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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維護”主題教育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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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維護”主題教育學習心得

“兩個維護”主題教育學習心得

按照區委的統一部署,根據“踐行初心使命,重整行裝再出發”的活動安排,對照“守初心、擔使命,找差距、抓落實”的總要求,通過開展的幾次集中交流學習,我受益良多。本人在會前已認真學習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習近平關於“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重要論述選編》和《做到“兩個維護”》等學習資料,收穫頗豐,今天的發言拋磚引玉,供大家參考。

我今天的發言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一是什麼是“兩個維護”,二是為什麼要做到“兩個維護”,三是如何落實“兩個維護”。

一、什麼是“兩個維護”?

“兩個維護”是指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既是根本政治任務,也是根本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是牢固樹立“四個意識”的集中體現。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第一條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黨是領導一切的”,也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成功經驗。毛澤東曾説:“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頁)。鄧小平也明確指出“黨是領導一切的核心”(《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頁)。這是中國共產黨率領國家和人民戰勝一切困難、取得一切勝利的一大法寶,也是“中國奇蹟”的奧祕之所在。

維護黨中央權威首先要維護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明確習近平同志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首次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並寫入全會文件。

習近平總書記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是在偉大斗爭中形成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新局面,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成就,實現了黨和國家事業的繼往開來,贏得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擁護,受到了國際社會高度讚譽。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事實上已經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確立習近平總書記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是我們黨的鄭重選擇,是眾望所歸、名副其實,當之無愧。

二、為什麼要做到“兩個維護”?

(一)民族的歷史淵源

縱觀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從遠古伏羲農耕文化開始,到漢唐宋明清各個朝代的“盛世之治”,我們中華民族的每個歷史發展進程中,都離不開精神圖騰的存在。民族有炎黃,部落有酋長,家族有族長,家是國的基礎,國是家的延伸。從神話到現實,無論遠古還是近現代,中華民族歷來崇尚精神領袖,家國大義靠每一個“小家”同“大國”同聲相應、緊密相連。在每一箇中國人的精神譜系裏,同為炎黃子孫,同為華夏兒女,國家與家庭、社會與個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整體。家國情懷,可謂是華夏兒女的精神原鄉。維護權威,是我們民族在五千年上下的淬鍊中形成的文化傳統。

(二)存在的理論依據

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羣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因素。但是,在肯定人民羣眾的歷史主體作用的同時,唯物史觀並不否定領袖人物的巨大歷史作用,認為領袖人物是人民羣眾的傑出代表,在推動社會變革、歷史發展和文明進步中具有關鍵性和引領性作用。

馬克思在《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指出:“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

1872 年,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總結了巴黎公社失敗的經驗教訓,科學闡述了權威存在的必然性,特別是對於無產階級政黨的重大意義,強調“沒有權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動。沒有這種統一的和指導性的意志,要進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巴黎公社失敗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統一的軍事指揮,未建立工農聯盟、沒有形成權威的領導核心。

列寧指出:“羣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他強調:“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他特別強調黨的傑出領袖對黨的意志統一的決定性作用,明確提出:“造就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望的黨的領袖是一件長期的艱難的事情。但是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意志統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在民主革命過程中,毛澤東也曾反覆強調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維護中央權威的重要性。1943 年10 月,毛澤東指出,“實行一元化的領導很重要,要建立領導核心,反對‘一國三公’”,強調黨要統一根據地黨政軍民工作,避免政出多門,防止扯皮現象,集中力量打擊敵人,並認為領導核心只能有一個。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89 年政治風波之後,鄧小平也反覆強調“中央要有權威”,要注意維護黨中央領導集體和這個集體的核心。他在同中央領導同志談話時強調:“屬於政策、方針的重大問題,國務院也好,全國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黨員負責幹部提到黨中央常委會討論,討論決定之後再去多方商量,貫徹執行。”他同意陳雲的説法,認為各路諸侯太多,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各自為政,並對這種各自為政的分散主義進行嚴厲批評,提出黨中央的權威必須加強。“中央的話不聽,國務院的話不聽,這不行。特別是有困難的時候,沒有黨中央、國務院這個權威,不可能解決問題。有了這個權威,困難時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權威,該集中的要集中,否則至少要耽誤時間。”他強調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最關緊要的是有一個團結的領導核心。這樣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會主義中國將是不可戰勝的。”這些論述,也被稱之為鄧小平的政治交代。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兩個維護”從來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重要標誌,為“兩個維護”提供了充分的理論根據。

(三)存在的歷史依據

馬克思、恩格斯在創建無產階級政黨和開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過程中,同巴枯寧等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反對權威的錯誤思想進行了堅決鬥爭,突出地強調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問題。正是因為有了像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權威,才保證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開創和健康發展。

列寧在創建布爾什維克黨的過程中,首先就是同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不要黨的權威的經濟主義進行堅決鬥爭。正是因為有了像列寧這樣的權威,布爾什維克黨才保持了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最終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充分證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核心是一個黨成熟的重要標誌,是黨擁有強大凝聚力和戰鬥力的根本保證。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然而,在1935 年遵義會議前,我們黨還沒有形成成熟的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這是黨的事業屢遭挫折甚至面臨失敗危險的重要原因。

直到遵義會議,毛澤東才以其深厚的理論修養、卓越的領導才能、豐富的領導經驗、長遠的戰略眼光,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發揮了關鍵作用,成為我們黨當之無愧的事實上的領導核心。

但是,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確立毛澤東的核心地位,還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考驗。比如,1935 年6 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後,張國燾在“北上”還是“南下”問題上與黨中央產生分歧。張國燾自恃軍事力量強大,並以此要挾中央,挑戰毛澤東的核心地位,妄圖取得黨和紅軍的領導權,最終走到“另立中央”、分裂黨和紅軍的地步,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1937 年11 月,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從蘇聯回國後,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以個人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不尊重、不服從中央領導。在當年12 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傳達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批評了洛川會議確定的關於抗戰的戰略方針,事先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張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共16人的名單。王明到達武漢任長江局書記後,把長江局凌駕於中央書記處之上,與中共中央公開分庭抗禮,在未經中共中央同意的情況下發表與中共中央相左的意見,還在中共中央已發佈《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之後,又提出另外六大綱領。對此,前共產國際代表李德看得一清二楚,他回憶説:“我們把華中局(即長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王明這種與中共中央分庭抗禮的做法,在黨內導致了嚴重分裂,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在同張國燾、王明錯誤的鬥爭中,全黨進一步認識到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維護毛澤東領導核心地位的極端重要性。

1938 年9 月至11 月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批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確路線,肯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思想,推動了抗日救亡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1943 年3 月20 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規定,中央政治局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擔負着領導全黨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一致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從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

經過延安整風,到黨的七大時,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無論從思想上、政治上還是從組織上都完全確立和鞏固下來。劉少奇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指出:“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志。”“我們黨不只是有了自己的偉大的領袖,而且有了大批久經鍛鍊的、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並圍繞在毛澤東同志周圍的中堅幹部。”正是因為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和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我們才順利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長的歷史中,不管我們黨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不管其成員有這樣那樣的變化,始終保持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正是因為有鄧小平為領導核心,我們黨才順利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

黨的歷史經驗充分説明,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維護黨的領袖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是我們黨自成立以來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寶貴經驗,必須把這一成果和經驗運用好、發展好。

(四)現實的迫切需求

在世界發展歷史上,一個國家的崛起和現代化轉型都必須擁有強大的國家治理體系和強有力的領導人,無論早期的歐洲,還是後來的美國,直至一些亞洲國家後來居上,都是如此。比如,正是得益於羅斯福總統四屆任期和政府強有力的領導,美國才得以從1929 年至1933 年的經濟大蕭條中走出來,並在戰勝法西斯,構建戰後世界秩序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再如,正是得益於以李光耀為核心的新加坡政府數十年的強有力領導,才使新加坡由一個貧窮落後的小國變成一個充滿活力的現代化國家,並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今中國,正處於和平崛起、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從國際形勢看,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日益加劇,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方興未艾,中華民族正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們必須牢牢把握住這個大變局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的重大機遇。

從國內形勢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改革發展正處在攻堅克難、闖關奪隘的重要階段,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定會面臨這樣那樣的風險挑戰,甚至會遇到難以想象的驚濤駭浪。

從黨內狀況看,我們黨面臨的“四大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黨面臨的“四大危險”是尖鋭的、嚴峻的,黨內存在的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

從宏觀到微觀,我們聚焦到我們的人力資源上來分析,中國面臨着未富先老、未富先奢、未富先腐的三大風險。經濟發展水平仍將並長期處於發展中國家水平,卻已經提前步入老齡化社會。工人越來越難招,工資從五年前的一千多漲到現在三、五千,還招不到工人。人均GDP並未處於世界前列,但奢侈品消費卻穩居世界第一,當代青年網絡意識形態環境繁雜,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佔據主流,網絡上傳遞着的紛繁複雜的價值觀,緩慢滲透影響着我們的青少年,人人都是麥克風的局面對我們黨如何做好人民羣眾的意識形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挑戰。於此同時,隨着反腐敗鬥爭的不斷深入,腐敗的成本將越來越高,腐敗的空間已越來越小,而腐敗的手段方法也將越來越隱蔽多樣。“表哥”、“房姐”等社會公眾熱議話題,直接造成了國家信用有所透支、政府公信力有所缺失、社會信任度有所下降等副作用。

面對國際國內的嚴峻挑戰和重大機遇,我們黨要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必須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尤其需要建立和維護一個穩定的具有強大凝聚力、號召力和動員力的領導核心,否則就無法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考驗,就無法實現黨所肩負的偉大歷史使命。

從以上四個方面來看,偉大時代必然需要並必然產生屬於這個偉大時代的偉大人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面對十分複雜的國內外形勢挑戰,應時代之變、立時代潮流,高瞻遠矚、舉旗定向、謀篇佈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體系和戰略體系,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接續推進偉大社會革命,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成為全黨擁護、人民愛戴、當之無愧的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軍隊統帥、人民領袖,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革命性鍛造中形成的普遍共識和共同意志,是全黨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成為全黨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首先是因為他選擇了全黨、選擇了人民、選擇了歷史。這裏僅舉幾個例子作簡要説明。2019 年3 月22 日,意大利眾議院議長菲科向進行國事訪問的習近平主席發問:“您當選中國國家主席的時候,是怎樣一種心情?”習近平主席的回答感人肺腑:“這麼大一個國家,責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艱鉅。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我願意做到一個‘無我’的狀態,為中國的發展奉獻自己。”實際上這樣的話,黨的十八大以來他已經説過多次。比如,2015 年1 月,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語擲地有聲:“人民把權力交給我們,我們就必須以身許黨許國、報黨報國,該做的事就要做,該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敗分子,就要得罪十三億人民。” 2016 年底,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更是一字千鈞地講道:“黨和人民需要我們獻身的時候,我們都要毫不猶豫挺身而出,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我們都做不到,讓誰去做?” 習近平總書記以身許黨許國、報黨報國的崇高志向和偉大情懷,早在他青年時期就已經確立了。習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間的身邊工作人員張銀耀回憶説:“我們有過很多交流,至今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近平同志多次跟我説過的一句話:‘我早已是以身許國了。’這是我們在一塊的時候,他對我説的掏心窩子的話。那個時候,他年輕,我也年輕,我覺得我聽到的是一個熱血青年帶有強烈理想主義的話語。現在,30 多年過去了,我們都已經是60 多歲的人了,我越來越深刻體會到了這句話的含義和分量。”可見,習近平總書記早已把自己的一切和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我們的歷史融為一體了。我們黨有習近平同志作為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軍隊統帥、人民領袖,是黨和國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三、如何落實“兩個維護”?

當前,在落實“兩個維護”上的認識,還存在温差、落差、偏差。口號喊得震天響,行動起來輕飄飄,更有的是陽奉陰違,説一套做一套,嘴上説堅決做到“兩個維護”,行動上背離“兩個維護”,秦嶺違建別墅案就是在“兩個維護”這個嚴肅政治原則上陽奉陰違、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一個典型案例。我們要切實提高對“兩個維護”科學內涵的正確認識,全面增強做到“兩個維護”的自覺性。

首先,要將“兩個維護”上升到個人信仰的高度。因為只有信仰才能推動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不停的進步。也正是因為有信仰的加持,曼德拉才能在27年的監獄生涯中繼續前行,甘地才能形成自己的獨特革命思想,孔子才能發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警示名言。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孫中山當時向那批年輕的革命者們號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從今天起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那時的他們還存着富國強兵的革命信仰。然而僅僅十幾年過去,當國民黨要員們一個個坐上高位,一個個被物質慾望所侵蝕,當年的革命理想,更是被拋到了九霄雲外;反觀共產黨領導下的邊區政府,“縣長概是民選,官吏如貪污五十元者革職,五百元者槍斃”,正是因為堅定信仰武裝起來的革命隊伍,所以才能在極其殘酷的條件下,贏得了千千萬萬普通民眾捨生忘死的緊密追隨,最終實現這個國家的獨立與富強,最終讓中華民族再次為世界所矚目。

其次,我們要將“兩個維護”切實落實到行動中。曾國藩講:“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在 2013年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這句話被習近平總書記引用,“為官避事平生恥”告訴我們要勇於擔當,敢於行動。人力資源工作與羣眾密切相關,大部分都是服務羣眾的窗口,這就需要我們緊緊圍繞深圳打造“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戰略,堅持“人才優先,民生為本,和諧穩定,規範有序”的工作主線,努力滿足社會和羣眾需求,精心打造一批服務羣眾的優質品牌。每名黨員都是人力資源工作的“一份子”,一言一行直接關乎我局形象,我們每一名黨員,都要從自我做起,從本職工作做起,在學習上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在工作上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在作風建設上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在遵紀守規上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在反腐倡廉上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就是用實際行動落實“兩個維護”的最好詮釋。

最後,我們要將“兩個維護”的精神不斷髮揚光大。用我們個人的力量帶動一個家庭,用我們班子的力量帶動整個團隊,用我們一個窗口的力量,影響一批羣眾,堅決防止“低級紅”、“高級黑”現象的出現,堅決防止和糾正一切偏離“兩個維護”的錯誤言行。“兩個維護”同維護黨的領導人的威信是一致的。習近平等中央領導同志帶頭嚴格遵守“八項規定”,以上率下,以身示範,國內調研活動輕車簡從,不搞迎送儀式,不鋪紅地毯,不擺鮮花,不準發致敬電,等等,為全黨作出了表率,彰顯出強大人格力量。我們必須堅決貫徹黨中央精神和決策部署,堅決防止有令不行或緩行、有禁不止或緩止,堅決防止和反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確保全黨始終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總之,“兩個維護”具有充分的理論依據、歷史依據和現實依據,做到“兩個維護”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黨性的體現。在“兩個維護”這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我們一定要頭腦非常清醒、態度非常鮮明、立場非常堅定,並將其化為高度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情感自覺、行動自覺,像愛護生命一樣愛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與一切損害核心的行為進行堅決的鬥爭,始終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