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聯合開展研究的《中國減貧四十年：驅動力量、借鑑意義和未來政策方向》(以下簡稱《報告》)在京發佈。該研究報告分析了過去40年中國減貧的主要驅動力量，總結了中國減貧經驗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借鑑意義，並對中國的未來政策方向提出了建議。
《報告》顯示，過去40年，中國經濟增長以及減貧的速度和規模是前所未有的。以2010年國家貧困標準計算，1978—2019年，農村貧困發生率從97.5%下降到0.6%，農村貧困人口從7.7億下降到550萬，減少近7.65億，貧困發生率平均每年降低2.4個百分點。根據世界銀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全球絕對貧困標準衡量，中國的貧困發生率從1981年的88.1%下降到2018年的0.3%，貧困人口減少了近8億，佔同期全球減貧人數近75%。整體上看，中國的減貧進程始終領先於世界其他國家。
《報告》提出，中國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主要依靠兩大支柱：一是基礎廣泛的經濟轉型，為貧困人口提供了新的發展機會，不斷提高收入水平;二是政府實施有針對性的扶貧政策來消除長期貧困，這些政策瞄準因地理環境等原因影響發展的貧困地區，並有針對性地面向貧困人口實施精準扶貧戰略。報告還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減貧成就得益於有效的治理，政府各部門通力合作，並充分發揮社會各界的積極性。
中國立足自身國情，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發展道路。這其中，中國特色的減貧道路是重要內容。2015年，中國率先完成千年發展目標。截止2017年底，中國讓七億多人擺脱貧困，實現了世界減貧史上的 “中國奇蹟”。
中國獨特的減貧經驗得到國際組織的高度肯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海倫·克拉克對各國説， “我們呼籲各國分享中國的減貧經驗”。在201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期間，世界銀行行長金墉表示，過去五年中國減貧的成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
在改革開放開啟以來，幾代中央領導集體咬定脱貧目標，不斷推動減貧戰略走向深入。鄧小平説，“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他領導確立了開發式的扶貧方針。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制定了兩個中長期減貧規劃，實施了西部大開發等一系列區域開發戰略。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進一步完善國家扶貧戰略政策體系，初步形成了大扶貧工作格局。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扶貧開發納入“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作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的重要任務，全面打響了脱貧攻堅戰。確保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脱貧，消除絕對貧困。這是一個偉大的目標，實現這個目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就又有了堅實的支點。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蹟。打贏脱貧攻堅戰，消除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存在的絕對貧困問題，這是對中華民族、對整個人類都具有重大意義的偉業，這是中國共產黨開創的人類歷史上又一個偉大奇蹟。
消除絕對貧困這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將是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朝代完全解決了老百姓的豐衣足食問題。而這是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權利，也是社會安定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中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絕大多數時間農業人口占絕對多數，由於土地等資源條件，更由於社會制度的落後，中國人民始終有一部分人承受飢餓貧瘠之苦，這甚至成為改朝換代的直接原因。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十分認真地將解決人民温飽問題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
在長期努力中，我國形成了一整套減貧戰略，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為世界減貧事業貢獻了“中國方案”。
精準識別扶貧對象。通過紮實工作，近1億扶貧對象、12萬個貧困村將逐步建立起“專屬檔案”。這樣精細和如此規模的工作，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從此，扶貧開發進入到精準到户的新階段。這與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工作中屢屢存在的官僚主義不同。
政府主導。健全中央統籌、省負總責、縣抓落實的扶貧開發管理體制。創新貧困縣考核機制，引導貧困地區領導幹部把工作重點放在扶貧開發上。與發展中國家依賴國外發展援助不同，中國是充分利用體制的力量，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扶貧。”
貧困羣眾為主體。與國外的發展援助降低了貧困羣眾的自我發展願望和能力不同，脱貧攻堅強調增強扶貧對象自我發展能力。
產業扶貧為主、多種扶貧策略並舉。充分調動貧困地區發展的內生動力，因地制宜發展產業。同時從教育、醫療、文化等多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對口扶貧，全國一盤棋。充分調動全社會對貧困問題的關注，調動了全社會的資源。在脱貧攻堅中，增強全社會的融合和民心的和諧。
這些中國方案行之有效，是對人類的減貧事業的重大貢獻。中國何以能夠做到如此成績，創立如此有效的體制和機制?這根本上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有關，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有關。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優勢的發揮，是中國取得歷史性減貧成就的重要保障。
貧困是一個世界現象。相對發達國家而言，發展中國家貧困問題更為嚴重。貧困所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消除貧困意義巨大而深遠。
貧困的政治危害。貧困對政治合理化建設十分不利。貧困讓貧困者缺少了參與政治的經濟資本，從而讓富裕階層在政治上具有了更多操控權。政治理論家約翰·麥考密克説：除非受到正式限制，最富有的公民都會用他們的特權來騷擾其他公民且不受懲罰，他們還把持政府的運作，使其對準自身的利益而非全體公民的利益。目前，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體制正在遭遇金錢民主的嚴重考驗，“一人一票”正在被“一美元一票”所侵蝕和瓦解。美國的經驗就充分顯示，民主政治得到的一些政策，並沒有縮小貧富差距，反而進一步加大了富人對中產階級和窮人的優勢，超級富豪往往是政治上最大的贏家。美國學者拉里·M·巴特爾斯在《不平等的民主》一書中通過大量的事實證明：貧困和不平等正在嚴重挫傷美國民主的平等主義理想，也嚴重損害了民主政治的合理化。另外，當一個社會貧困羣體太大，且其合理利益長期若不能通過正規渠道得到有效表達時，社會矛盾必然激化，政治危機就必然產生。在這種情況下，也往往容易誘發和催生集權體制，或導致出現軍人干政局面，這種情況在發展中國家比較多見。
貧困的經濟危害。從經濟結構看，一是貧困會導致消費結構二元化，同時催生許多不合理消費行為，比如炫耀性消費等。二是貧困會導致生產結構二元化。一元是為富人生產高檔品和奢侈品，一元是為窮人生產低端產品和廉價產品。由於同一用途產品，存在兩套生產系統，這對促進生產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不利。從經濟動力看，窮人會更多將收入用於人力資本投資，而富人會更多將收入用於消費投資，在人力資本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動力的新經濟時代，貧困羣體越大，必然經濟增長動力越弱。這裏有一種觀點認為，富人會更多將收入用於增加生產性投資，這對促進經濟增長有利。但一些研究表明，富人更有可能把自己的財富揮霍在珠寶、遊艇、魚子醬上，而非用於投資。另外，由於窮人的邊際消費傾向更大，若社會貧困羣體大，也必然減少經濟增長來自消費方面的動力拉動。從經濟管理看，窮人多，必然要增加社會保障支出，這會增加企業税收，加大企業負擔，這又不利於經濟發展，最終受害者還是窮人。從經濟危機原因看，貧困也是誘發經濟危機的深層原因。誘發經濟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自然災害、技術創新的不均衡、戰爭等等。馬克思認為，產生經濟危機的深層原因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佔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所有這些原因所導致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財富不均，貧困人口增加。如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其直接的表現就是財富的兩極分化以及貧困人口的大量增加。再比如當代美國的金融危機，一些學者如格雷厄姆·特納等人就認為，在全球化中收入分配不均和窮人增加是釀成危機的主因之一。一方面，是國家層面的利潤率增長，但另一方面，國民收入的份額主要是勞動者的收入和工資卻在下降，窮人在不斷增加。為此，一些學者認為，為了應對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應該讓工人和窮人從市場經濟的紅利中多分得一杯羹，應該允許更加均衡地分配工資，應更加註重解決好貧困問題。
貧困的文化危害。貧困也會導致文化二元化，形成窮人文化和富人文化二元價值體系。同時，文化的神聖性會更多被世俗性所替代，文化本身更多成為一種謀取財富的手段。一些人為了跨越財富的鴻溝，各種機會主義文化就會受到鼓勵，並且氾濫，如賭博、投機等一些冒險行為，就會更多被文化體系所認同。在這種情況下，文化也就越來越包裝化和空殼化，越來越成為物質內容的包裝紙，而文化本身的真正精神價值卻瀕臨死亡。
貧困的社會危害。英國學者理查德·威爾金森等在《不平等的痛苦》一書指出：在貧富分化嚴重的情況下，一些研究表明，社會上人們的焦慮感就會上升;在不平等較嚴重的國家，毒品的使用情況更為嚴重;在不平等的國家中，兇殺率更高;在不平等程度較高的社會中，更多的人想成為主宰者，在較平等的社會中，更多的人比較寬容、同情他人;在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和美國各州，公眾之間的信任水平也較低;貧富差距大的社會更具懲罰性，因為在社會等級中，人們會利用歧視和向下的成見來防止那些地位低於他們的人提高社會地位，同時，那些社會地位較低的人通過向比他們更弱勢的羣體發泄而試圖贏得自己的社會地位，也就是產生所謂的自行車效應，即一個人騎在自行車上，對他的上級點頭哈腰，同時一腳踩向他底下的人，即產生一種錯位攻擊。
貧困的環境危害。貧困既加劇了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加劇了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緊張關係。一些落後地區為了在經濟上快速追趕上發達地區，往往對資源過度開發，造成嚴重環境污染和破壞，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研究也表明，貧富差距大的社會，人們的環保意識更差。由於不注意環境保護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最終讓貧困地區發展陷入貧困的惡性循環。一方面，越貧困，環境保護壓力越大;另一方面，環境保護越差，又導致貧困壓力越大。聯合國發佈的《2013年人類發展報告》警告説，如果不對環境威脅採取緊急應對措施，那麼到2050年全球處於極端貧困的人口數量可能增加多至30億。
貧困的生理危害。貧困導致個體生長髮育缺乏一些基本條件，從而對身體健康生長產生諸多不利影響。美國科學促進會公佈的一項最新研究表明，生長在貧困中的孩子在各個方面都處於不利地位。很多生長在社會地位低下的極端貧困家庭的孩子有着不健康的應激激素水平，這損害了他們神經系統的發育。其結果是，在孩子以後的生活中損害其語言能力的發展和記憶力，也因此損害了他們擺脱貧困的能力。研究顯示，貧困孩子的智商平均比富裕家庭孩子的智商低6分，這個差距將在青春期到來時增加3倍，這意味着他們的背景使他們在考試中處於不利地位。另外，研究也顯示，有多動症的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更為普遍。健康經濟協會組織副主席皮拉爾·加西亞認為：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人類生命前五年的生活條件影響着一個人的一生。西班牙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西班牙16歲以下兒童中有四分之一都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些孩子在其成年期中遭遇肥胖，心血管疾病，認知功能障礙，社會排斥，工資過低和其他血液疾病的危險更大。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經濟學教授林德布對童年時期貧困會導致的後遺症進行了特別研究，他認為童年時期的貧困生活條件可能會導致平均壽命的減少。
貧困的心理危害。貧困本質是一種財富不對稱，但這種財富的不對稱最終讓貧困者產生心理不對稱，進而形成雙重人格。其主要表現有：一是既柔弱又殘暴。由於貧困和卑賤，使得他們在強者面前，實際是一個徹底的弱者，沒有任何挑戰的資本，這時，最優的策略就是服從，就是對強者絕對的服從，並要表現出極為的恭順和柔弱。但在內心深處，貧困者會感到極度不公平，最終這種不公平感會轉化為一種破壞性能量。當沒有機會爆發時，這種破壞性能量就會潛伏在內心深處，形成外在的柔弱與內心的殘暴的一種均衡。二是既自尊又自卑。一方面，貧困讓貧困者自卑;另一方面，正是自卑本身，讓貧困者潛伏了一種強烈的自尊意識。其在現實層面的表現往往是：一方面，在外表層面，貧困者會更多表現出一種自卑人格;但在內心深處，貧困者又具有強烈的自尊呼喚。這裏強烈的自尊意識，實際是對自身自卑人格的一種心理補充。三是既膽小又膽大。膽小，原因是自身挑戰外界的資本少。但為了突出重圍，由於沒有其它資本優勢的基礎，又客觀需要膽大和冒險來補充。四是既迷信又自信。這裏迷信，既是對自身地位的一種無奈承認，同時，也是長期壓抑落後環境下由於缺乏認知開發而導致的一種認知盲目。而自信，則又是對迷信的一種心理反叛。五是既節儉又奢華。由於貧窮，經濟基礎薄弱，節儉，是必然選擇。但長期的節儉，也積累了貧困者對奢華的渴求。這種既節儉又奢華的人格，在現實人際關係上的表現就是：平時人際交往可能會很小氣，甚至經常很摳門，但有時又會很大方，甚至大方的出奇，不惜一擲千金。六是既勤勞又懶惰。勤勞，是為了改變自身的地位，也是為了生存，是不得不為之。而懶惰，則是由於勤勞的邊際收益很低，讓貧困者對勤勞產生了強烈的牴觸心理。在我國的一些貧困地區，由於生產條件差，自然環境惡劣，有些農民辛勤勞動一天，除去各種物質投入成本，勞動純收益不到兩毛錢，有時甚至是負值，這時，有些農民就會選擇不勞動，一天曬曬太陽聊聊天，靠救濟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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