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傳統意義上的哲學學説，而是一些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家在各自的專業領域裏共同應用的一種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試圖使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也能像自然科學一樣達到精確化、科學化的水平。
結構主義的方法有兩個基本特徵。
首先是對整體性的強調。結構主義認為，整體對於部分來説是具有邏輯上優先的重要性。因為任何事物都是一個複雜的統一整體，其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的性質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個整體的關係網絡中，即把它與其它部分聯繫起來才能被理解。正如霍克斯所説：“在任何情境裏、一種因素的本質就其本身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它的意義事實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間的關係所決定。” 再如索緒爾認為，“語言既是一個系統，它的各項要素都有連帶關係，而且其中每項要素的價值都只能是因為有其他各項要素同時存在的結果。” 因此，對語言學的研究就應當從整體性、系統性的觀點出發，而不應當離開特定的符號系統去研究孤立的詞。列維·斯特勞斯也認為，社會生活是由經濟、技術、政治、法律、倫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構成的一個有意義的複雜整體，其中某一方面除非與其它聯繫起來考慮，否則便不能得到理解。所以，結構主義堅持只有通過存在於部分之間的關係才能適當地解釋整體和部分。結構主義方法的本質和首要原則在於，它力圖研究聯結和結合諸要素的關係的複雜網絡，而不是研究一個整體的諸要素。
結構主義方法的另一個基本特徵是對共時性的強調。強調共時性的研究方法，是索緒爾對語言學研究的一個有意義的貢獻。索緒爾指出：“共時‘現象’和歷時‘現象’毫無共同之處：一個是同時要素間的關係，一個是一個要素在時間上代替另一個要素，是一種事件。” 索緒爾認為，既然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的關係是相互聯繫、同時並存的，因此作為符號系統的語言是共時性的。至於一種語言的歷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個相互作用的系統內部諸成分的序列。於是索緒爾提出一種與共時性的語言系統相適應的共時性研究方法，即對系統內同時存在的各成分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它們同整個系統的關係進行研究的方法。在索緒爾的語言學中，共時性和整體觀和系統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共時性的研究方法是整體觀和系統觀的必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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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於解構主義者有關言語行為理論的觀點
沒有一種思潮可以在一夜間形成併名震天下，結構主義也不例外。儘管結構主義思潮的黃金時代是20世紀60年代，但它並不是在60年代才形成，也不是誕生於法國，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的歲月。當時西方有一部分學者對現代文化分工太細，只求局部、不講整體的“原子論”傾向感到不滿，他們渴望恢復自文藝復興以來中斷了的注重綜合研究的人文科學傳統，因此提出了“體系論”和“結構論”的思想，強調從大的系統方面（如文化的各個分支或文學的各種體裁）來研究它們的結構和規律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奧地利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1922)中所表達的見解：世界是由許多“狀態”構成的總體，每一個“狀態”是一條眾多事物組成的鎖鏈，它們處於確定的關係之中，這種關係就是這個“狀態”的結構，也就是我們的研究對象。這是一種最初的結構主義思想，它首先被運用到了語言學的研究上。
出生於瑞士的斐迪南·德·索緒爾是將結構主義思想運用到語言學研究的第一人，他在長期的語言學研究中逐漸形成了一系列與19世紀在語言學研究中佔統治地位的比較語言學的觀點相對立的新觀點。比較語言學把一些語言事實當作孤立靜止的單位對待，只注意了它們的歷史比較，而忽視了語言要素之間相互制約、相互依賴的關係；忽視了語言是一個系統的整體。索緒爾則把具體的語言行為（“言語”）和人們在學習語言中所掌握的深層體系（“語言”）區別開來，把語言看作是一個符號系統。產生意義的不是符號本身，而是符號的組合關係。語言學是研究符號組合規律的學問。索緒爾使用的詞雖然是“系統”而不是“結構”，但意思是一樣的。他把語言的特點看作是意義和聲音之間的關係網絡，純粹的相互關係的結構，並把這種關係作為語言學研究的對象，這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主要理論原則。索緒爾的理論在他死後由他的學生整理出來以《普通語言學》的書名出版，對結構主義思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索緒爾也因此被人們敬稱為“結構主義之父”。
1945年法國人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發表了《語言學的結構分析與人類學》，第一次將結構主義語言學方面的研究成果運用到人類學上。他把社會文化現象視為一種深層結構體系來表現，把個別的習俗、故事看作是“語言”的元素。他對於原始人的邏輯、圖騰制度和神話所做的研究就是為了建立一種“具體邏輯”。他不靠社會功能來説明個別習俗或故事，而是把它們看作一種“語言”的元素，看作一種概念體系，因為人們正是通過這個體系來組織世界。他隨後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學科對結構主義的高度重視，於是，到了60年代，許多重要學科都與結構主義發生了關係。一個如火如荼的結構主義時代到來了。
結構主義為什麼能在60年代的法國流行起來並如日中天呢？其原因大概如特里·伊格爾頓所説：“結構主義最好被看作既是我概述的社會和語言危機的表現，也是對那種危機的反應。它從歷史逃到語言--這是一種諷刺行為，因為正如巴爾特所看到的，沒有什麼行動在歷史上能更有意義。” 戰後的法國和其他曾經將版圖延伸到國土之外其他土地上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因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法國的學者們已不能自由地出入曾經是他們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實地考察，重實地調查、輕理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再適合他們，結構主義的出現，正好迎合了他們的需要。這大概也是結構主義的大師們看上去都是“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的大學教授”的原因。另外，戰後法國經濟飛速恢復與發展，以“他人是我的地獄”為宗旨的存在主義哲學同現實格格不入，人們對“個人”、“存在”、“自我意識”等等這些存在主義的概念失去了早先的熱情和興趣，結構主義在這種背景下作為存在主義的否定的思潮而興起。結構主義認為：“我”、主體， 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這樣一箇中心，根本不存在。
於是，在存在主義的退潮聲中，以後起之秀身份出現的結構主義思潮緊鑼密鼓地登台亮相了。
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發端於十九世紀的一種方法論，由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創立，經過維特根斯坦、讓·皮亞傑、拉康、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羅蘭·巴特、阿爾都塞、科爾伯格、喬姆斯基、福柯和德里達等人的發展與批判，已成為當代世界的重要思潮。
已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及二十一世紀最常使用來分析語言、文化與社會的研究方法之一。結構主義可被看作是一種具有許多不同變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廣泛來説，結構主義企圖探索一個文化意義是透過什麼樣的相互關係（也就是結構）被表達出來。根據結構理論，一個文化意義的產生與再創造是透過作為表意系統(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各種實踐、現象與活動，來找出一個文化中意義是如何被製造與再製造的深層結構。一個結構主義者研究對象的差異會大到如食物的準備與上餐禮儀、宗教儀式、遊戲、文學與非文學類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娛樂。
對於一般人而言，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是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文化人類學中開創的一個學派，這個學派把各種文化視
為系統，並認為可以按照其成分之間的結構關係加以分析。根據他的理論，文化系統中的普遍模式，是人類思想中恆定結構的產物。在列維-斯特勞斯所提出的體系中，人類的思想被看作是各種自然物質的一個貯存庫，從中選擇成對的成分，就可以形成各種結構。對立的兩種成分，可以分開，各成單一成分，這些單一成分又可構成新的對立成分。列維-斯特勞斯在分析親屬關係名稱和親屬關係系統時，曾提出其基本結構或基本單位有4種類型︰兄妹關係，夫妻關係，父子關係，舅甥關係，其他所有親屬系統都建立在此基礎之上。列維-斯特勞斯強調指出，對親屬關係結構的分析，必須把重點放在人類的意識上，而不是放在客觀的血統聯繫上或者親族關係上。列維-斯特勞斯認為，社會生活的一切形態，都體現為普遍法則的作用，而此種普遍法則是可以控制思維活動的。
結構主義似乎是離很遠的東西。即使是一些專業的文學工作者，如果不太接觸西方理論，也很可能會不以為然地説：“結構主義是什麼東西？有什麼了不起？”事實上，結構主義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早已滲透進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場廣義的革命。結構主義誕生之後，它像一把利劍一樣改變着人們看問題和思考問題的方式，並無孔不入地滲透到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個角落：作為文化思潮，它涉及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如語言學、人類學、心理學等；作為文藝思潮，結構主義幾乎影響到文學藝術的所有領域，從理論到創作，從小説、戲劇、詩歌到電影。這一思潮還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國際影響，從60年代中期開始，它以法國為中心，迅速擴展到英、美、西德、意大利、丹麥，並對蘇聯、東德、波蘭、捷克等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產生了影響。它是戰後繼英美新批評派和法國現象學派而成為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界的第三大思潮。有人認為，從60年代以後，“結構主義的人”取代了“存在主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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