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澱的小男孩張嘎與奶奶相依為命。為了掩護在他家養傷的八路軍偵察連長鍾亮，奶奶英勇地犧牲在日軍的刺刀下，而鍾亮也被敵人抓走了。為替奶奶報仇和救出老鍾叔，嘎子歷經艱辛，找到了八路軍，當上了一名小偵察員……電影《小兵張嘎》講述了一個小八路戰鬥成長的過程。
這部兒童軍事題材影片，通過寓意豐富的細節安排和少年兒童所特有的心理活動的描寫，真實自然地塑造了一個性格鮮明的少年英雄形象，影響了幾代小觀眾。
這部影片榮獲了1980年中國第2屆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一等獎。後來，小兵張嘎的故事又被改編成了電視劇。
80年前的那個金秋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和將台堡會師，震驚世界的長征勝利結束。這是黨領導人民軍隊的光輝勝利，也是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
時空變幻，精神永恆。80年過去，紅軍長征在中國革命史上的歷史地位更加凸顯，對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和中華民族的意義更加深遠。那麼，當年紅軍為什麼要長征呢？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是紅軍長征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敵人實力強大，二是我黨犯了錯誤。
1933年9月，蔣介石集中50萬大軍，對中央蘇區發起第五次“圍剿”。“圍剿”的政策是“堡壘推進，步步為營”。為此，蔣介石在廬山組建了一個軍官訓練團，聘請德國、意大利、美國等國軍事教官組成軍事顧問團，專門講授“圍剿”紅軍的戰術和技術，同時籌措經費購置大批軍火。隨着戰局的發展，國民黨軍隊逐步佔領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大部分地區。
這個時期，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我們黨內佔據了統治地位。他脱離中國革命實際，否認敵強我弱的基本形勢，要求紅軍採取積極進攻的路線，主張攻打中心城市，以實現革命在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同時，“左”傾教條主義在組織上主要表現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軍事上則是軍事冒險主義。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左”傾領導者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使紅軍在戰略上完全陷入被動。當時紅軍的戰法是“堡壘戰、陣地戰與短促突擊”，和優勢敵人拼消耗。這種打法只有軍事實力對等的情況下才有效。蔣介石集全國的財力和軍力於一身，而中央紅軍只有不到10萬人，加上蘇區財力物力有限，劣勢顯而易見。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面臨失敗，黨和紅軍陷入嚴重的生存危機。
考慮重開革命新局面，中共中央主動進行戰略轉移
在粉碎敵人“圍剿”已經沒有可能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在1934年5月提出了戰略轉移的設想，並報告了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回電，對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持曖昧態度，不説讓走，也不説不讓走。但即使如此，中共中央還是派出了紅七軍團遠征，目的是調動牽制包圍蘇區的敵人，但由於兵力太少而沒有達到目的。隨後，又派紅六軍團撤離湘贛根據地，與賀龍的紅二軍團會合。這樣做有調動敵人的意圖，也有為中央紅軍轉移探路的考量。紅六軍團後來和紅二軍團會師，聯合行動。
由於中共中央執行了王明的“左”傾錯誤路線，使得中央紅軍在國民黨“圍剿”下處境十分艱難。於是，中共中央率中央紅軍主動撤離中央蘇區，前往湘西與賀龍的紅二軍團會師，重建革命根據地，重開革命新局面。
原來相對穩定的戰略格局被打破，局部長征最終演變成整個主力紅軍的長征
由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可是，其他各地紅軍並沒有失敗，為什麼也要進行長征呢？
中央紅軍撤出中央蘇區，使其他各地紅軍受到國民黨軍越來越大的壓力，川陝革命根據地首當其衝。在這些根據地當中，除了中央蘇區之外，比較穩定的就是川陝根據地。張國燾確實擔心自己成為國民黨軍“圍剿”的下一個中心。他撤出來和紅一方面軍會合，也是為了“大樹底下好乘涼”。但他沒有想到中央紅軍損失那麼慘重，這也是他野心膨脹的重要因素。
另外，紅二、六軍團(紅二方面軍)長征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敵情嚴重，創建和保存革命根據地十分困難；紅二十五軍轉移也是由於國民黨軍加強了對鄂豫皖地區的“清剿”，堅持當地革命鬥爭已十分困難。
因此，各地紅軍相繼長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打破了相對穩定的戰略格局。
抗日救亡的時代背景成為直接影響長征決策、進程和方向的重大因素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企圖的開始，“華北事變”則是日本即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前奏。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的任務。但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直接助長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加快了其侵略步伐。
中國共產黨人絕不會坐視中華民族的淪亡，紅軍雖然身處逆境，但仍然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線。在長征開始前和開始後，中共中央先後組織了兩支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這個時期黨的宣言和文件中，更是把“抗日”作為自己神聖的職責。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憂國憂民、救國救民的偉大情懷和責任擔當，所以在艱苦卓絕的長征中仍然能夠實現兩個聯繫：即把軍事上的戰略轉移和政治上的戰略轉變密切聯繫起來，把紅軍前進的大方向與建立抗日的前進陣地聯繫起來。
抗日救亡，是一個已經存在的，對紅軍長征必然產生重大影響的因素。
“禍兮福所倚”。一場慘痛的失敗，開始醖釀着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偉大的轉折；一次即將開始的艱難行程，最終開創了中國革命的嶄新局面。
“牛兒還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卻不知哪兒去了……”這首名為《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敍事民歌傳唱了許多年，優美的旋律和動人的故事影響了幾代人。
王二小家在河北淶源的一個小山村。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把魔爪伸進了這個寧靜的村莊。1942年10月25日，二小在山坡上放牛時碰上了打算進村“掃蕩”的鬼子。鬼子讓他帶路，二小卻把鬼子帶進了八路軍的埋伏圈。鬼子發現上當後，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
王二小犧牲後，當地軍民把他埋葬在村後的山坡上。《晉察冀日報》在第一版發表了介紹他英雄事蹟的消息。詞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被王二小的事蹟深深打動，很快創作了這首流傳60多年的歌曲。
25000里長徵，是一部悲壯的英雄史詩，為中華民族迎來了勝利的曙光。安徽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的誕生地，是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戰鬥過的地方。據不完全統計，有大約3萬名優秀的安徽兒女參加了長征，有100多人後來成長為共和國的將軍。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週年，從今天起，本欄目推出系列報道《長征與安徽的故事》，帶您一起重訪歷史故地，講述長征與安徽的故事，弘揚偉大的長征精神。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80年前，中國共產黨帶領紅軍將士，在萬里長征路上，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首壯麗的英雄史詩。作為這首史詩的序曲，1934年7月，由中國工農紅軍的紅七軍團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像一把尖刀插向了國民黨統治的核心區域。
(聲效+驚濤拍岸。)
：時間回到80多年前的1934年，國民黨政府再次調集50萬重兵對中央蘇區展開鐵桶合圍，由於“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損失慘重，戰略轉移迫在眉睫。
：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 副主任 施昌旺 ：
在這個轉移之前，中央決定由紅軍的第七師(軍)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進行探路這樣的一個任務，對中央紅軍進行長征也是個重要的策應。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紅七軍團奉命從福建連城地區調回瑞金待命，黨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幾位主要領導同志接見了軍團領導尋淮洲、樂少華、劉英和我，當面交代任務，宣佈由紅七軍團組成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立即向閩、浙、贛、皖等省出動，並規定這次行動的最後到達地域為皖南。——粟裕”
粟裕，時任紅七軍團參謀長，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1934年10月，粟裕所在的紅七軍團轉戰來到了贛東北蘇區，11月4號，長征途中的中革軍委電令紅七軍團與紅十軍合編為紅十軍團，__任軍政委員會主席，劉疇西任軍團長兼紅二十師師長，尋淮洲任紅十九師師長，粟裕任紅十軍團參謀長。
黃山市黃山區委黨史辦 原主任 陳志遠：
紅十九師經過浙江就進入到我們皖南，12月6號就攻佔了旌德縣城，再經過休寧到了我們湯口地區，1934年12月10號，__、劉疇西率領的紅十軍團團部和紅二十師，和尋淮洲帶領的紅十九師就在湯口地區會師了。
對粟裕將軍而言，隨後發生的譚家橋戰鬥，是他一生沉痛的記憶。1934年12月14號，北上抗日先遣隊為了擺脱國民黨蜂擁而至的追兵，決定利用黃山烏泥關至譚家橋兩邊的高山打一場伏擊戰。
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紀念館 館長 羅文田：
當敵人的主力部隊還在包圍圈以外的時候，有個新戰士走火了，國民黨開始組織反擊，由於敵人的人數比較多，武器裝備比較先進，沒有多長時間，我們的主陣地就讓敵人佔領。
眼看着戰局由主動變被動，年輕驍勇的紅十九師師長尋淮洲冒着槍林彈雨，勇猛衝鋒。烏泥關陣地奪回來了，但尋淮洲卻不幸被一個彈片擊中，瞬間腸子流了一地，衞生員急忙把他的腸子塞回肚子，匆匆包紮了一下就趕緊抬着轉移，但是終因傷勢過重，在涇縣茂林地區不幸犧牲，年僅22歲。
這個抗日小英雄的故事，發生在華北抗日根據地。12歲的龍門村兒童團團長海娃每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監視着前邊平川地裏敵人的據點。一天，炮樓裏的鬼子進山去搶糧食了，只剩下“貓眼司令”和幾個鬼子兵。民兵中隊長老趙畫了一張攻打炮樓的路線圖，並寫了一封信準備把它交給八路軍張連長。老趙把送信的任務交給了兒子海娃。海娃一看信封上面插了雞毛，知道是十分重要的，他趕着一羣羊作掩護送信去了。沒想到，海娃在山溝裏碰上了鬼子，他靈機一動，把雞毛信拴在了“老頭羊”的尾巴里，瞞過了鬼子小隊長。一路上海娃受盡了折磨。深夜海娃好不容易從睡得像死豬一樣的鬼子的腿縫裏溜了出來。他趕到羊圈裏，小心地把雞毛信取了下來，一口氣跑了幾里路。後面偽軍也追來了，海娃又被他們抓回去。他把鬼子帶到了一條山路上，鬼子的騾馬不能爬陡峭的山坡，海娃乘機拼命往山上爬，愈爬愈遠，鬼子開槍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忍着疼拉開嗓子喊“八路軍叔叔……”就這樣，海娃經過千辛萬苦終於把雞毛信交給了張連長。
劉胡蘭，原名劉富蘭，1932年10月8日出生於山西省文水縣的一箇中農家庭。劉胡蘭8歲上村國小，10歲起參加兒童團。1945年10月，劉胡蘭參加了中共文水縣委舉辦的“婦女幹部訓練班”。
學習了一個多月，回村後她擔任了村婦女救國會祕書。1946年5月，劉胡蘭調任第五區“抗聯”婦女幹事；6月，劉胡蘭被吸收為中共預備黨員，並被調回雲周西村領導當地的土改運動。
1946年秋，國民黨軍大舉進攻解放區，文水縣委決定留少數武工隊堅持鬥爭，大批幹部轉移上山。當時，劉胡蘭也接到轉移通知，但她主動要求留下來堅持鬥爭。這位年僅14歲的女共產黨員，在已成為敵區的家鄉往來奔走，祕密發動羣眾，配合武工隊打擊敵人。
雲周西村的反動村長石佩懷，為閻錫山軍派糧派款、遞送情報，成為當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劉胡蘭配合武工隊員將其處死。閻錫山匪軍惱羞成怒，決定實施報復行動。1947年1月12日，閻軍突然襲擊雲周西村，劉胡蘭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鎮靜地把奶奶給的銀戒指、八路軍連長送的手絹和作為入黨信物的萬金油盒--三件寶貴的紀念品交給繼母后，被氣勢洶洶的敵人帶走。
劉胡蘭在威逼利誘面前不為所動，被帶到鍘刀前眼見匪軍連鍘了幾個人，怒問一聲：“我咋個死法？”匪軍喝叫“一個樣”後，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劉胡蘭烈士犧牲時，尚未滿15週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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