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我看了好幾遍了，我看的是徐先生的刪減版的，雖然內容不是那麼充足，但是在這裏我想説的是，如果真正對於歷史本身——而非盲目追求某種模糊的意識形態——感興趣的話，這個簡化字版本的近代史仍然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書。
首先，這本書突破一般的觀念，將歷史的維度放大到了400年，成了一本400年的“近代史”。在這其中有助於我們建設一個大歷史觀，看到無論是合作還是衝突，平衡還是失衡的更全方位的因素。而這一點，向來是本人認為中國大陸一般人的歷史觀最缺乏的東西。我們總是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將歷史事件的原因簡單得歸結於經濟因素或者其它。這種思維的直接反動就是現在對於相反意識形態的盲目崇拜，認為西方式的模式移植到中國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社會變革。
而這本書恰恰是在這一點上，給我們刻畫了從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整體社會的社會意識和整體文化的狀態。衝突的根源與其説是最終的鴉片貿易——當然我們不能否認這一因素的重要，不如説整個近代史的衝突就來自於兩種文化模式和意識的衝突，而兩種文化的踫撞和互動中，又影響了歷史本身的發展。事實上，我們從這本書中得到最大的觀點就是社會與歷史的交互式的前進。
其次，從這本歷史書中我們可以跳出單純的認為近代中國的歷史就是“刺激—反應”的模式。我記得在接受基礎教育的時候，歷史教材就給我們這樣的印象，鴉片戰爭以及二次鴉片戰爭導致了所謂“開眼看世界”，以及在器物層面的模仿;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導致政治體制的反思與改革;而巴黎和會則導致了整體思想的反思。這種遞推的模式固然有其可取之處，但顯然忽視了中國社會本身的主體性的問題。
本書所刻畫的近代中國的歷程則是一種反思式的推進，可以這樣説中國從原先的模式中脱離出來，試圖進入完全外來的模式，但是發現這本身並非從其主體出發，從而進入下一個反思的過程，重新認識自身的主體性。最後一個階段的主體性認識可以説就是擺脱蘇俄模式的共產政權，其領袖毛澤東最終取得勝利，完成中國近代重要的民族解放的任務。第三，也可以説這是一個猜想。整本中國近代史刻畫了近代中國本身的一條主線，就是求得民族本身的解放，是從整個國際體系的壓迫之下襬脱，恢復自己的主動性。這一恢復最終結束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命題之下。但是另一部分的解放，即個人的解放，顯然沒有過多的提及，甚至是在繁體版本。或許這應當是下一個歷史階段“現代中國”的命題，事實上我們正在前進。
總的來説，這本書是本人最近看到的比較好的歷史類讀物，如果説黃仁宇先生的《中國大歷史》側重於介紹一種歷史的觀點，而比較不注意歷史事實的分析——中國這麼長的歷史，只在那本小小的書中都説完了，那麼這本徐先生的近代史，就是將宏觀的歷史思維和詳細的歷史事實相結合的好書。
看了中國近代史這本書讓我感觸頗多。
這是一本以中國“鴉片戰爭”為起點到以“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末端的中國近代發展歷史。清代末期的腐朽統治，“鴉片戰爭”讓中國進入了“雙半”社會。由於“小農”的階級性並沒有科學的理論作為指導的“農民-運動”，最終都已失敗告終。洋務派的本階級利益，維新派的自身弱點與侷限性根本不可能拯救中國。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革命果實卻被袁世凱所竊取，中國的舊民-主主義也隨之結束。以“新文化運動”作為鋪墊，“五四”運動成為了開啟新民-主主義的一把金鑰匙，讓“雙半”的社會看到了一絲光明，“反帝反封”成為了社會的主流，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播撒了革命的種子。第一二次國共合作的成功與失敗、十年內戰，是由於國民黨的貪婪與野心作祟、浪費國家人力、物力、財力而發生的不必要的戰爭。民族資產階級的搖擺不定讓我們看到了要以共產黨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來奪取國家的領土與主權的獨立自主。“八七會議”糾正了“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到土地革命興起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動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揭開了土地革命的序幕，開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工農武裝割據道路，《星星之火，能夠燎原》《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
存在》等著名論斷，鼓舞了氣勢。由於博古、王明等人犯了“左傾”錯誤，採勸直面攻擊”“機會主義”錯誤，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遵義會議”解決了在當時具有決定好處的軍事和組織問題並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開展了“萬里紅軍長征”，挽救了黨的實力。
接下來的毛澤東領導時期讓我折服，抗日戰爭全過程、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土地革命，無時無刻讓我看到了他犀利的眼光、審時度勢、先見性與戰略性。他能夠在危機關頭作出決定性的正確決定，能夠在讓士氣低落的戰士看到勝利的曙光，能夠顧及人民的利益，注重民生，他能夠不顧個人安危、挺身情願走進蔣介石的圈套裏，他能夠“熊掌與魚兼得”、看清國民黨本質、制定周密計劃，他能夠看清國際國內環境、看出世界發展主流、抓住機遇。建國後，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改造(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同時並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大躍進”“**十年”，毛澤東儘管有錯誤，但是“人無完人”，“熟能無過”年紀的上升也會使決定產生錯誤思想。每個人都有思想，作為領導更期望自己的國家能夠走上民-主富強的道路，他是為國家而急、為國家經濟發展而急、為社會進步而急、為深陷貧困的廣大人民羣眾而急。他有被中國人民稱頌的資格與權利!
鄧小平的第二代的領導提出了發展經濟的重要戰略好處-改革開放與“一國兩制”制度，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江澤民為第三代的領導提出了“三個代表”，以胡錦濤為第-四-代的領導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構建社這樣會主義和-諧社會”。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救亡圖存、上下求索的歷史。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縱論近代史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對這段歷史做了客觀、深刻的觀察與思考。
?中國近代史》這本書最早出版於1938年，全書篇幅不長，但在近代史研究中的分量卻極重，可謂這個領域的“開山之作”。作者蔣廷黻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史學大家，1911年留學美國，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曾先後任南開、清華歷史系主任，是梁啟超“新史學”主張的接班人。1935年他被蔣介石請到國民政府做官，做過外交官、行政院政務處長等職位。1949年後去了台灣，一直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正是利用了精通外語和外交官的身份，將清宮原始檔案與多國外交文獻做對比，把中國放在了世界大潮裏研究，才得出了“實現近代化，才能救國”的觀點。
在本書總論中，作者説近百年的中華民族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獨立富強是我們要達成的目標，必經途徑就是近代化。作者還對近代化做了進一步解釋：利用科學機械，組織近代民族國家，趕超西洋人。作者在書中把中國的衰落歸結為三點：科學，技術，民族觀念。
本書的核心觀點是，從鴉片戰爭、洋務運動、太平天國、義和團到辛亥革命，這是中國人學習西方近代文明、追求富強的進步過程。這些事件的本質都是在中國遇到生存危機時，所進行的各種探索。作者將各種探索歸納為中國近代史上救國救民的四個方案：自強運動、變法運動、拳匪運動和近代化方案。注意這裏面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救國方案，蔣廷黻先生對這四個方案進行了成敗得失的評價，自強運動是洋務派發起的，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作者認為受倡導者對西方文明的認識有限和當時政治制度及時代精神所限的影響，這是個不徹底的方案。
戊戌變法的主旨是變更政治制度、確立君主立憲制，該方案比自強運動更加近代化，但因強大的頑固勢力的反對而流產。作者認為太平天國的失敗，證明我國舊式的民間運動不能救國救民族，而義和團運動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是開歷史倒車的，註定失敗。對於孫中山提出的“近代化”革命方案，作為認為是幫助中國走出危機的最優先級方案，也是唯一正確的方案。
蔣廷黻先生對四種救國方案的評價，與我們教科書主流評價有相同之處，也有兩點明顯不同。一是教科書主流將義和團運動定性為愛國性質，因為沒有正確的革命綱領而失敗，而本書中作者認為義和團運動抵制代表先進文化的洋人，因此被劃入了反動之列;二是對孫中山革命方案的評價。作者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方案，但實際上，由於孫中山沒有健全的革命黨和革命軍來推動，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這個救國救民方案也失敗了。
今天去讀這本書，我們會發現，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全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他工作，比如外交上的韜光養晦，積極加入世貿等，都是圍繞中國的近代化、現代化進行的努力探索，也是對蔣廷黻所提民族復興問題的實踐解答。
老師推薦的那麼多本書，我最喜歡蔣廷黻老先生的《中國近代史》。這本書正文內容其實很短。短小卻精悍，把很多國中、高中略去不講的東西，娓娓道來。結合老師的授課內容，再反覆看這本書，覺得自己看待歷史的角度，比以前開闊了許多，文化底藴也似乎厚了那麼些許。
網絡上，總流傳着很多有道理的話，其中有一句我覺得挺在理，大意是：如果一個人看了一本書，聽了別人一番話，就覺得自己的價值觀都變了，那他大抵是個井底之蛙。在歷史這方面，我承認我只是個坐井觀天的人。因此，這本書和這門課帶給我的影響，在認知歷史方面是徹底的。風靡學生羣體的《明朝那些事》，我都只看了兩本，就覺得它無聊看不下去了。所以，這本《中國近代史》含着老師的部分內容對應講解，真真是的非常對我的口味。非常感謝老師，那麼用心地準備課堂，那麼耐心地講授內容，那麼極力地推薦了一本《中國近代史》。
收穫最大的，莫過於：歷史是客觀的。看書及聽講，相關國中有講到的內容，會不自覺想起國中老師如何講授(高中讀理科，上的歷史課都是渣滓而已)。國中的歷史老師，也是可以把歷史通過一些短短的綱領，講成吸引人的故事的人。當講到近代史中國人備受屈辱這段，國中老師含着極為強烈的個人色彩，連帶着我也覺得那時候的外國人怎麼那麼可惡。可在這書中，多次講到一些外國人友好的舉動，像使團來訪，要求建立大使館;傳教士傳授先進的科學知識，都是促進中國發展的。是中國人自傲，愚昧，生生錯過很多能讓自己改變的機會。
就像蔣廷黻先生説的：“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一開始不由覺得都是中國人活該，再回味時，那些偏頗於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的念頭都沒有了。的確，我們的失敗是註定的。我們強大時，傳統思維固化，一座五指山似的壓着中國人，讓我們對外來文化，毫無寬容心可言，我們的視野都在五指山下那麼一小片，即便抬頭觀望，也不過是上面那一點點景色。若沒有人洗淨自身反封建的東西，再帶領其他人更新觀念，中國那時是毫無勝算可言的。鴉片戰爭前，由馬戛爾尼主領的英國使團拜訪中國，“獅子號”軍艦的説明書中國人拆都沒拆過，代表人類翱翔天際的第一步的熱氣球展示，以及先進的軍事手段，中國人都不屑一顧，還出言不遜，毫無大國氣度可言。慘痛的教訓已經付出，我們中國人應該更多的去了解他們，傳承他們，勿忘國恥，奮發向上。
那段歷史無論有多屈辱，多不堪，都應該積極地正視——瞭解外國人如何欺負我們的同時，更應正視自己做錯的地方。既要講外國人怎麼攻打我們，掠奪我們;更要講，我們如何無知愚昧，如何沾沾自喜，如何錯失機會。像初高中教材改得讓我們對那段歷史的看法有偏頗，我能理解國家的用意，讀後感.但卻不能認同。我們簽訂條約時，由於完全不懂國際公法和國際形勢，爭所不當爭，棄所不當棄。《虎門條約》時，國人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而不是協定關税、治外法權這種涉及國家主權的東西。互派使節這種要求，中國人從爆發鴉片戰爭的一百年前開始，更是拒絕、拒絕、再拒絕。《南京條約》後，中國人仇外心裏表現之一是殺外國人，可他們當中，有許多都是無辜的，耆英要求嚴厲執行國法，被人罵洋奴……這些錯誤，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知道。正確區分別人的善意與敵意，這一點，到今天，對於中國人仍有很大的借鑑意義。
另外，我更想説的是：知己知彼這一點，無論是那時，還是現在，中國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現代中國強大起來了，可論起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瞭解，中國人又有多少?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文化都瞭解甚少(爭着去申遺的中國人，對那些文化遺產背後的東西又是否曾主動去了解呢?)更不用説其他國家了，都只會道出表層膚淺的東西而已。朱焱先生在《日本人的善意和敵意》這一文章中大談相比於日本人對中國的研究，中國人對日本的瞭解是遠遠不夠的，我對於這個觀點，很是贊同。
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真的是讓我知道了更多那段歷史背後的真實故事，先生的評論，也很精準。也許以後學者會研究出更多，甚至是推翻先生理論的東西。但無疑，先生的著作，還可以繼續走很遠很遠的路。
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插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2012年3月第6次印刷)，是我在書店發現的頗為重要的好書。
蔣廷黻是民國時期的歷史學家，他的這本書寫於1938年，在民國銷量頗大。本書反映出作者受到過嚴格的現代西方歷史學的訓練，並且觀點頗為新穎。作者最獨特的觀點是：假如林則徐沒有被免職(林則徐在虎門銷煙後由於不能擺平英國人，被道光免職)，估計他會在廣州和英國人幹起來，肯定慘敗，那樣他的一世英名將被毀掉，而對清朝卻是一件幸事，因為清朝慘敗之後必然會提前開展洋務運動20年，我們也將比日本早發展20年，以後就不會有甲午慘敗了。
這個觀點很新穎，尤其是在林則徐早已被捧為民族英雄的情景下，更是頗吸引眼球。但我仔細想想，覺得經不起推敲。因為：(1)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不是沒和英國打過仗，英國順着長江快打到南京了，清朝最終受不了了，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如果英國在長江三角洲的勝利不能警醒清朝，難道在廣州打敗(如果不被撤職的)林則徐，就能警醒清朝嗎?(2)即使洋務運動提前20年，如果不能從制度上做根本的改變，真的能戰勝日本嗎?
所以作者書生氣頗重。
該書畢竟寫於1938年，民國時期的歷史，對作者來説是“現代史”，所以對孫中山、蔣介石歌頌頗多。這也是我不贊成的。此刻我看中國近代史，逐漸構成了以下(可能比較獨特的)觀點：
1、落後國家要發展，尤其是東方落後國家，必須要經過一段集權、獨裁時間。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不經過這段時間，國家和地區就不可能發展。好好看看日本、韓國、我國台灣，乃至新加坡的發展，無不如此。
題的關鍵是：(1)很多人認為一步跳入美國或英國式的民主，才是對的。(2)經過獨裁或集權之後，必須要過度到民主社會，而不能停滯不前。兩者缺一不可。
東方國家，不走(1)而直接進入(2)，成為世界先進國家的，至今沒有先例。所以必須走第(1)步，絕不能因為(2)而否定(1)!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必須及時過度到(2)，否則仍然會落後，會捱打!
2、在近代史上，李鴻章、孫中山的地位過高了。
實際上，國人對李鴻章的評價已經幾經反覆。甲午戰爭之後，李鴻章的名聲就臭了，一向臭到民國。然後梁啟超等人為他翻案，説無論是誰，當時都不得不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和李鴻章沒有太大關係。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也為李鴻章説好話。到了1949年之後，大陸再次把李鴻章醜化，但1990年之後又逐漸為他翻案。總之，此刻李鴻章基本上是個正面主角。
但我認為，李鴻章還是被大大高估了。孫中山也一樣，國共兩黨對他的評價始終很高，都有歷史原因。但真正細觀歷史，我認為他被嚴重高估了。算了不展開了，重要人物總是充滿爭議。
3、有些人的地位過低，比如左宗棠。
左宗棠收復新疆，從清朝到民國，再到此刻，我們都認為左宗棠是民族英雄。我越看近代史，越覺得左宗棠的見識極高，遠遠超過同時代的中國人。可是，我國對他的宣傳還是遠遠不夠，甚至很多人都不明白在收復新疆時還有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民族英雄劉錦棠(有興趣的能夠看我的《劉錦棠收新疆》系列)。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左宗棠在我國(包括大陸和台灣)的地位這麼低，他的知名度遠低於岳飛、戚繼光、林則徐甚至鄧世昌，也低於曾國藩和李鴻章。
蔣廷黻對左宗棠的評價同樣不高。他認為：假如不是左宗棠力主收復新疆，當時清朝肯定有更多的力量建設海軍，琉球就不會歸於日本了。而琉球歸屬中國之後，在朝鮮的影響力也將更大。作者顯然認為琉球比新疆，東面比西面重要。
對此觀點，我同樣不表贊成。難道左宗棠不收回新疆，李鴻章就必須能收回琉球，清朝必須能戰勝日本嗎?幾乎不可能的。李鴻章一貫忍辱求和，不可能為了琉球和日本開戰。而新疆的重要性，作者顯然沒有認識到。
4、近代史嚴重低估了一些媒體思想家(“公知”)的歷史貢獻。
具體地説，梁啟超和胡適，他們不僅僅是文人，是公共知識分子，是思想家，並且極大地左右了歷史進程。我們似乎只是在戊戌變法時才會談到梁啟超，並認為胡適只是民國時重要的知識分子之一。這都大大低估了兩人的歷史作用。
翻開這本書，思緒彷彿也隨着翻動的書頁飛回到了，那昏暗的日子。入眼的，滿是傷痕。我聽見，一聲聲，痛苦的呻吟，一聲聲，絕望的哀嚎。
我不是一個很喜歡讀歷史類書籍的人，在我看來，歷史往往太過真實，歷史不是一個作家能夠創作的作品，歷史就是真實存在的，發生過的的事。相較於歷史而言，我更喜歡其他類型的作品，在我看來，很多作家創作的作品都包含了作家自身的情感。我不喜歡杯具，我看完一個悲傷的故事的時候我就會告訴自我，這不是一個完全真實的故事。可是歷史故事是真實存在的，我沒辦法告訴我自我，以往沒有那麼多因為戰爭流血流淚，因為戰爭流離失所的人們，也沒有辦法告訴我自我有些屈辱，有些殘忍，有些可怕是真實存在的。
其實在翻開這本書之前，對於那一段慘痛的歷史，我的認識是，中國封建制度落後，人民思想觀念的腐朽，經濟蕭條，清王朝腐敗，清政府昏庸無能，自高自大，皇帝的懦弱無能，慈禧奢侈無度，崇洋媚外，士大夫膽小怕事，目光短淺，李鴻章代表清政府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琦善崇洋媚外，買主求榮。林則徐拼死抵抗，有勇有謀，卻被奸佞陷害，不被重用，曾國藩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開拓打下了基礎，康有為梁啟超，主持百日維新，向西方努力尋找真理，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提出三民主義……
當我翻開這本書，一段段歷史就這樣在我眼前啊展開，我告訴自我，這不是創作的故事，這是真實發生的，我懷着沉重的心境，開始看這本書，開始走進那一段沉痛的歷史。
一點點讀下去，我開始對那一段歷史，那一段歷史裏的人有了不一樣的，更深的理解。我開始意識到或許我不應當把那一段慘痛的歷史賬都算在清政府和士大夫的頭上，至少這不能全怪他們。我們沒有辦法去苛責那些從來沒有了解過西方的人，讓他們明白中西方的差距，讓他們意識到中國急需改革，可是還是覺得他們的意識過於麻痺。他們一向在閉關鎖國中坐着自我的春秋大夢，就像蔣先生在書中寫到的那樣：“到了十九世紀，我們只能在國際生活中找出路，可是嘉慶，道光，咸豐年間的中國人，不分漢滿，仍然試圖閉關自守，要維持歷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那個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我們期望當時的他們能有更高的覺悟，有更長遠的眼光，對西方世界有更深的認識，然而他們沒有。
説起近代的民族英雄，我總能第一個想到林則徐，那個主持虎門硝煙，備受讚譽被稱為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則徐。讀蔣先生的書，也讓我對這位民族英雄有了以往沒有的認識。
很多時候，人們認為鴉片戰爭的失敗是因為道光皇帝的昏庸，把林則徐給撤職了，用了一幫投降派。可是，其實不然，這是歷史對林則徐的成全，成全了林則徐的身後名。假使，當時林則徐沒有被道光皇帝撤職，那我們的鴉片戰爭還是沒辦法打贏的。這場戰爭的背後有巨大的軍事，政治，經濟的懸殊。誠如蔣先生所言，真正的林則徐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是主剿的，是百戰百勝的。真的林則徐是慢慢覺悟了的，他明白中國兵器不如西洋，他明白中國應當以以夷制夷，可是他不敢公開的提倡這些主張，他怕士林清議，他重視自我的名譽更甚於國事。
每個人都有很多種不一樣的人格，每個都是我們自我，或許，民族英雄林則徐也有一種人格，一個不願意承認時代落後的舊時代精英，不肯公開提倡改革，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讓國家日趨衰弱，讓自我的名譽得以保全。可是，在這個光怪陸離的人間，沒有誰是完全的沒有缺點的，人之所以為人，大概就是因為每一個人的不完美性，正是這些獨特的不完美性才使得世界有更多的美麗的可能。
很多時候，再去讀歷史，就像是站在上帝視角去俯瞰世事。或許就是這樣，我們會去感慨，會去氣憤，會去惋惜。
在我的印象裏，我所明白的琦善大概是一個備受苛責的人，看過很多對他的形容，説他是舊官僚，説他膽小怕事所以主和，更有甚者説他是賣國賊。大多時候，琦善都被拿來與林則徐作比較，用來突出林則徐的愛國，忠義，有遠見。
可是讀了這本書之後我對琦善卻有了新的認識，雖然此刻琦善在我心裏不是英雄，可是至少，我發現他也並不是像我之前以為的那樣，是個膽小怕事主和的舊官僚。就像蔣廷黻先生評價那樣：琦善與鴉片戰爭的關係，在軍事方面，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在外交方面，他實在是遠超時人，因為他審察中外強弱的形勢和權衡利害的輕重，遠在時人之上。的確，我們就不應當把一場打不贏的戰爭怪在某一個人的頭上，我們沒法説刀槍棍打可是洋槍洋炮是因為一個大臣的過錯。在蔣先生的書中，我認識了一個誠實的琦善，他明白沒落的清王朝沒法與興起的近代化英國相抗衡，他認識到“化外蠻夷”的實力而不惜一切去“撫”，他在儘自我最大的努力在保全中國。可惜這種誠實在別人看來是失了國體，這種誠實無異於是一種怯懦。可是，在我此刻看來，琦善擔的起中國近代外交第一人的稱號。
或許有的時候事實也並不是我們所想的樣貌，可是事實就是事實。歷史永遠是最偉大的，最公正的裁判，所有的一切最終都會有一個公平的確定。
新航路的開闢，為全世界的進步特別是在東西融化、或者説是全球歐化了提供動力。從此，中國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遇數千年未有之強敵，轟轟烈烈以鴉片戰爭為前奏，展開一部屈辱史——
在我看來，這未嘗不是數千年未有之機遇。從馬嘎爾尼訪華的失敗，到嘉慶年間英國第二次派人來華受冷遇，從為抵禦外敵而僅設立的一處通商口岸廣州十三行，到不承認別國的平等、儀統、儀式問題——除了文化差異外，“我們抱定‘天朝馭萬國’的觀念，不承認國際，而西方則在近代步步地推出國際生活及其所需的管理和公法。足以證明中國絕不會自動地接受西洋的科學與工藝。”
數千年來，從絲綢之路的捍威到貞觀之治的“天可汗”威儀，再到鄭和下西洋的外撫四夷，封建中國自詡天朝大國應有盡有，以不平等待遇對外邦交，以封藩屬國作為我國的國防外線代守門户。卻不料在這固步自封下，西方近代文明的曙光乍現一個個“日不落”的神話，黯淡了東方的光芒。廷黻先生説：“在世界上，一切國家能接受現代文明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慘敗。”那麼，西方列強的侵略正是使閉關鎖國的封建中國覺醒，探索走向現代化，走向富強。
我們總將其屈辱原因歸結為“落後就要捱打”，那麼這個“落後”又體現在哪些方面的軟肋之上呢?
一.舊社會的惡性循環
在第二章裏，蔣先生提到兩個惡性循環①大亂後大治：因為民眾不知利用科學節制生育也不知利用科學增加生產，於是亂世末，大治初人口少，有荒墾——人口多，分配少，生活水平低——燒香拜佛，土匪起義，小亂變大亂——大治末，亂世初;②每朝開國君主及元勛大部分起自民間，自奉薄，奢侈低，體恤民情，內政昌明吏治澄清;後來則慾望提高，奢侈增多，貪污長進。
這兩個循環造就了中國歷史如同sin函數圖像跌宕起伏。而在西洋勢力侵略起始的時候，正是我們在抵抗力量薄弱的低谷的時候，我們開始處在雲端做雙曲線中的下拋運動。這映證着近代歷史血淚屈辱的必然性，也充分揭示了要想擺脱這種受制於人的命運，必須跳出該圖像的發展，也就是必須革命地徹底，將中國封建統治連根拔起，這我也將在下面第三點中提到。
二.民心向背與國家進?
?南京條約》後，廣州民眾因為觸及到自身利益而產生仇外心理，不讓外人入城。當政者沒有顧全大局地去疏解矛盾反倒是以林則徐等的意見認為“民心可用”，認為”四萬萬同胞有勝無敗”，希望等到外人騷擾作亂時組織百姓去抗議其洋槍洋炮。“僅以民心對外人的炮火當然是自殺”，民心代表一種趨勢，但如果沒有大勢力量——也就是綜合國力的推動這根本就是手無縛雞之力的花骨朵兒。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更有甚者當起了漢奸，有些老百姓不明所以還幫忙外敵搬運物資——當秦始皇焚書坑儒地抑制思想發展，當明清八股侷限、文字獄風行時，統治者們有沒有想過，他們江山的傾覆往往咎由自取呢!
更何況，“民眾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礙之一。"就好像在北洋軍閥割據時期，也正是“野心家知道中國人民的鄉族觀念，從而利用之，已達到割據的目的。”就算是接受了西洋文化，也只是盲目地學習。就好像以洪秀全為代表的小農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狹隘階級利益(“他的真實心志不在於建設新國家或新社會，而在建設新朝代。”)而打着天朝的幌子，通過宗教信仰從而進行革命，其根本與封建文化無異。
士大夫階級的獨立、大無畏、創新精神在哪裏
在鴉片戰爭前與外國的邦交中，在鴉片戰爭後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除了一點被迫的無奈外，是否更多體現了晚清“完全不懂國際公法和國際形勢，爭所不當爭，放棄所不應當放棄的”?士大夫認為的“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聖先賢的法制，歷代相傳，絕不可變更。”直至戊戌變法才被調整;在洋務運動中，“時人對自強事業則多方掣肘，對邦交則好輕舉妄動，結果就是誤國”;曾國藩在推翻太平天國中，也是“以中國舊禮教為其立場，維持清政府作為政治中心，憑依忠君思想”……
就好像一位網友提到的“是因為他們自己的不徹底，接受的舊式教育，脱離不了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束縛。大部分則是時代不容許他們徹底。這個時代，包括很多：閉關自守;外國的趁火打劫;民眾的迷信與無知;思想文化的限制等等。”我們要理解他們的侷限性，但除此之外，我們是否更應該想到，百年樹人，教育為本，當國家棟樑尚為此愚昧，也就不難理解國難殤殤了。
四.戰略戰術啃老底、太拘泥、不分明
近代有好幾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就拿洋務運動來説，洋務派出於國防動機率先開始軍事建設和企業建設。奕他們“絕不轉頭回看，留戀那已去不復回的閉關時代。他大着膽向前進，到國際生活中去找新出路。”而蔣先生痛心扼腕地説，這種新精神為什麼不能出現在鴉片戰爭後而出現在20年後的鹹末同初呢?“鴉片戰爭失敗根本在於我們的落伍，但其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瞭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致命傷……我們的近代化若比日本早20年，遠東的近代史則完全改寫。”洋務派們遲了一步，
但更重要在宣告洋務運動終結的北洋海軍潰敗中戰略戰術運用不當。當時我們已經引進很多西方的大炮船隻，但“我們的失敗不是船不如人，炮不如人，而為戰略戰術不如人。”例如總司令選用帶馬隊、全不瞭解海軍作戰的丁汝昌;例如在變更陣勢形勢自亂，敵人有空可鑽，而我們第一炮誤中自己望台……而且當時一些有遠見的賢士郭嵩燾、曾紀澤等也鬱郁不得志，
最重要的，是“近代化的國防不僅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經濟，並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國民，半新半舊是不中用的。”這種革命的不徹底性和侷限性是中國舊式民間運動不能救國救民的根源。所幸的是，我們一步步嘗試學習和接受近代文化，取其精華地繼承傳統文化，於是有了推翻封建統治的辛亥革命，有了社會主義新中國。
處在近代的中國，就好像剛剛脱離温室的花朵，唯獨經歷風雨的洗禮，才可以擺脱自身的嬌弱。我們憤怒，為着列強的惡毒和兇殘;我們悲痛，為着大廈將傾，屍骨遍野;我們慶幸，可以卧薪嚐膽，力挽狂瀾——所以我們努力，為中華崛起而奮鬥!而唯有在那一層屈辱之下取長補短去學習，把握機遇去成長，中華民族才能昂然站起，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高一的孩子，談談自己的感想，順便完成自己的暑假作業，放在這裏希望大蝦們多多指點~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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