;晝夜不斷地籌劃計算時，要有數學見地;決定方案時，要有勇進的膽識和穩健的判斷。可是理論是否準確永遠是一個問題。不知道他在關鍵性的方案上簽字的時候，手有沒有顫抖……
鄧稼先不僅在祕密科研院所裏費盡心血，還經常到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他冒着酷暑嚴寒，在試驗場度過了整整8年的單身漢生活，有15次在現場領導核試驗，從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就是由他最後簽字確定了設計方案。他還率領研究人員在試驗後迅速進入爆炸現場採樣，以證實效果。他又同於敏等人投入對氫彈的研究。按照“鄧—於方案”，最後終於製成了氫彈，並於原子彈爆炸後的兩年零八個月試驗成功。這同法國用8年、美國用7年、蘇聯用10年的時間相比，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鄧稼先擔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1979年又任院長。1984年，他在大漠深處指揮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
一次，航投試驗時出現降落傘事故，原子彈墜地被摔裂。鄧稼先深知危險，卻一個人搶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彈碎片拿到手裏仔細檢驗。身為醫學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彈，在鄧稼先回北京時強拉他去檢查。結果發現在他的小便中帶有放射性物質，肝臟被損，骨髓裏也侵入了放射物。隨後，鄧稼先仍堅持回核試驗基地。在步履艱難之時，他堅持要自己去裝雷管，並首次以院長的權威向周圍的人下命令：“你們還年輕，你們不能去!”1985年，鄧稼先最後離開羅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參加會議。醫生強迫他住院並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無力地倒在病牀上，面對自己妻子以及國防部長張愛萍的安慰，平靜地説：“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但沒想到它來得這樣快。”中央盡了一切力量，卻無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鄧稼先去世前不久，組織上為他個人配備了一輛專車。他只是在家人攙扶下，坐進去並轉了一小圈，表示已經享受了國家所給的待遇。
鄧稼先的精神品質：
“兩彈一星”元勛鄧稼先的愛國思想是從小就養成的，並支撐着他的一生。在愛國無功的情況下，是父親的一番肺腑之言點亮他心中的燈盞，從此，抱着“科技救國”的信念，鄧稼先刻苦求學，走出了一條輝煌的成功之路。
鄧稼先優秀的精神品質首先表現在回國的努力上，甚至堪稱典範，他是義無反顧、迫不及待，拳拳報國之心溢於言表!回國後，鄧稼先在所有場合表現出的無私、執著、吃苦耐勞、獻身精神，以及熱情、謙和、善於團結協作等，都讓人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可貴品質和精神風貌。
鄧稼先從小就有愛國情懷。13歲時，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爆發了，日本侵略者遍佈京城。當時，日本侵略者有個規定：凡是中國百姓從日本哨兵面前走過，都要向其行鞠躬禮。鄧稼先雖然還不能完全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但他知道這是一種侮辱，於是，他寧願繞道走，也不去向侵略者行禮，以免自己的人格受到玷污。
這種對侵略者的痛恨，源自他有一個愛國父親。一天，父親的一位老朋友夾着偽政府的公文包到鄧家來拜訪。沒想到，那位朋友剛一進門，平時一向很和氣的父親突然勃然大怒，很嚴厲地質問他：“你來幹什麼?這裏不歡迎你這樣的人。”朋友一下子明白了：鄧先生是嫌自己給日本人辦事。朋友羞愧難當，正想辯解什麼，父親一聲怒吼：“你出去!”這件事，給童年的鄧稼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產生了最樸素的愛國意識。那時，日本侵略者每佔領一座中國城市，就強迫中國人去參加所謂遊行集會，慶賀他們的勝利;如果不去，就會被殺頭。
有一次，侵略者又逼市民和學生開會遊行。鄧稼先雖然很氣憤，但又不能不去。當遊行剛剛要開始的時候，他就扯碎了發給他們的小紙旗，還不覺得解氣，又把破碎的旗子扔在地上，猛踩一腳，感到很揚眉吐氣。但這一幕校一個穿便衣的特務看見了。特務找到校長，要校長交出這名學生。
校長知道這事是鄧稼先乾的，但出於對學生的愛護，把這件事搪塞過去了。後來，校長找到鄧稼先的父親，告訴他：“鄧稼先已放人盯上，遲早會出危險的。萬一被密報上去，就會落到日本人手中。為了他的安全，應該想辦法讓他離開這裏。”
眼見事情已到了這個地步，父親只得同意把兒子送到外地。臨行前，家裏準備了一頓豐盛的晚飯，但誰也吃不下去。父親坐在一把老式木椅上，以從沒有過的眼光看着這個兒子，很久才堅定地説：“稼兒，你還年輕，正是學知識的時候。你出去之後，不要學文，像我一樣，學文對國家有多大用處呢?你一定要學科學。我們國家落後、貧窮，受人侵略，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家的科學技術不如人。只有掌握了科學，才能對國家有用啊。”
鄧稼先把父親的話深深印在腦海裏。就這樣，16歲的他離開了北京，開始了新的求學歷程。他始終牢記父親的囑託，決心掌握更多的科技文化知識，將來好報效祖國。
抱着學更多的本領以建設新中國之志，鄧稼先於1947年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於翌年秋進入美國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由於他學習成績突出，不足兩年便讀滿學分，並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此時他只有26歲，人稱“娃娃博士”。這位取得學位剛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棄了在美國優越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回到了一窮二白的祖國。
1950年8月，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九天後，便謝絕了恩師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決定回國。同年10月，鄧稼先來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在北京外事部門的招待會上，有人問他帶了什麼回來。他説：“帶了幾雙眼下中國還不能生產的尼龍襪子送給父親，還帶了一腦袋關於原子核的知識。” 此後的八年間，他進行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1953年，他與許鹿希結婚，許鹿希是五·四運動重要學生領袖、是後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許德珩的長女。1956年，鄧稼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蒙田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