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生前似乎聲譽隆隆，死後備極哀榮，這是人們所見到的一面。實際上，巴金在“黨國”意識形態寡頭的眼中，他就是一枚棋子，只能按體制的路線走路，一旦表現出個性來，就離“棄之若敝屣”不遠了。
話説1982年年初，胡喬木找了幾個文藝界的頭面人物去談話，説 ：“諾貝爾文學獎，如果來徵求意見，我們可以推薦艾青、推薦沈從文，但不推薦巴金。”好奇怪的胡喬木，以為“諾貝爾獎”是靠他們“組織審定”的呢。這也難怪，這個國家，舉凡黨國領導人的出任，小至修一條路，哪樣不是“最高”們勾兑好，“全體”一致通過的呢？
巴金哪兒得罪了這個有“中國的蘇斯洛夫”之稱的“意識形態主管”的呢？
原來，巴金在一個座談會上，犯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毛病”，主張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最好是“無為而治”，“多鼓勵，少干涉”，寫作要“表達我自己的意志”；贊成趙丹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出席同一個會議的胡喬木，則大談“有為而治”進行反駁。胡喬木之後又是當面又是寫信批評，勸説巴金放棄這個説法。巴金沒有同意。因此引起胡的不滿，於是有了以上一幕。
這件事是由廣東作家丹晨説出來的，（見《隨筆》雜誌2004年底3期《巴金與胡喬木》），丹晨先生在文中不無鄙夷地評論説：“我只是覺得好笑，因為我從未聽説過，諾貝爾獎要徵求哪個政府、政黨、官方的意見。真的你以為你是誰了！”
鮑勃·迪倫無疑是一個天才，但天才是沒法討論的，也沒辦法模仿。不過，任何一個天才的成長都和他所處的環境有關係，迪倫也不例外。迪倫少年成名，25歲時就已經被美國年輕人視為精神偶像，奇蹟是如何發生的呢？讓我們從迪倫30歲之前住過的三個城市講起吧。
明尼蘇達的希賓
從地圖上看，明尼蘇達州位於美國的東北部，但在美國人眼裏，這個州屬於“中西部”，因為這個國家是從東海岸發展起來的，波士頓、費城和紐約才是中心，明尼蘇達則完全屬於鄉下，明尼蘇達人就是正宗的鄉下人。
1890年，在明尼蘇達州的北方小鎮希賓（Hibbing）發現了一個大鐵礦，此時正趕上美國工業進入高速發展期，希賓迅速地富了起來，成為美國最富的鎮之一。1946年，一户姓齊默爾曼（Zimmerman）的人家搬到了希賓鎮，這家的男主人阿比·齊默爾曼（abe Zimmerman）因為生病不得不辭去原有的工作來這裏幫助他的兩個哥哥代管一家電器商店。阿比有兩個兒子，大的叫鮑勃（Bob），小的叫大衞（David）。大兒子生於1941年5月24日，出生時因為頭太大還差點出了麻煩。鮑勃很小就喜歡唱歌，而且有很強的表現欲。在他3歲那年就當着鄰居阿姨們的面表演了兩首歌，最好笑的是在唱歌前他鄭重宣佈：“大家都不要説話了！否則我不唱！”
鮑勃同其他男孩子一樣，也喜歡看連環畫，他會經常躲在自己的房間裏看個沒完。也許是從連環畫中得到了啟發，9歲那年的母親節那天，鮑勃突然跑到母親面前，為她朗誦了一首自己寫的詩：
我親愛的媽媽，我希望你（My dear mother，I hope that you）
永遠不會變老，頭髮永遠不會變白，（Will never grow old and gray，）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會對你説：（So that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ill say：）
“喂，這位年輕的女士，母親節快樂！”（“Hello，young lady，Happy Mother's Day。”）
顯然這首詩不能算好，但從此寫詩成了小鮑勃最大的愛好。
齊默爾曼一家是猶太人，這在希賓算是個少數派。他們家雖説不上富有，但比起在當地佔多數的藍領工人來説卻是相當富裕的。鎮上的工人們不喜歡這些富裕的猶太人，但這些猶太人所受的歧視還不算太嚴重，與當時美國黑人所受的歧視相比更是微不足道。而對於鮑勃這些猶太孩子來説，這種歧視的最大後果就是孤獨。鮑勃的父母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才回家，鮑勃放學後就只能一人待在家裏，因為他和學校裏那些窮孩子們玩不到一起去。寂寞的鮑勃經常會一個人對着窗户發呆，做白日夢。由於天氣寒冷和對鐵礦的過度開採，希賓鎮已經沒有多少植被了，窗外能看到的就是一片光禿禿的碎石和那個被當地人稱為“世界上最大的坑”的露天鐵礦。這種奇特的荒涼景象肯定在鮑勃心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於他在後來的創作中有一個永恆的主題，那就是人世間的荒謬和無常。
也許是因為內疚，齊默爾曼夫婦倆總是儘量滿足鮑勃的需要，很快鮑勃就有了自己的高級收音機、電唱機和滿架子的唱片。那陣子鮑勃很迷收音機，尤其喜歡收聽來自遙遠的南方電台裏播放的流行音樂。當時美國南方正流行黑人的“節奏與布魯斯”（R & B），以及受此影響而出現的“鄉村與西部”音樂。這些音樂節奏強勁，氣氛喧鬧而又放肆，與希賓鎮單調無趣的白人中產階級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與其説小鮑勃喜歡這種音樂，不如説他迷上了這種音樂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與現狀的強烈反差。
這段時間小鮑勃還有一個愛好：看電影。他的一個叔叔擁有希賓鎮最大的電影院，他因此免費看了大量好萊塢電影。1955年秋天，鮑勃看了一部名叫《無因叛逆》（Rebel Without a Cause）的電影，演員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在電影裏成功地扮演了梳着背頭的叛逆青年。這一形象把鮑勃迷住了，他馬上跑到店裏買來一件黑皮夾克，一條李維牌緊身牛仔褲，一雙高腰皮靴，還央求父親為他買一輛二手的哈雷摩托車，經常騎着它在大街上兜風，車後則坐着鮑勃當時的女朋友，一個出生於普通工人家庭的名叫埃科的姑娘。就這樣，鮑勃在旁人眼裏成了鎮上不良青年的一員。這些被人們稱為“油脂仔”（Greaser）的另類青年多半是窮苦工人家的孩子，鮑勃其實跟他們混不到一起去，他只是喜歡那種叛逆的感覺罷了。這種喜好伴隨了他一生。
上世紀30年代，美國南方因為氣候災害爆發了饑荒，失業的黑人沿着61號公路北上，去芝加哥等大城市找工作，順便把黑人的布魯斯音樂帶到了北方。城市生活為這種源自鄉村的音樂插上了電，並漸漸轉變成為大名鼎鼎的搖滾樂。自50年代開始，搖滾樂逐漸在美國流行起來，身為“油脂仔”的鮑勃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和兩個朋友組織了一支搖滾樂隊，取名叫“金色和絃”（Golden Chords），鮑勃是樂隊的主唱。有一次樂隊去參加學校組織的音樂比賽，學生們被這種喧鬧的節奏嚇壞了，台下有人開始“噓”起來，有一個老師甚至躲進了休息室。鮑勃這時顯露出了他性格中最強的一面——自信，他完全不理會台下的噓聲，仍然自顧自地唱了下去。
我，簽名人阿爾湯恩·伯哈德·諾貝爾，經過鄭重考慮後特此宣佈，下文是關於處理我死後所留下的財產的遺囑：
在此我要求遺囑執行人以如下方式處置我可以兑換的剩餘財產：將財產兑換成現金，然後進行安全可靠的投資；以遺份資金成立一個基金會，將基金所產生的利息每年獎給在前一年中為人類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將此利息劃分為五等份，分配如下：
一份獎給在物理界有最偉大的發現或發明的人。
一份獎紿在化學上有最重大發現或發明的人。
一份獎紿在醫學和生物學上有重大成就的人。
一份獎給在文學界創作出具有理想民主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最後一份獎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
物理獎和化學獎由斯德哥爾摩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醫學和生理學獎由斯德哥爾摩卡羅琳醫學院頒發；文學獎由斯德哥爾摩文學院頒發；和平獎由挪威議會選舉產生的五人委員會頒發。
對於獲獎候選人的國籍不予任何考慮，也就是説，不管他或她是不是堪地納維亞人，誰最符台條件誰就應該獲得獎金。我在此聲明，這樣授予獎金是我的迫切願望……
這是我唯一有效的遺囑。在我死後，若發現以前任何有關財產處置的遺囑，一概作廢。
一個人能想到整個世界，那整個世界就是他的。同樣，一個人若只有想到自己，那麼他無論生活多久，他的生活裏也只是自己。偉大的人之所以偉大，首先就是，他愛人類、愛世界、愛和平，然後才是愛自己。
有一個猶太男子，想和妻子離婚（他們有兩個兒子一個私生女），妻子不同意。男子説，我遲早會得諾貝爾獎。如果你現在同意離婚，我將來獲得的諾貝爾獎金全部歸你。妻子當即同意並辦理離婚手續。17年後，那男子果真獲得諾貝爾獎，獎金果然由妻子獲得。
這名男子名叫愛因斯坦，妻子名叫米列娃。
以尚未獲取的諾貝爾獎金為籌碼，誘導妻子離婚，愛因斯坦可能是全球男性第一人。
相信丈夫遲早會獲得諾貝爾獎，並同意以獲取諾貝爾獎金為條件離婚，米列娃可能是全球女子第一人。
相信丈夫日後會獲得諾貝爾獎依然和丈夫離婚，米列娃是怎麼想的？她認為倘若自己不和丈夫離婚，不稱心如意的丈夫就無法順利發現相對論。
令人稱奇的是，17年後，丈夫真的獲得了諾貝爾獎，更令人稱奇的是，丈夫竟然一諾千金地兑現諾言，將諾貝爾物理學獎鉅額獎金真的付給前妻。
假設在我們的生活中有一對夫妻，丈夫或妻子一方圖謀離異，另一方不從。離異的那方説我日後會獲得諾貝爾獎，如果你現在和我離異，將來諾貝爾獎金全歸你，配偶會同意嗎？答案不樂觀。
所以我們鮮有大師。
幾十年前，在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個叫“Hibbing”的礦區小鎮上，人們過着簡單而乏味的生活。男孩 Robert Allen Zimmerman 在這裏長大，那時，他獲取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就是聽收音機裏播放的電台廣播，那裏間或會傳來一些流行歌曲和彼時方興未艾的搖滾樂。而當這個男孩第一次聽到鄉村音樂時，他的意識彷彿被抽離了片刻，在一瞬間他萌生了與此有關的巨大夢想。
這個男孩瘋狂地練習演唱和樂器，他因此成了校園明星也輕而易舉地俘獲了女生的心。但他無法滿足於眼下的生活，他心心念念着外面的世界，他要走出這裏。中學畢業的第二天他就離開了那個小鎮，和別人一起組成樂隊，到處表演。不過很快，他就又厭倦了那種缺乏內涵的音樂。等到上大學時，他已經完全無心學業，醉心於彈琴唱歌。那時他還迷上了詩歌，甚至因為崇拜威爾士詩人 Dylan Thomas 而改了自己的名字，新名字叫作 Bob Dylan（鮑勃·迪倫）。
1961 年，從大學輟學的 Bob Dylan 來到了紐約曼哈頓區的格林尼治村，這裏聚集着大批的音樂人、藝術家，被稱作民謠聖地。Bob Dylan 卸下心中的夢，安放在這個地方，他想在這裏的酒吧演唱，去當一名真正的歌手。那時候，他身材纖瘦，頭髮微卷，説起話來略帶羞澀，常常緊蹙眉頭，揹着一把吉他，提着破舊的行李箱。
Gerde’s Folk City 是格林尼治村裏最著名的音樂演出場所。54 年前，Bob Dylan 的名字出現在這個酒吧演出的海報上，他要在那年 9 月 26 日為大家演唱，這是他人生第一次在這樣正式的場合下公開演出。那天晚上，他的表演讓台下掌聲雷動，在場的觀眾中，坐着資深的樂評人 Robert Shelton 。三天後，紐約時報出現了關於 Bob Dylan 的文章。
“一顆閃亮的新星在 Gerde’s Folk City 的舞台上冉冉升起。”Robbert Shelton 讚歎道，“即便年輕得不像話，他也是這些天來，整個曼哈頓最獨特的藝術家之一。他的音樂瀰漫着非凡的創造力，讓人印象深刻。”
於是，整個格林尼治村，不，整個曼哈頓區，都知道了這個年輕人。那一年，他二十歲。
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僅僅是傳奇的開始。半個世紀過去了，Bob Dylan 和樂隊有過 2000 多場演出，他個人獲得了 10 次格萊美獎，甚至還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是名副其實的樂壇“活化石”。他被認為是20世紀美國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民謠歌手，他的作品被無數人傳唱，他寫下的歌詞和旋律沁入到無數人的靈魂，讓人們感受到自由。
1961 年的那個夜晚，讓這一切有了個美妙的開始。現如今，格林尼治村人頭湧動，各國遊客成羣結隊地來參觀拜訪，可是人們懷念 60 年代，因為那時的午夜，走進一家昏暗的酒吧，或許能與 Bob Dylan 不期而遇。而他年輕的歌聲，在風中飄揚。
10月5日，法國科學家皮埃爾·索瓦日、英國科學家弗雷澤·斯托達特、荷蘭科學家伯納德·費林加獲得2016年諾貝爾化學獎
法國科學家皮埃爾·索瓦日與另外兩名科學家分享諾貝爾化學獎。索瓦日現為武漢大學與武漢科技大學客座教授，曾來漢與師生進行學術交流，做過與“分子機器”有關的主題講座，樂向世界推介武漢科研成果。
就像19世紀30年代，當電動馬達被髮明出來時，科學家未曾想過它會在電氣火車、洗衣機、電風扇上被廣泛運用，給人類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如當年的電動馬達一樣，分子機器未來很有可能將用於開發新材料、新型傳感器和能量存儲系統等，為人類的未來提供了無限可能。
據新華社電 瑞典皇家科學院5日宣佈，將2016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讓-皮埃爾·索瓦日、弗雷澤·斯托達特、伯納德·費林加這三位科學家，以表彰他們在分子機器設計與合成領域的貢獻。
分子機器是指在分子層面的微觀尺度上設計開發出來的機器，在向其提供能量時可移動執行特定任務。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在聲明中説，這三位獲獎者發明了“世界上最小的機器”，將化學發展推向了一個新的維度。
據介紹，三位獲獎者完成了分子機器設計與合成的“三步走”：第一步，索瓦日成功合成了一種名為“索烴”的兩個互扣的環狀分子，而且這兩個分子能夠相對移動；第二步，斯托達特合成了“輪烷”，即將一個環狀分子套在一個啞鈴狀的線形分子軸上，且環狀分子能圍繞這個軸上下移動，併成功實現了可以上升高度達0.7納米的“分子電梯”和可以彎折黃金薄片的“分子肌肉”；第三步，費林加設計出了在構造上能向一個特定方向旋轉的分子馬達，這個馬達可以讓一個28微米長、比馬達本身大1萬倍的玻璃缸旋轉起來。有了這三步，分子機器就可以動起來了。
評選委員會表示，就像19世紀30年代，當電動馬達被髮明出來時，科學家未曾想過它會在電氣火車、洗衣機、電風扇上等被廣泛運用。而分子機器正如當年的電動馬達一樣，未來很有可能將用於開發新材料、新型傳感器和能量存儲系統等。
費林加在現場電話連線時説，得獎消息令自己“很震驚”，同時感到榮幸。他表示，榮譽屬於全體科研合作者，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成就瞭如此驕人的成果。費加林對其獲獎成就解釋説：“一旦在分子層面控制了運動，就為控制其他各種形式的運動提供了可能。這一研究成果為未來新材料的研發開啟了廣闊前景。”
今年諾貝爾化學獎獎金共800萬瑞典克朗（約合93.33萬美元），將由這三位獲獎者平分。
世界最小機器誕生歷程
第1步
邁向分子機器的第一步是索瓦日於1983年實現的，他成功將兩個環狀分子扣在一起，形成一種名為“索烴”的鏈條。通常情況下，分子是由原子間共享電子對構成的強共價鍵連接而成，而“索烴”鏈上的分子間主要依靠相對較為自由的機械相互作用連接，不被任何價鍵連接。對於一個能夠完成特定任務的機器來説，必須有能夠相互移動的部件組成，而索瓦日實現了兩個互鎖環狀分子的相對移動。
第2步
到了1991年，斯托達特實現了分子機器誕生的第二步，他成功合成了“輪烷”。輪烷是一個或多個環狀分子和一個或多個啞鈴狀的線形分子為軸組成的分子集合。啞鈴狀的線形分子作軸穿過環狀分子的空腔，兩端結合有體積較大分子以防止線形分子滑出，從而形成了穩定的輪烷結構。
第3步
費林加則是研發出分子馬達（分子發動機）的第一人。1999年，他研製了一個分子轉子葉片，葉片能夠朝着同一方向持續旋轉。這個馬達可以讓一個28微米長、比馬達本身大1萬倍的玻璃缸旋轉起來。2011年，費林加的研究小組在分子馬達的基礎上製造了一款四驅納米汽車，一個分子底盤將4個分子馬達連接在一起作為輪子，當分子馬達旋轉時，納米汽車就能向前行駛。至此，分子機器動起來了。
他們的成就
他們三人做出了只有頭髮絲千分之一粗細的分子機器，成功地將分子連在一起，共同設計了包括微型電梯、微型電機還有微縮肌肉結構在內的所有分子機器。
三位科學家的成就能夠獲得諾獎青睞，就在於他們的研究促使分子系統擺脱了平衡態，並能受控執行特定任務，為化學的發展開啟了一個新世界。
分子機器
為未來提供
無限可能
近年來，三位諾獎得主的成果已經成為全世界科研人員開發分子機器的“工具箱”，開創了分子機器的發展道路。目前已有科學家在輪烷的基礎上建造出一個可以抓取並連接氨基酸的分子機器人；還有研究人員將分子馬達和長聚合物相連，形成複雜的網絡，將光能儲存在分子中，有望開發出新型電池及光控傳感器。
正如當年的電動馬達一樣，分子機器未來很有可能將用於開發新材料、新型傳感器和能量存儲系統等，為人類的未來提供了無限可能。
她的名字叫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現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教授。她已是76歲高齡的老人，仍在堅持上班，她每天早上9點準時到達自己的辦公室。
在很多人看來，像她這般年齡，早已到了安享晚年的時候。可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絲毫沒有休息的跡象，而是頻繁地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堅持寫作和教學，每天工作達十幾個小時。
埋頭耕耘，終有回報。她以卓越的學術貢獻，被授予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獲此獎項的女性。
獲獎第二天，奧斯特羅姆依舊和往常一樣，準時出現在教室裏，認真完成了兩個小時的授課，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
接着，請求採訪的媒體紛至沓來，但都被她婉言拒絕。她只輕描淡寫地説了一句話：“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得諾貝爾獎，我只是想做更多的研究。”
就算諾貝爾獎來臨，也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這才是人世間最波瀾壯闊的“心靜如水”！
9月12日，美國2011年度拉斯克獎揭曉，中國科學家屠呦呦獲得臨牀醫學獎，獲獎理由是“發現青蒿素——一種用於治療瘧疾的藥物，挽救了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數百萬人
的生命。”這是至今為止，中國生物醫學界獲得的世界級最高大獎。歷史上，共有300多人獲得該獎，而其中有80位在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獎，所以該獎項也被看作諾貝爾獎的“風向標”。
屠呦呦，1930年12月生於浙江寧波，畢業於北京醫學院（現在的北京大學醫學部）藥學系，從事中藥和中西藥結合研究。
20世紀60年代初，全球瘧疾疫情難以控制。1967年，由中國60多個研究機構、500多名植物化學和藥理學研究人員共同參與，旨在儘快研製出抗瘧新藥的“523項目”正式啟動。1969年初，屠呦呦被任命為中國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523項目”的課題組長，在中國傳統醫學醫藥寶庫中尋找分離治療瘧疾的有效成份。
屠呦呦和她的研究小組查閲了大量文獻資料，在2000多種中草藥中篩選出了最有希望的青蒿。1971年10月，經歷了190多次的失敗後，屠呦呦終於用乙醚從青蒿中提取出有效成分，其抗虐作用達到95%至100%。用乙醚提取這一步，至今被認為是當時發現青蒿素有效性的關鍵所在。
屠呦呦和同事們一起研發的青蒿素，從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作為治療瘧疾的一線藥物挽救了無數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貧困地區的兒童。
青蒿素為屠呦呦帶來了極高聲譽，同時也給她帶來了爭議。北大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充分肯定了屠呦呦的貢獻：“在我看來，值得獲得諾貝爾醫學獎。”但他也認為青蒿素的研發不是一個人的功勞，“在青蒿素髮現過程中，很多人蔘與並作出重要貢獻。這些藥物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我們應該推崇他們的工作、肯定他們的成就。”
中學時期成績很差，被譏笑為“科學蠢材”。
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公佈後，獲獎的英國醫學教授約翰·格登和日本醫學教授山中伸彌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他們在“體細胞重編程技術”領域做出的革命性貢獻，徹底改變了人們對細胞和器官生長的理解，促進了許多醫學領域的長足發展。但成功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現年79歲的約翰·格登回憶稱，自己在中學時曾成績墊底，甚至被老師斷言絕不可能成為科學家。
格登出生於1933年10月2日。據英國《每日郵報》2012年10月9日報道，15歲時，格登在英國著名的貴族學校伊頓公學求學，當時在250名學生中，格登的生物科成績排在最後一名，其他科學科目也排名非常靠後，被同學譏笑為“科學蠢材”。在1949年的學校成績報告單中，格登被一名老師如是評價：“我相信格登想成為科學家，但以他目前的學業表現，這個想法非常荒謬，他連簡單的生物知識都學不會，根本不可能成為專家，對於他個人以及想教導他的人來説，這根本是浪費時間。”這份成績報告至今仍被格登放在自己的辦公桌上，偶爾用來娛樂一下。
格登回憶説：“每當遇到什麼麻煩，比如實驗無法進行下去等情況時，我都會看看這份評價，來提醒自己要努力堅持，不然真的就被以前的老師説中了。”雖然成績差、不被老師和學校看好，但格登仍然非常堅持自己的想法，他對生物學的熱愛從來沒有降低過。格登在多年前的一個採訪中回憶稱，自己少年時被生物學深深吸引，他甚至在學校養過上千只毛毛蟲，並看着它們變成飛蛾，這在當時還引起老師的強烈反感。
格登的父親曾希望他去參軍或進入銀行工作，因為格登的身體很棒且是壁球高手。但格登的家庭醫生認為他不適合在軍隊發展，因此將他的小感冒診斷為支氣管炎，由此中斷了他的參軍之路。格登回憶説，幸虧當時沒去參軍，不然就沒有現在熱愛的職業生涯了。後來，格登考入牛津大學，最初讀的是古典文學，後又轉向動物學，正式開始了他的科研生涯。
1958年，格登用從蝌蚪細胞提取的完整細胞核成功克隆了一隻青蛙。這次成功隨後被應用於哺乳動物的克隆。格登在這次實驗中，用於細胞核移植的工具和技術至今仍在使用，他也因此被稱為“克隆領域的教父”。1962年，格登在英國《胚胎學與實驗形態學》雜誌發表論文，論述了一個突破性理論：細胞的`特化機能可以逆轉。這項發現震驚了生物界，也遭到很多質疑聲。當時全球生物學界普遍認為，特化細胞發育過程是不可逆的。直到2006年，日本教授山中伸彌通過對小白鼠的實驗，證明了一個成熟特化細胞的細胞核可以被逆轉到非成熟的幹細胞狀態，格登之前的發現才逐漸被學界接受。
在牛津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後，格登又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完成博士後工作。1971年以後，他便一直在劍橋大學工作，曾任多個生物學、遺傳學等領域研究機構的負責人。據法新社2012年10月8日報道，在科研生涯中，他一直兢兢業業，79歲的他現在仍堅持全職工作。在被通知獲得諾貝爾獎時，他還在實驗室工作。一名英國記者曾試圖聯繫格登進行採訪時，格登的實驗室答覆稱：“格登正在工作，請不要打擾他。”據英國《獨立報》2012年10月8日報道，格登還表示，願意將自己的部分諾貝爾獎金拿出來，作為博士生的第4年科研經費（因為第4年的科研經費往往比較緊缺）。劍橋大學計劃為格登辦一個慶功宴，但格登表示自己很快會回到實驗室繼續工作。
感情的十字架
諾貝爾認為自己長相醜陋，不會得到真正的愛，加上工作的繁忙，對母親的依戀等，他很早就下決心獻身科學，在創造發明中尋求心靈安慰。雖然他富有且名滿天下，一生中許多時間住在繁華熱鬧的巴黎，但卻很少參加社交活動，人們對他的內心世界、他的個人生活不甚瞭解，只知道他是個孝子，一個古怪、孤獨的富翁。
實際上，諾貝爾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自己的煩惱、苦悶、失落。在60多年的歲月中，他曾義無反顧地排除障礙，向科研領域進軍，建立起巨大的工業王國。然而，他也曾陷入感情的漩渦，備嘗愛情的酸甜苦辣。
1876年，諾貝爾與一位在花店工作的女士莎菲婭·赫斯在維也納邂逅。莎菲婭出身寒微，所受教育很少，但是開朗、單純、漂亮。認識諾貝爾後不久她便辭去了工作，諾貝爾在巴黎給她買了房子、請了家庭教師，希望她專心學習、提高自己。他把莎菲婭當做未婚妻，並準備帶她去見自己的母親。然而，莎菲婭卻無意去了解巴黎、瞭解法國文化、瞭解諾貝爾的事業，對學習也很快失去了興趣，她只希望諾貝爾與她長相廝守。這使諾貝爾很苦惱。
諾貝爾意識到，莎菲婭身上沒有一條符合母親的標準。自己的家庭、事業與莎菲婭之間有着太大的距離，他決定中斷關係，回到自己原來的生活軌道。但再見莎菲婭時，他又猶豫不決，捨不得與她一刀兩斷了。他們就像被不同的慾望驅使着的兩個孤獨的靈魂，互相依戀，又在奮力尋求愛情的庇護，哪怕這種慰藉很短暫、代價很昂貴！
莎菲婭天真、任性、隨意，經常欠賬，諾貝爾不得不經常為她付賬；她遊歷於上層人士喜歡的許多地方，倆人之間經常為一件事互相指責、猜疑、大發脾氣、爭吵不斷。諾貝爾的精力在衰退，頭腦變得遲鈍，工作效率大大降低。1879～1884年間，他甚至沒有什麼實驗成果和專利申請。對於這位以工作為最大樂趣，以發明為榮的人來説，沒有工作安慰，又平添許多感情上的煩惱，心底的苦悶是可想而知的。有時他把這種壞心情發泄到莎菲婭身上，他痛感莎菲婭並不是他渴望的愛人，除了金錢，自己也不是莎菲婭的需要，但他仍然捨不得放棄她。
1884年，諾貝爾在伊斯基爾買下了一套別墅，為了避免鄰居們的閒言，他給莎菲婭的信和電話都稱她為“莎菲婭·諾貝爾太太”。但莎菲婭卻在與別人的通信中也使用這個稱呼，到處張揚。諾貝爾為莎菲婭的淺薄粗俗感到羞愧，但可怕的寂寞使他聽憑感情擺佈，讓這種感情打亂了他的生活，影響了他的工作甚至危及他的名譽。這位工業王國的首腦，一向相信只有理智才能引導人們過上有益的生活，但自己卻成了感情的俘虜，在感情這沉重的十字架下，他不僅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錢財，而且他的道德水準、工作成就也受到不良影響。
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的關係日益疏遠。1891年夏天，莎菲婭生下了與一位年輕的奧地利軍官的孩子。四年後，這位軍官同莎菲婭舉行完婚禮後又不告而辭。諾貝爾只好在經濟上資助莎菲婭，直至去世後，仍留給莎菲婭一份終身基金。
作為一個傑出的科學家，諾貝爾把生命中最好的年華獻給了人類的進步事業，對世人來説，的確是件幸事。但對個人來説，事業、生活畢竟是人生兩大支柱，僅有事業的輝煌而沒有生活的幸福，那麼，這種輝煌也是十分沉重的。
設立諾貝爾獎
諾貝爾一生以四海為家，雖然擁有億萬財富，但陪伴他的始終只是寂寞與孤獨，甚至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庭。
葉落歸根，諾貝爾回到了他的祖國——瑞典。一位歸國富翁的生活該是什麼樣的？買下一幢漂亮的公寓或鄉村田莊來安度晚年？不，這不符合諾貝爾的為人，他是一個屬於工作的人。
長期的勞累使本來身體就受過炸傷的他患了嚴重的冠狀動脈硬化症，醫生開了油（他發明了油炸藥）讓他內服，他説:“看來這是命運對我的嘲弄，他們只是把這個玩意兒換了個名稱，以免嚇壞了藥劑師和病人。”
瑞典冬天的凜冽氣候，對於諾貝爾來説是嚴酷的考驗。他的健康每況愈下，嚴重的偏頭疼和血管痙攣症糾纏着他。他得的是一種嚴重的心絞痛症，必須得到絕對的休息。
他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便開始考慮起身後事。他探索世界、人生和他自身的意義，檢討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道德標準。
年邁的諾貝爾並不希望將來自己的名字和炸藥連在一起，因為炸藥已經給人們帶來了太多的傷害，人們只會把炸藥和戰爭聯繫在一起。他必須向人們表明自己一生奮鬥的真正動機，在他行將離開人世的時候，向世界表明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1895年，他決定把全部財產遺贈給為人類謀福利的事業，這筆財產的利息用於獎勵人類偉大的成就。諾貝爾認為，探索知識的英雄征服了無知的領域，但他還須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實際運用的發明中不牟取私利，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他才無愧於這份獎金。
所謂偉大成就，不是根據獎金獲得者研究成果的實用價值來衡量，而是根據他們研究工作的動機是否為了獲得更多的有關人類狀況的知識。
1895年11月27日，諾貝爾親筆寫下了他最後的遺囑。他把財產交給一個基金會，基金每年的收益用來獎勵給科學和文學領域內的傑出人物，以及為促進世界和平做出最大貢獻的人們，以表示對他們的敬意。
因這份遺囑，諾貝爾的名字和文明、進步與崇高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警世箴言
我更關心生者的肚皮，而不是以紀念碑的形式對死者的緬懷。
我看不出我應得到任何榮譽，我對此也沒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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