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與俠文化探析

《水滸傳》中的俠與非俠

——《水滸傳》與俠文化探析

一、俠文化

俠文化不是宗教文化，也不是體制文化，它是一種民間色彩濃厚的世俗支流文化形態。在中國傳統社會，儒、道、墨構成了古代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胡秋原先生認為：“儒、道、墨分別來自儒士、隱士、俠士，而儒、隱、俠又構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三大性格要素。”儒、道、墨三家，皆崛起於先秦。當時處於奴隸制之下，人的生命受到蹂躪，心靈缺乏自由，所以當時諸子百家最為迫切的呼聲，並不是對於客觀世界的探求，而是人自身的自由問題。儒家是通過基本符合人性的內在追求來謀得人的自由與幸福，道家是通過符合自然特性的品質來探求自由，墨家是通過對人的外部世界的追求來獲取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儒、道、墨三種文化與儒士、隱士、俠士的三類人，有相似關係，當然並不等同，三者互有交叉。俠在這中間顯然並不僅僅出於哪一家，而是綜合文化的產物。因為他們是奉行俠義原則、實施俠義行為的一羣人。由他們的原則與行為，進一步形成了一種文化因素，程度不同地分佈於不同的學派，地域和職業人羣中。儒、道、墨正是這種綜合考察中極為重要的核心文化因素，由他們共同形成了中國俠文化的文化基因，影響及於整個中國俠文化的歷史發展與現代體驗。

當然，這三者並不是在同一角度、同一層面上整齊的對中國俠文化產生影響及相互交融，而是有不同側重的。儒學作為中國人為人處世、安身立命的根本文化屬性，對俠文化的觀念體系、價值體系，如智、仁、義、勇、信等正義原則和道德信條方面有重要影響；道家則從社會生活態度上對俠文化有重大影響，如淡薄名利、崇尚自由、獨立任性等稟賦；墨家在體制層面上對俠文化有重要影響，如與朝廷相對立的民間下層文化體系和祕密結社的社會行為方式，後來的水滸梁山正是祕密結社的團體，也恰好體現了這種複雜的俠文化。

二、《水滸傳》中的俠士與俠文化

由於兩宋社會的矛盾與腐敗，民不聊生，平民鋌而走險，亡命江湖。異族入侵，宋廷南遷，湖泊山林便成為義軍與諸類盜匪的活動據點，各種形式的山寨林立，又構成了中國民間社會的另一種綠林階層。這些人甚至招兵買馬、攻城略地，與朝廷官府公然叫板。最能體現當時的江湖氣和俠義的，莫過於《水滸傳》。

《水滸傳》中一百單八位英雄好漢每個人都有一段傳奇的經歷，個個身懷絕技，英武不凡，最終因為相似的人生遭遇，相似的天性稟賦走到了一起。

在此我們有必要區分一下俠客和好漢這兩個概念。由於俠客一般獨來獨往，為社會公義的維護者，不求報酬，不過受益人不多，影響力有限，沒有強大的經濟支持，難以善始善終。而好漢一般嘯聚山林，多由於不滿統治階級的迫害，抱團抵抗，影響力限於一地，有一定的理念，沒有遠大的抱負，多希望被朝廷招安，為一種不穩定的被動過渡。水滸英雄即是後一種，因而我們通常將梁山英雄稱之為“好漢”。概括地講，從本質來看，俠客一般超脱於世俗社會之上，其行為往往是一種個人訴求和修身體現，而好漢相對來説具有更多的現實政治訴求和“用世”精神。當然無論俠士還是好漢，他們又有着許多共性，在相對獨立於社會普遍規範和遊離於“法律與秩序”之外、在行俠仗義的行為和對某種精神信念的堅守上又是一致的，因而其內涵是相互交叉的，而俠客所涵蓋的範圍更廣闊些。明白了這點，那無論我們稱水滸英雄為俠客還是好漢，都不致會造成對其精神實質的誤解。

魯智深、武松就是水滸好漢中俠士的典型代表，他們身上既有好漢的共性又體現了俠士的仁、義、忠、勇、智和獨立精神。因而這兩個形象就更加鮮明、更加獨特、更令人神往，他們身上的俠士風神甚至是無法用語言來準確把握的。

魯智深出身於低級軍官，感於一對父女的悽慘遭遇，激於義憤而打抱不平，盛怒之下且能保持冷靜頭腦，先是阻止店小二報信，接着誘鎮關西發怒上當，然後一擊而中，而當他意識到自己打死了人，首先想到的卻是坐牢獄無人送飯，多麼可愛的大俠！簡直令人擊節稱賞。而在酒樓上時，魯達動員史進、李忠二人將自己的銀兩送與金氏父女時，看李忠猶猶豫豫，竟直抱怨“是個不痛快的”，急人之難，無愧於俠客，魯達之義由此可見一斑。謀定而後動，處變而不驚，有擔當有器量，雖然魯莽卻不是李逵那樣的殺人屠夫，身在廟堂而行俠義之事，很有郭解一流人物的氣概。結識林沖後更表現出了他俠客的本色，林沖最危難的時候屢次得到了他的全力幫助，不僅在野豬林救林沖大難，還將沿途探聽明白“此去滄州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靜去處，灑家已打聽實在”。

這個看似粗魯的人有着很敏鋭的洞察力。當時好漢聞聽宋江大名，如雷貫耳，見到其人，更是“納頭便拜”，但魯智深卻會考慮：“我只見今日也有人説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説宋三郎好，可惜灑家不曾相會。眾人説他的名字，聒得灑家耳朵也聾了，想必其人是個真男子，以致天下聞名。”提出懷疑的態度，不跟風，不盲目，實屬難能可貴。這都體現了魯智深的“智”。當宋江要招安時，他循循善誘地勸導道：“如今滿朝文武俱是奸邪，矇蔽聖聰，就比俺的直裰染皂了，怎洗的乾淨？招安不濟事，便拜辭了，明日一個個各去尋趁罷。”後來當別人接受朝廷封賞，終於遂了“封妻廕子”的願望時，而他卻迴歸禪院。最後的圓寂深有禪意，正如上天派他來完成一個使命，當他走完這段路後就要回到他來的地方了。因此我們可以將魯智深看做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大俠，而且是一位洞悉了人世態相，參破玄機的佛俠。

武松是水滸裏另外一位着墨較多的人物，打虎景陽崗、鬥殺西門慶、結義十字坡、醉打蔣門神、血濺鴛鴦樓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經典。武松是施耐庵最嘔心瀝血刻畫的人物之一。一個人就佔了整整十回的篇幅，不管是七十回本、百回本還是百二十回本，其他的故事可以壓縮、可以刪減，但好漢武二郎的故事絕不能刪減一點。武松的故事，已經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可以摘取成冊的經典片段。

景陽崗打虎，武松之神勇概由此而來。在梁山好漢中，打死過老虎的總共有四人，除開武松，尚有李逵、解珍解寶兄弟。要説真正背水一戰，赤手空拳打死猛虎的，還是首推行者武松。大碗喝酒、力排眾議、深夜過崗，赤手空拳打死猛虎。聽來只覺是天書，令人神往，試問古往今來，哪個英雄豪傑有這般神采和氣概？且不説武松之前赤拳打虎，手刃西門，在“血濺鴛鴦樓”後，武松尚覺不夠痛快，於是在牆上血書八個大字：殺人者，打虎武松也！何等的英雄氣概！

而在柴大官人莊上時，宋江不慎踢翻了武松的火盆，武松當即要打宋江，待知此人便是聞名江湖的宋公明時，又友好相從。很有古人“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的灑脱心胸。武松同樣鄙棄功名，尤其是當他認清了宋廷反動腐朽的本質後，決然選擇皈依六和塔，保持了“合則留，不合則去”的獨立高蹈之精神。雖説武松和他那個時代的人一樣也曾信任朝廷、信任律法，但他最終還是醒悟了，也就取得了全身而退的圓滿結局。難怪清人金聖歎在將武松與其他眾好漢做了一通比較的情況下將其稱之為“天人”！無論是魯智深還是武松，都因為他們身上散發着的豪情，閃耀着的個性讓他們從眾多人物中脱穎而出，成為水滸俠士中最耀眼的明星。

以魯智深、武松等人為代表的水滸之俠上承先秦風流之遊俠，下啟後世之俠士，是中國俠文化殿堂中的頂樑支柱。

三、《水滸傳》中俠的侷限性

《水滸傳》中的俠其實存在一個有“義俠”向“忠俠”的模式轉變問題。施耐庵先生的《水滸傳》筆下的俠客已經完全不同於《史記》中的俠客了，更加世俗化平民化，人物的想法更加複雜，對自身行為也有了更多樣的思考，但正是這種變化使得俠客的舉動缺少了《史記》中的單純和浪漫，從而缺少了俠應有的豪傑之氣，越多的顧慮讓他們的姿態不再瀟灑，而是充滿了沉重和辛酸，有了世故的智慧而缺少了剛性的準則。他們更象一羣為生活所迫的落魄人，再也沒有先秦時的俠客那種把握自己命運的自信和勇氣。正如中國社會發展到《水滸傳》產生的那個社會時期已經處於暮年那樣，它的俠也充滿了暮氣，剛健的血性，勃發的生命力已經遠去，留下了沉積的經驗和世故的智慧，俠的精神也在這樣的年代裏發生了裂變。

林沖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是禁軍教頭，有一個小康的家庭，平時裏做夢也未必想做一個俠客，妻子被高衙內欺負，如果是聶政一流人物，除開血濺五步，已經不會有別的結果了。然而“當時林沖扳將過來，卻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軟了”，而且當魯智深過來要幫助時，他又説“不怕官只怕管，林沖不合吃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寥寥幾語已經讓林沖遠離了俠客的本意，精神與人格隨着社會文化的暮氣而退化，把自己擺放在朝廷搭建的社會框架裏，已不再是那種以自己能力為核心的俠客精神，更大程度上體現的是市民的價值觀。所以林沖武藝可能超過聶政，也可以為知己而死，但他的精神實質已經不是先秦的任俠精神，而是一種被社會所壓抑而變形，更容易被社會認同的市民俠客精神。林沖的壓抑退讓間接導致了陸虞候一次次的詭計和最後白虎堂的中計被擒，然而即使到了野豬林那樣的絕境，林沖也沒有生髮奮起反抗，掙脱魔掌的念頭。在他的深層意識裏始終認為俠客不是一個正當的事業，寧可在滄州草場裏苦熬歲月也不願邁出那一步，這正與秦漢時那種“慷慨任氣”形成鮮明的對比，反映了自漢以後歷代大一統王朝對俠客的迫害和鎮壓對人精神世界產生的影響，“俠”逐漸在人們心中成了與“盜”“匪”相近的詞，而要搏個“封妻廕子”就得走朝廷定下的“正途”。林沖空有八十萬禁軍教頭之威名，其實乃典型的儒家人格，也正是他這樣的人格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在那個亂世中的悲劇結局。

如果説風雪山神廟無可後退的的絕境榨出了林沖骨子裏僅存的俠氣，還表現了林沖作為英雄的一面，那麼作為俠客領袖的宋江則完全不可以稱為一個俠了。宋江其人很有代表性，是水滸中個性鮮明、血肉飽滿、缺陷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出場頗有意味：“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士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金似士！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託；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救人之急，扶人之困，因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卻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在殺閻婆惜後的一段流亡生涯中，他得到了江湖的尊重和信任，以至在他因寫反詩要被處死時，梁山泊傾全力相營救。這個階段可以説是宋江的一個上行時期，頗有近於俠客的精神。然而宋江在骨子是要走忠君愛國的路子的，認為落草為寇終究不是什麼正途，還是去邊庭一刀一槍搏得個封妻廕子的好。因此當他數次落難，走投無路，梁山眾好漢苦勸他上山入夥時，他總是嚴詞以拒。最後實在無奈才上了梁山。然而在上山成為頭領之後他念念不忘的事情卻是投降招安，晁蓋死去之後，宋江立即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這一舉動具有標誌性意義，意味着宋江已開始背叛了梁山俠義事業，走上了一條與朝廷媾合的道路。對待朝廷已經不是戰國時候的雙向選擇，合則留不合則去，而是無條件效忠。這固然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那個時期的產物，也表明了俠的觀念在人們的心中已經可有可無，不再是一種依靠其生存的心理支撐力量。不管表面如何的仗義疏財折節下士，儒家正統心理決定了宋江所作所為都已經離開了俠的本意，沒有一個獨立的是非標準，思想上完全沒有超出當時社會的普遍觀念，在“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旗幟下，他們所謂的“替天行道”讓一切都顯得很扭曲，對謀害過自己的黃文斌，殺了其全家，並與李逵等挖吃黃的心肝；對謀害過自己的清風寨劉夫人，要殺其全家；對待祝家莊更是憤而屠莊，而俘虜了高太尉時説的卻是“文面小吏，安敢叛逆聖朝，奈緣積累罪尤，逼得如此。二次雖奉天恩，中間委曲奸弊，難以縷陳。萬望太尉慈憫，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銘心，誓圖死保。”不僅屈膝告饒加之恬顏奉承“再設筵宴送行，出金銀綵緞之類，約數千金，專送太尉，為折席之禮”，這與“輾轉公侯之府身不為屈，家無隔夜之糧而濟朋友急”的先秦俠客相差何啻天淵。在征討王慶方臘的戰爭中，每以正統自居，不再是以俠的眼光來看待問題，沒有自己獨立價值觀的俠，不是成為匪盜，就是成為了朝廷的附庸。更為悲哀的是，朝廷終究不會拿他們當自己人，終究是將他們列入了消滅的“黑名單”。

四、《水滸傳》中俠的悲劇內涵

我們細觀宋江、林沖等人，宋江開始時在江湖上廣施恩惠，聲望日隆，取得梁山頭領地位後，又一心招安，渴望建功立業。典型的儒法型人格，但卻又不是單純的官方正統人格，為了自己的個人目的，於其中夾雜着俠士的某些特性稟賦而已。在此，已被政府完全強化了官方正統意識佔了主導，只要可能，他們總想着與政府媾合，所謂俠氣不過時勢下的不得已而已。

再看李逵，此人兇殘異常，食人心肝，講忠義不講原則，一味對宋江愚忠。這哪裏還有好好漢的影子，完全一個殺人魔王。李逵是一個可憐可悲復可恨的人物。説他可憐，這廝衝鋒陷陣，大小百餘戰，毫髮無傷，最後卻死在自己最崇敬的大哥手裏；説他可悲，他空有一身蠻力，莽撞粗魯，從結識宋江開始，完全沒有自己的思維，人生信念除了論稱分金銀、成套穿衣裳、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就是殺人放火；説他可恨，他視人命如草芥，對敵不管是官兵強盜還是良善百姓，統統“大斧排頭砍去”，仗着有宋江庇護，侍寵而嬌，凌辱兄弟。李逵一生唯宋大哥馬首是瞻，完全喪失自我，那麼李逵其實就是個愚昧而兇殘的奴才，他貌似好漢實為強盜。説李逵是好漢，不過是人們一廂情願的一個誤會而已。

至於其他各色沒有原則、喪失氣節的所謂好漢在此就不再贅述了。他們大多原本是封建朝廷的小官吏、下級軍官或小商人之類，本來就沒有多少革命性或俠義精神，不過是為生活際遇所迫甚至為吳用等人所“賺”，才上了梁山入夥的。因此這一部分人其實並無多少主見，更遑論俠士情懷和獨立精神，他們只能在現實際遇中隨波逐流了。

至此“俠”已然異化了。到了理學興盛的宋明，所謂的俠要麼只是一介勇夫，要麼就是附庸風雅之輩，俠的精神隨着思想桎梏的加強日益蜕化。當一件義所當為的事與頭腦中那些被社會扭曲的教條相沖突後，很容易讓人產生混亂。俠客因為堅定的信念所以有無限的勇氣，周圍所有人可以異視你，但自己不能異視自己，一旦對自己的標準懷疑，去苟同社會的庸俗價值，那就無所謂俠了。自由的文化環境對俠客文化有重要的意義，沒有自由的文化，就產生不了健全的人格，沒有強健的靈魂就談不上俠客，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俠客，俠客精神只是故紙堆裏的灰塵。

那麼，水滸羣俠們最終走向了一條不歸路就一點也不讓人驚奇了！當然，我們同時也能發現，這畢竟是一種歷史潮流。

結語

就這樣，誕生於中國春秋時代的俠在經歷了先秦時代的遊俠，漢魏六朝的豪暴之俠後，至宋明時代，俠走向了世俗化，走向了與朝廷合作的的道路。俠文化的內涵變得愈來愈豐富多樣，也愈來愈模糊遊移。可以説中國的俠就經歷了這樣一個由盛逐漸轉衰的過程，俠文化歷千年而到今，已然成了人們心中一個美好而浪漫的夢幻！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大潮流。北島説：“我不是英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只想做個人!”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