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培養了我，將個人財產還給國家，是做最後的貢獻。”因患重病，87歲的中科院院士盧永根感覺自己時日無多，在與自己夫人徐雪賓商量後，決定將畢生積蓄880多萬元無償捐獻給教育事業。
盧永根祖籍廣東花都，1930年生於香港，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受派遣回到廣州。從此，他在教育領域開始了一輩子的堅守。有人會問：為什麼要放棄安逸的生活回到內地呢？盧永根的回答簡單而真摯，“侵華戰爭的現實教育了我，我要為祖國復興效力。”正是帶着這份愛國的赤子之心，盧永根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不僅為科研奉獻了一切，也為廣大學子點燃了心中的愛國主義火焰。這份真摯的愛國熱情不僅值得我們尊敬，更值得我們學習。
學習盧永根，用堅定的愛國信念來武裝自己。從年輕時放棄安逸生活回到內地，到後來在教育領域的一輩子堅守，這其中始終支撐盧永根的便是他堅定的愛國信念。盧永根説：“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祖國故，兩者皆可拋。我希望能像一束小火花，點燃你們心中的愛國主義火焰。”
學習盧永根，用嚴謹的工作作風來塑造自己。“多幹一點，少拿一點，腰板硬一點，説話響一點”，這是盧永根經常用來自勉的四個“一點”。而“先黨員，後校長”則是他的口頭禪，他認為當好校長的前提是先當好一名黨員。在工作上，盧永根對人對己都十分嚴格，不搞一點特殊，即使到後來身患重病，也依然堅持不搞特殊化。
學習盧永根，用樸實的生活態度來修飾自己。盧永根夫婦一共捐出了8809446元，學校用這筆款設立了教育基金，用於獎勵貧困學生與優秀青年教師。而盧永根自己的生活非常樸實，有人用“家徒四壁”來形容他的家，從中可見其生活簡樸。破舊的家，簡單的飯，一點一滴都昭顯着這位老人骨子裏的淳樸。
一生報效祖國，畢生積蓄回饋社會，這就是正能量，我們要向盧永根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我們要向盧永根同志學習，學習他的愛國情懷，學習他的坦蕩胸懷，我們要向這位中華民族的楷模學習，做一個有社會責任感、有愛國熱情的中國人！
他走了，不帶走一片雲彩；
他走了，留下一片赤誠、無限感動。
“盧永根……”追思中，一聲輕喚，讓人淚流滾燙、心潮難平。
有一種信仰，叫赤誠報國；有一種大愛，叫“布衣院士”。
唯物主義者“最後的貢獻”
“黨培養了我，將個人財產還給國家，是作最後的貢獻。”——盧永根
2019年8月12日凌晨，87歲的盧永根院士因病辭世。按照他和家屬意見，不舉行任何遺體告別儀式；遺體無償捐獻給醫學科研和醫學教育事業。
這是他作為院士的“最後一次科普”；這是他作為唯物主義者的“最後的一次貢獻”。
盧永根去世後的第4天，他的老伴、華南農大離休教授徐雪賓將一個信封鄭重交給華南農大原黨委書記李大勝：“這是阿盧的特殊黨費，希望組織能夠接受。”
住院的日子，盧永根夫婦堅持着每天清晨收聽廣播、每晚看《新聞聯播》的習慣。夫人每天為盧永根讀報。
“2017年4月17日，盧永根希望學院把教育基金的管理實施辦法制定好”；
“2017年9月27日，組織支部學習黃大年的先進事蹟”；
“2017年10月20日。盧永根在病房全程觀看了十九大開幕直播，他表示，總書記的報告讓他這位老黨員熱血沸騰，備受鼓舞。”
……
這是盧永根參加所在黨支部組織生活記錄。
黨的十九大召開當天，盧永根身體非常虛弱，躺在牀上，插着氧氣管，仍然堅持全程聽完十九大報告，並參與隨後的學習、討論。
“盧永根詮釋了黨性的力量。”華南農大黨委副書記鍾仰進説。
“布衣院士”的“窮”與慷慨
“多幹一點，少拿一點，腰板硬一點，説話響一點。”——盧永根
2017年3月，盧永根以夫妻的名義將畢生積蓄880萬元人民幣捐贈給華南農大，成立教育基金，用於獎勵品學兼優的貧困學生及優秀青年教師，資助、邀請農業領域國內外著名科學家來校講座。這是當時華南農大建校以來最大的一筆個人捐款。
2014年，他還説服哥哥，將老家兩間兄弟共有的祖屋，以他們父母的名義捐給了廣州花都區羅洞村的國小。
在盧永根夫婦慷慨捐贈的背後，是無法想象的節儉。
退休後，夫妻倆出行坐公交，吃飯在食堂。平日裏，人們總能見到這位老校長、老院士端着一個半舊飯盒，靜靜地與學生們一起排隊打飯。
院士家中的擺設，還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破舊的木沙發、老式電視；鐵架子牀鏽跡斑斑，掛帳子用的竹竿，一頭綁着繩子，一頭用釘子固定在牆上；幾張還在使用的椅子，用鐵絲綁了又綁……
華南農大農學院原黨委書記張展基一直記得，一次，他打着雨傘走出校門，突然看到盧永根校長一手拎着包、一手提着皮鞋冒雨往學校裏跑。後來才知道，盧永根的皮鞋是出國或特殊場合才穿的，那天他在省裏開完會回校，正趕上下雨，他生怕皮鞋沾水弄壞，於是有了拎着鞋赤腳奔跑的一幕。
有一年，農學院給參加運動會的教工發了一套運動服和運動鞋，竟然成為盧永根日常生活的“標配”。那雙運動鞋，他穿到脱膠、掉線，去修鞋攤補了幾回，繼續穿，實在不能再穿了才扔掉。他説：“沒到用光用爛還能用，物要盡其用。”
“公家的錢，能省就省。”華南農大農學院教授劉向東回憶，盧永根特別嚴於律己。
2003年，盧永根參加在南昌舉行的全國野生稻大會，會後繼續去瀋陽出差。為了節省住宿費和時間，已是70多歲的他選擇坐夜行火車到北京，再換乘飛機到瀋陽……
科學家的愛與奉獻
“一名真正的科學家，必須是一名忠誠的愛國主義者，要把國家和人民的需要作為自己工作的動力。”——盧永根
雙休日和假期照常工作，早已成為盧永根實驗室的不成文規矩。
盧永根表示，既然選擇了教師的職業，就無怨無悔，從來沒有想過改行。
曾經有一個時期，教師的社會地位不高，生活待遇也較低，有些教師心情浮動。
盧永根説：“不為五斗米折腰，才是真正的科學家。”
1987年，上級擬將擔任華南農學院院長的盧永根調到北京，任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兼黨組書記，享受副部級待遇。但盧永根懇切推辭，因為他捨不得離開水稻研究事業。
盧永根是中國著名稻作科學家丁穎院士的學生。1961年，中央決定為老專家配備科研助手，丁穎院士選擇了盧永根。直到1964年10月丁穎在北京逝世，盧永根一直在他身邊工作，跟隨老師跑遍了全國的稻區。
丁穎淡泊名利，勤懇敬業，生活儉樸，學農愛農。這些優秀的品質，深深地影響了盧永根。同時，年輕的盧永根身上共產黨員的可貴品格也影響着丁穎，晚年的丁穎，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盧永根一生從事稻種。種質資源收集、保護與創新利用以及水稻遺傳學和細胞生物學等基礎性研究工作， 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他曾協助中國科學院院士丁穎開展中國水稻品種的光温生態研究，丁穎去世後，盧永根主持總結該項工作並參加撰寫《中國水稻品種的光温生態》，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在水稻遺傳資源、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雜種不育性與親和性等方面的遺傳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他提出水稻“特異親和基因”的新學術觀點以及應用“特異親和基因”克服秈粳亞種間不育性的設想，被業界認為是對栽培稻雜種不育性和親和性比較完整和系統的新認識，在理論上有所創新，對水稻育種實踐具有指導意義。
盧永根還帶着學生，悉心保護着1萬多份水稻種質資源並加以研究。如今，華南農業大學已成為我國稻種資源的寶庫。
2001年，聽説在廣東佛岡縣的一處山頂上長有野生稻。盧永根不顧年邁，帶學生去尋找。山上沒有路，佈滿荊棘。到了半山腰，盧永根已經體力不支，但他堅持要去現場，學生們只好架着他爬到山頂。
直到70多歲，盧永根還帶着學生翻山越嶺，到處尋找野生稻種。
有一張當年拍的現場照片，盧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着樹，在野生稻旁笑得格外燦爛。
近些年，盧永根研究團隊共選育出作物新品種33個，其中水稻25個，大豆5個，甜玉米3個；培育水稻不育系3個。這些品種在華南地區累計推廣面積達1000萬畝以上，新增產值15億多元，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香港仔”的“中國心”
“日本侵華戰爭的現實教育了我，使我覺醒到當亡國奴的悲慘。我是炎黃子孫，要為自己的祖國復興效力。”——盧永根
盧永根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仔”。1930年，他出生在香港一箇中產階級家庭，從小接受西式教育。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攻佔香港。他親眼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兇殘，體味到淪為亡國奴的苦楚，民族自尊心油然而生。因香港戰亂，盧永根回到廣東省花縣老家避難。在家鄉逃難的兩年時間裏，盧永根加深了對中國農村的瞭解和認識。
回到香港後，盧永根轉入新開辦的香港培僑中學。這是一所愛國的進步學校，愛國和民族思想活躍。3年培僑中學的學習，成為盧永根走上革命道路的起點。
1949年8月，香港。盧永根舉起右拳，面向北方，莊嚴宣誓加入中共地下黨。
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剛入黨的盧永根進入廣州嶺南大學讀書，領導地下學聯做好迎接廣州解放的工作。1953年，盧永根從華南農學院農學系畢業並留校工作，從此紮根內地，畢其一生研究水稻。
“一名真正的科學家，必須是一名忠誠的愛國主義者。”1994年，盧永根在一封公開信中這樣説。他指出，連為養育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服務都不願意，還奢談什麼為全人類服務？
盧永根曾3次赴美探親訪學，美國的親人竭力説服他留下來，但被他堅決拒絕。
華南農大紅滿堂草坪，35年前的一個夜晚，盧永根曾在這裏作過“把青春獻給社會主義祖國”的主題演講，讓學生們終生難忘。
“我的發言，如果能像一束小火花一樣，點燃你們心中的愛國主義火焰，迸發出熱情，為振興中華而奮鬥，正是我所熱切期待的。”盧永根説。
8月12日，剛剛過完入黨70週年的“生日”，89歲的他安詳離世，走得坦坦蕩蕩。
積蓄，全都捐了，880多萬元，一分不剩，捐給了華南農業大學；後事，如他所願，沒有告別儀式，遺體捐給國家；最後一筆黨費，老伴代交了，有1萬元之多……
這一生，他是那樣簡樸，簡樸到家裏連窗簾都不掛；可他又是那樣富足，一生家國情，桃李滿天下，身後澤被萬千學子， 留下了閃光的無字豐碑。他曾説，生活過得好，不是追求舒服，而是“無愧我心”。
他，就是華南農業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水稻遺傳學家盧永根，人們親切地稱他為“布衣院士”。
“中國共產黨指給我有意義的人生之路”
生命最後的時光，盧永根躺在病牀上，有些疲倦。可一説起當年入黨時的情形，他眼中立刻發出明亮的光。
“當時在香港，一個很小的房子，有面牆壁掛着黨旗。”老人的廣東口音有些顫抖：“舉右手，面向北方，延安就在北方，延安就是我們心中的太陽。”
1930年，盧永根出生於香港的一箇中產家庭，家裏有電話、出門有汽車。11歲那年，日寇佔領了香港，他被父親送回廣東花都老家避難，誰料想，這裏也被鐵蹄踐踏。
“老盧看到日本鬼子檢查‘良民證’，一不順從就一巴掌打過來。”老伴徐雪賓説，這一幕讓老盧永世難忘。親歷了國土的淪喪，目睹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盧永根陷入了迷茫。就在這時，一道“紅光”照進了他的人生……
1949年8月9日，盧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其實，早在兩年前，17歲的他就瞞着家人，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決定，加入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同志會”。“對祖國的命運自當不能袖手旁觀！”盧永根如是説。
“他把入黨那一天看成生日，新生命的開始。所以，每年這一天，我都為他過生日。”87歲的老伴徐雪賓顫巍巍地笑了，有點羞澀地透露了一個小祕密：“我想在這一天，一定幹一件最讓他喜歡的事，所以在1957年8月9日，答應與他結婚。”
新中國成立前夕，盧永根受黨組織派遣，離開香港，前去廣州領導地下學聯，迎接廣州解放。“我為什麼要拋棄安逸的生活而回內地呢？是中國共產黨指給我有意義的人生之路，只有社會主義祖國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盧永根説。
作為華南農業大學的校長，盧永根這樣定位自己的三重角色：先黨員，再校長，後教授。
“雖然我現在疾病纏身，無法自由地行走，但是，我的意識是清醒的，我的牽掛是不變的，我的信仰是堅定的！”歲月時光無法磨滅盧永根的初心。住院不久，盧永根和老伴向黨組織鄭重申請：“我倆大半輩子都沒有離開過黨。這個時候，也不能沒有組織生活。”對此，校黨委決定，由農學院黨委書記等幾名黨員參與，每月在病房開一次黨員學習會。
“我全程看了黨的十九大開幕直播，聽完總書記的報告，熱血沸騰，備受鼓舞……”十九大召開第三天，在病房黨員學習會上，盧永根笑得皺紋綻放，“彷彿回到剛入黨的那一刻”。
“我是炎黃子孫，要為自己的祖國效力”
“這片野生稻太好了，我們沒白爬上來！”2001年10月的一天，廣東佛岡的一個山頂上，71歲的盧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樹，開心得像個孩子。
爬山不容易，盧永根拄着枴杖，感覺很吃力。“盧老師，您別上去了，我們上去採回來！”學生劉向東不忍。“要上去！野生稻的生長環境很重要，我想去看。”沒辦法，學生架着他，一步一挪，齊腿深的草打得褲管刷刷作響。
野生稻，攜帶栽培稻不具備的抗蟲、抗病基因，是改良水稻的重要種質資源。連續幾年，盧永根帶着學生們奔波在廣東高州、佛岡、遂溪、博羅、惠來等地，苦苦找尋……
盧永根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成為“中國稻作科學之父”丁穎教授的助手。“抗戰時，丁老師帶着水稻種、番薯種，一直逃難到雲南，把種質資源保護下來。”盧永根十分敬佩。丁老師去世後，盧永根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帶領團隊完成了恩師未竟的事業，保存了具有特色的野生水稻基因庫，首次提出水稻“特異親和基因”的新觀點……近些年，盧永根研究團隊共選育出作物新品種33個，在華南地區累計推廣面積1000多萬畝，新增產值15億多元。
這對師生，還有一段佳話。學術上，丁穎是盧永根的老師，是他的領路人，但在政治上，盧永根是先行者，是進步青年，他多次對丁老師説：“像您這樣先進的老科學家，應該儘早成為共產黨的一員。”終於，丁穎在68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上世紀80年代，高校論資排輩風氣嚴重，年輕科研工作者難以“出頭”。怎麼辦？時任華南農業大學校長的盧永根決心要捅破這層“天花板”。他衝破重重阻力，破格晉升了8名中青年學術骨幹，平均年齡40歲，最小的年僅29歲，其中5人直接由助教破格晉升為副教授！如今的這8名骨幹中，有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
“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盧永根的日記扉頁上，抄寫着艾青的詩句。
曾幾何時，在美國的姐姐苦勸盧永根一家移民，可怎麼也説不動他。盧永根説：“我是炎黃子孫，要為自己的祖國效力。”他在給留學生的信中寫道：“外國的實驗室再先進，也不過是替人家幹活。”在他的勸導下，多名學生學成歸國。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祖國故，兩者皆可拋！”在一次對學生的演講中，盧永根化用著名詩句深情表白。晚年，又有人問他為什麼非要留在國內，他説：“你向黨、向人民作過許諾和宣誓，那自己要遵守了！”
“黨培養了我，這是做最後的貢獻”
“老盧啊，你身後，儲蓄怎麼處理？”2016年底，身患癌症的盧永根住院，老伴徐雪賓問道。
“捐！”盧永根脱口而出，只有一個字。
“好，我也是準備捐的。”沒有任何思想鬥爭，老兩口就做出了這個決定。
2017年3月14日下午，盧永根被人攙扶着，吃力地邁上銀行台階。他顫巍巍地打開黑色舊挎包，掏出了裏面的10多張存摺。周圍安靜極了，只見盧老吃力地在一張張憑證上簽字，一次次輸入密碼。不久後，他又在另一家銀行，捐出了其他剩餘積蓄。
8809446、44元！老兩口沒有留給唯一的女兒，而是成立了“盧永根·徐雪賓教育基金”。徐雪賓説：“我們的生活樣樣都得到滿足了，這些錢就是多餘的。”
樣樣都得到滿足了？走進老人的家，彷彿回到上世紀。鐵架子牀鏽跡斑斑，掛蚊帳用的是竹竿，一頭綁着繩子，一頭用釘子固定在牆上；枱燈是幾十年前的款式，收音機壞了修了再修……
“這些東西沒有用光用爛，還能用，物還沒有盡其用。”盧永根説。“牀已經很好了，我們剛結婚時，4個條凳架上板子，就是牀。”徐雪賓很滿足。
出門，80多歲的老兩口揹着雙肩包、頭戴遮陽帽，擠公交、換地鐵；吃飯，叮叮噹噹拎着飯盒，和學生一起在食堂排隊打飯，吃得一粒米都不剩……看到有學生剩飯，盧永根總忍不住提醒：“多少株水稻才能出一碗米飯？”
這已經不是盧永根第一次捐贈。早在2015年，他就和老伴回到家鄉，把祖上留下的兩間價值100多萬元的商鋪，捐贈給當地的羅洞國小。
這些壯舉，大家説是“捐”，可盧永根卻説是“還”：“黨培養了我，這是做最後的貢獻。”老伴徐雪賓也説：“我們兩個年輕時就受到黨的教育，國家給了我們許多，我們用不完了，當然還回去。”
不僅“還”錢，他們覺得連自己的生命都是黨和國家的，也要“還”回去。於是，雙雙辦理了遺體捐獻手續。
“布衣院士”盧永根走了，走得乾乾淨淨、清清爽爽。他不留財產、不留遺體、不留墓碑，但是，他卻留下了很多很多……
感動中國中，種得桃李滿天下，心唯大我育青禾。是春風、是春蠶，更化作護花的春泥，熱愛祖國，你要把自己燃燒。稻穀有根深紮在泥土，你也有根，紮根在人們心裏，説的便是盧永根教授。
2017年3月，盧永根教授在夫人的攙扶下來到銀行，將十多個存摺的存款轉入華南農業大學的賬户，盧永根夫婦一共捐出8809446元，這是他們畢生的積蓄，學校用這筆款設立了教育基金，用於獎勵貧困學生與優秀青年教師。盧永根沒有將財產留給唯一的女兒，他説：“黨培養了我，將個人財產還給國家，是作最後的貢獻。”盧永根的祕書趙杏娟説：“錢都是老兩口一點一點省下來的，對扶貧和教育，兩位老人卻格外慷慨，每年都要捐錢。”盧永根院士已經87歲高齡，而這也不是他心血來潮的決定。
在水稻遺傳研究領域，他提出的水稻“特異親和基因”新學術觀點，對水稻育種實踐產出了重要作用。在1949年，他從香港來到了嶺南大學農學院，並從此紮根廣州，作為一名老黨員，他的家國情懷影響了很多人，很多年輕人也正是在盧永根的感召下，學成歸國，這種愛國精神將持續影響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盧永根院士的一生中，一直堅定為國奉獻，他用實際行動詮釋着一名科學家的愛國情懷，他的精神深深的感動了每一名《感動中國》的觀眾，點燃了我心中的愛國主義火焰，他的精神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是我們踐行初心的生動示範。
一邊是國外優越的科研、工作、生活條件，一邊是恩師丁穎先生畢生收集託付給他的7000多份水稻種質資源。盧永根選擇了留下，因為“我是中國人，祖國的建設需要我！”
如何提高水稻的育種品質？這個科研命題，讓盧永根花了畢生時間來思考。他像普通的農民一樣，挽起褲腿，赤腳走在農田裏，一步一個腳印地去尋找水稻的祖先野生稻。為什麼？因為他有科研求真的恆心。
他擔任華南農大校長期間頂住壓力，破格提拔青年才俊，以人才斷層困局，改變論資排輩風氣，打開了學校人才培養的新格局。為什麼？因為他有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忠心。
他的家中陳設仍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年過七旬每天仍自己到食堂打飯，簡樸一生的他卻毫不猶豫將自己的畢生積蓄880多萬元盡數捐出，獻給他鐘愛的農業教育事業。為什麼？因為他有無私奉獻的愛心。
赤腳耕耘大地，盧永根不在乎名，不在意利，但求這一生過得有意義。紮根田裏鄉間，盧永根不顧得累，不害怕苦，只求育得青禾，蒼生飽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學研究既要追求知識和真理，也要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和廣大人民羣眾。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應用在實現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中。“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要扛穩糧食安全這個重任。”
心唯大我育青禾。正是因為像盧永根這樣的一代代科學家捨棄“小我”而執着於“大我”，懷抱一顆質樸至極而又難能可貴的恆心、愛心、忠心奮力拼搏；一批批農業科研工作者躬身於田野鄉間，將論文寫在中國的土地上；廣大科技領域工作者不忘初心，發揚追求真理、服務國家、造福人民的優良傳統，農民在豐收時的笑容才會如此燦爛，糧食安全的紅線才會被牢牢守衞，“蒼生俱飽暖”的全面小康夢才會日益接近，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號角才能響亮吹奏。
在給予他們崇高禮讚的同時，社會也應為他們營造更好的科研製度環境，破除“五唯”，讓領銜科技專家有更大的技術路線決策權、經費支配權、資源調動權，讓他們的科研才華得以盡情發揮，科研抱負得以盡情施展，助力科技強國夢更早實現。
華南農業大學校園內，盧永根院士雕像靜靜地佇立着。
盧永根是水稻遺傳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華南農業大學原校長。這位把一輩子貢獻給作物遺傳育種學的老科學家，2019年8月12日逝世。
盧永根的一生，始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一心向黨、一生愛國、一身正氣、一生恭儉，充分展現了一名共產黨員、教育工作者和農業科學家的可貴精神和高尚情操。
“祖國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我打心底裏熱愛自己的祖國。”盧永根曾這樣説。
初與終
——堅守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
盧永根祖籍廣州花都，1930年12月出生於香港一箇中產階級家庭，從小在香港接受良好的中西方綜合教育。1941年，在盧永根讀國小六年級的時候，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軍佔領。其父將幾位兒女送回老家廣州花都鄉下避難。在花都，盧永根經歷了東躲西藏、衣食匱乏的逃難生活，目睹了日軍的兇殘暴行。
從小經歷離亂苦難，激發了他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家國情懷。
高中時，盧永根不顧家人反對，放棄了在港前途更好的英文學校而選擇在中文學校就讀。1949年8月9日，盧永根在香港正式加入了中共地下黨。
“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盧永根常把法國科學家巴斯德的名言掛在嘴邊。改革開放後，盧永根曾以公派訪問學者身份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留學，在美期間，美國的親人竭力説服他留下來。
“因為我是中國人，祖國需要我！”盧永根堅定地説。
最初的使命，深深地融入盧永根的血液之中，成為他一生中不曾動搖的信念。
近年來，因身患重病長期住院，無法正常參加支部活動，他便主動向華南農業大學農學院黨委提出，希望學院考慮成立臨時黨支部，並獲得了批准。臨時支部每月定期開展組織生活、交納黨費，支部成員一起學習相關文件材料。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盧永根依然不忘黨員身份。盧永根去世後，他的遺孀徐雪賓女士，將用信封裝好的一萬元錢交給學校黨委。這是盧永根生前囑託轉交的特殊黨費。
知與行
——把根深深紮在泥土裏
在廣袤的土地上，農民看天吃飯，如何提高水稻的育種品質？這是盧永根畢生科研的命題。
他像普通的農民一樣，挽起褲腿，赤腳走在農田裏，一步一個腳印地去尋找水稻的祖先“野生水稻”，跑遍了廣東、海南和江西。
野生稻的收集十分困難，要麼在山區，要麼在荒蕪的沼澤地，但盧永根從不放棄。有一次，已經70多歲高齡的他帶隊去清遠佛岡一座荒山的山頂採集野生稻，爬到半山腰已經體力不支，但他仍然堅持要上山。
好不容易才爬到山頂，大家都累壞了，學生們也想讓他先歇一歇，他卻堅定地説：“找！趕緊找！”
幸運的是最終找到了寶貴的野生稻。他俯下身緊緊地握着稻穗對學生們説：“作為一名農業科學家，你必須把根深深紮在泥土裏，一定要親自察看現場，不能遺漏一絲一毫的細節。”
盧永根一生致力於水稻的遺傳育種研究，長期奮鬥在科學研究和高等農業教育第一線。他保存下了丁穎院士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稻種，後來逐漸擴充到10000多份水稻種質資源，成為我國水稻種質資源收集、保護、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寶庫之一。
盧永根在水稻遺傳資源、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雜種不育性與親和性等方面的遺傳研究中取得了很大進展，特別是提出水稻“特異親和基因”的創新學術觀點以及應用“特異親和基因”克服秈粳亞種間不育性的設想，被業界認為是對栽培稻雜種不育性和親和性比較完整和系統的新認識，對水稻育種實踐具有指導意義。
濃與淡
——“布衣院士”的坦蕩人生
濃濃的愛國之情，一直是盧永根心中的底色。
1984年，他在給全校學生作的一場題為《把青春獻給社會主義祖國》的報告中，曾深情地説：“我為什麼摒棄比較安逸的生活，放棄個人的名利而回內地？主要是日本侵華戰爭的現實教育了我，使我覺醒到當亡國奴的悲慘。我是炎黃子孫，要為自己的祖國復興效力。回內地30多年來，有過一帆風順的日子，也有過身處逆境的時刻。但我堅信，是中國共產黨指給我有意義的人生之路，只有社會主義祖國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我打心底裏熱愛自己的祖國。”
他還曾改編過一首詩，表達了濃濃的愛國之情——“生命誠可貴，愛情價亦高。若為祖國故，兩者皆可拋。”
濃濃的教書育人情懷，也一直伴隨着他。2015年5月，他將廣州花都祖輩傳下來的兩家商鋪贈予當地羅洞國小作為永久校產，商鋪租金收入全部用於學校獎教獎學；2017年3月，他將畢生積蓄880多萬元全部捐贈給華南農業大學，設立教育基金。
對於自己的生活，他卻非常淡然。
盧永根始終保持着節儉樸素的作風，辦公室設施簡單，滿室皆舊物，家中使用的是上世紀80年代的舊沙發、舊鐵架牀、舊電視。
他一直住在沒有電梯的五樓居室，雖然年事已高，平日仍然常背個挎包、頭戴遮陽帽，坐公交車出行，一旦遇上大雨，就挽起褲腿，蹚着雨水回家。
患病期間，盧永根又親手簽下了遺體捐贈志願書。盧永根逝世後，已經按照他本人生前遺願，喪事從簡，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他的遺體已無償捐獻給醫學研究和醫學教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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