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説辛亥革命是凝聚民族核心價值的起點的話，那麼其經過百年砥礪的最大變化，是雄健了今日21世紀“少年中國”的體魄和精神。我們中華民族歷來是最富有創新變革的時代精神。例如《周易·乾·文言》中講：“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它揭示了國人要不斷創新，與時俱進的時代要求；湯《盤銘》中説：“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意即如果每天能除舊更新，就要天天除舊更新，不間斷地更新再更新。《周易·繫辭傳》也講：“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意為任何事物發展到一定限度，就會達到量變的極限，就會遇到制約和阻滯，要想繼續通達，需要適時創新變革。以及要求人們不要固守於舊有典章，而要與時俱進的考慮問題和處理事情。在中華民族的典訓之中，夸父追日、精衞填海、愚公移山、盤古開天等千古傳唱的故事，無不折射出我們民族內心那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等開拓進取、永不停息、奮發向上的精神。
110年來，中國史學界對辛亥革命的研究偏重於其武裝鬥爭方面，尤其是今日，當我們在隆重紀念辛亥革命豐功偉績的時候，仍看到我國一些地方，還在不斷地為爭奪哪個地方，才是辛亥首義的地方而較勁，究竟是武昌？還是廣州？實際上這種觀點是對是錯，其爭議或者研討沒有什麼太大的史學意義。眾所周知，孫中山等人於1894年10月創立興中會後，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發動過無數的革命武裝起義，包括1895年10月26日（夏曆九月九日）的廣州起義，1900年10月8日的惠州起義，1904年11月16日（農曆十月初十）的長沙皇殿起義，1906年的萍瀏醴起義，1907年5月的潮州黃崗起義，1907年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義，1907年9月的欽州防城起義，1907年12月的鎮南關起義，1908年3月的廣西馬篤山起義，1908年4月的雲南河口起義，1908年7月19日秋瑾和徐錫麟約定同時在浙江和安徽起義，1908年11月19日安慶起義，1910年2月12日廣州新軍起義，1911年4月27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等。中國雖在辛亥之年終於推翻了腐朽專制的封建制度，但這並非是一、二次革命起義一蹴而就能夠做到的事情，實際上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1895年10月就開始在全國各地不斷髮動武裝革命起義，在這16年間已有無數革命先烈用“拋頭顱、灑熱血”的為國捐軀壯舉，才將封建腐朽的清王朝拼打得搖搖欲墜，其後經過辛亥年各地爆發的民眾武裝起義，才使革命獲得成功。而值得一提的是1911年11月3日上海爆發的辛亥起義的巨大作用和歷史地位，對於辛亥革命“上海起義”，孫中山先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説：“武昌既稍能久支，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漢之一看，而在各省之響應也。”並且他明確指出：“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為上海”。參與辛亥上海起義的主要領導之一的李平書先生也曾經説過：“上海光復，為響應武昌首義之第一聲，亦可雲次義”。可見上海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獨特、作用巨大、影響深遠。這裏筆者還需要特別補充一下魯迅先生在《黃花節的雜感》對辛亥年4月27日廣州起義犧牲戰士的追記範圍，（注：魯迅稱讚在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勝利後，先前的黃花崗起義“這些失敗的戰士，當時也就成為革命成功的先驅”），應該講這16年來為推翻封建專制統治而英勇獻身的戰士們，全都成為了辛亥之年“革命成功的先驅”。由於他們在跨世紀的前赴後繼、英勇獻身，才換來了民主共和的國家新生。今天當我們在海峽兩岸回顧和緬懷辛亥先烈們的時候，前者的百年祭奠將永遠成為後人心中繼往開來的一座高聳入雲的歷史豐碑。
2021年10月10日是中國辛亥革命110週年的紀念日。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不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近代中國的發展與進步打開了禁錮之閘門。而且當時佔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辛亥革命，也極大震撼了寰球五大洲16億的人們，使其成為當時繼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之後，又一起具有劃世界時代意義的大革命。20世紀初的中國辛亥革命，催生了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由此其也就成為當時全世界最偉大的一件歷史性事件。這對當時還身處在十月蘇維埃革命之前俄國的列寧來説，當他得知近鄰的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後，就非常興奮地告訴同伴們：“辛亥革命給亞洲帶來解放，使歐洲資產階級的統治遭到破壞。”所以中國的辛亥革命被公認為是20世紀初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偉大先導，在世界歷史中佔據獨特的地位和偉大的貢獻。辛亥革命的勝利，不僅標誌着中國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的到來，也標誌着亞洲和世界歷史上結束殖民統治，獲得民族獨立新曙光的出現。辛亥的三民主義民主革命思想，對亞洲各國的影響非常巨大，諸如印尼共和國的締造者蘇加諾、菲律賓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彭西、越南民族運動領導人潘佩珠等，都先後深受中國辛亥革命的鼓舞和影響，由此孫中山先生也被亞洲各國人民公認為“東方民族解放之父”。
1911年的辛亥革命有別於此前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其他革命運動，它以全新的姿態進行改天換地、浴血奮戰的卓絕鬥爭，不僅取得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進步，而且使當時約4億“老大帝國”的臣民中的爺兒們不再磕頭下跪，剪辮覺醒，高呼革命，誓做新民。魯迅先生在他所著的《頭髮的故事》等作品中，也描寫了當時辛亥變革期間眾多臣民變公民的精神狀態。我們在這些作品中能夠領略到辛亥時期有關民眾覺醒的真實場景。廣大民眾對自己在國家所處的地位，已從思想觀念和精神面貌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辛亥革命讓四萬萬帝國的“子民”或者“蟻民”都長了膽量，敢於剪除自己後腦勺仍長着的那條又臭又長的“大辮子”，投奔起義洪流，浴血奮戰，雖有無數“新民們”在血戰中被俘、被殺、被剮、被砍頭、被割喉、被割耳朵、被折臂破腦等慘狀，甚至還有的辛亥志士被捕後，被清兵用七寸長鐵針對準腦門，一釘致死。但仍有無數辛亥革命先驅者前仆後繼，英勇獻身，他們不為自已，而是為了實現他們自己可能也看不到的“民主共和”國家的光明未來，許多辛亥志士都將自己稱之為“無我”，表示為了國家“民主共和”的新生，寧願犧牲自己生命來“換天地”的決心。就是這無數英靈為苦難中國獲取共和民生的文明未來，前赴後繼，英勇獻身，由此播下了“少年中國”碧血丹心為實現“振興中華”的革命火種。
晚清時期的中國，各種西方文明碰撞，產生了當時最深刻的一個思想命題──如何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的問題。當時，嚴復就提出過“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主張，認為這是國家富強的基礎。梁啟超也主張欲“興民權”，先“開民智”。戊戌變法運動失敗後，他痛定思痛，更進一步提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後來梁啟超在自己創辦《新民叢報》時，乾脆自謂其曰“新民子”，並且在他所撰寫的《釋新民之義》一文的開篇首句就説：“新民雲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他在《論公德》一文中還進一步分析説：“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並且還在文章中引用了亞里士多德的名言：“公德者何？人羣之所以為羣，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羣之動物也。”筆者從許多晚清至民國的史料書籍中也找到有關類似中國人大多“知有私德”，而“不知有公德”，只顧其小家，不關心大家（注：這裏的“大家”指的是國家）的文字描述。為此梁啟超曾十分悲憤的説道：“我國民中無一人視國事如已事者，皆公德之大義未有發明故也。”這就是辛亥前夜的“子民“或者”蟻民”的思想價值觀狀況。當時僅靠嚴復、梁啟超等人發起的早期“新民教育”活動，是很難喚醒和凝聚起中華民族內在的“公德”核心價值。因此講當時要喚醒和凝聚民族“公德”的核心價值，只有等待革命的覺悟者用大無畏“無我”的“拋頭顱、灑熱血”愛國主義精神的壯烈舉動，來震撼和喚醒我們四萬萬國民的內心良知。正是一百年前的那場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用無數先烈們的鮮血來洗滌人們的靈魂，才換來了後來繼承者“天下為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民族精神與核心價值的中樞。孫中山先生曾經強調指出：在“人際關係中利人重於利已的原則”，他堅持認為：“重於利已的人，每每出於害人，也在所不惜；重於利人的人，只要是於人家有益的事，每每至於犧牲自己亦樂於助人；倡導個體與羣體、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中，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高於一切，個體服從羣體，奉獻重於索取的原則。”“天下為公”是重鑄中國人的“國民性”的核心價值，是孕育民族之魂的精髓，是凝聚民族精神的支柱。辛亥之後，許多著名學者和思想家們，如辜鴻銘、李大釗、魯迅、毛澤東、錢玄同、林語堂等人繼續投入到中國人的“國民性”教育問題的研究中，並且提出了自己對新民教育的不同見解，比如魯迅先生所撰寫的《藥》、《阿Q正傳》等作品，就深刻地揭露了國民的素質問題。所以筆者認為辛亥革命的偉大功績不僅僅是推翻的了一個封建王朝，更重要的是它喚醒和凝聚了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即由先前“子民們”只講私德，只顧小家，轉變到弘揚公德，維護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國民性”大大進步。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民教育”活動就象雨後春筍般地蓬勃興起、不斷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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