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以後，張桂梅離開大理喜洲，隻身來到麗江華坪。初來乍到，她便放棄了進入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的機會，而是選擇了中心中學，承擔了4個畢業班的政治教學工作，畢業班的女生工作，此外還協助學校搞文藝工作。在工作中，她盡職盡責，奉獻了所有精力。
1997年8月，民中分設成立正在住院做手術的張老師得知民中學生最窮，生源素質最差，經費最緊張，又看到民中校舍最破陋、設備最差時，她又主動要求調到民中工作，抓學生學習、管學生日常都親歷親為，一步步推動着教育工作的發展。在她的努力下民中的教育成果不斷湧現。
1999年2月，華坪縣教育局黨委和中共華坪縣委分別發出通知;號召全縣教職工和全縣人民向她學習，縣委還授予她"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優秀人民教師"的光榮稱號，並獎給她1000元，但張桂梅把1000元獎金當場就捐給了縣慈善機構。
説到慈善，張桂梅這一生幾乎都與慈善事業掛鈎。在民中的教育工作中，女生很少，張桂梅意識到，提高山區女孩的素質，至少可以改變三代人。由此，她便萌生了籌建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的想法，從2002年起她便開始為這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四處奔波。
2007年，張桂梅當選為黨的十七大代表。張桂梅和她籌建免費女高的想法逐漸被更多人知道。麗江市和華坪縣各拿出100萬元，幫助張桂梅辦校。2008年8月，華坪女子高級中學建成。
張桂梅表示，學校能辦起來並走到今天，離不開黨和政府作堅強後盾。華坪女高的教師工資和辦學經費均由縣財政保障，學校建設由教育局負責。教學樓牆上，掛滿了密密麻麻的捐款人姓名。大家的關心和幫助，她都記在心裏。
為了留住學生，家訪成了很重要的工作。辦校10多年來，張桂梅走了11萬公里家訪路，走進1300多名學生家中。山區偏遠、山路艱辛，很多學生的`家只能靠步行達到，連爬山過去都得好幾個小時。
在她的帶動下，10多年來，華坪女高以自身獨有的特色和堅定的理想信念，不斷髮展成長。張桂梅也非常注重新材視角，不斷摸索出貧困山區學生教育的規律;把育人當作教育的前提和目標，走到學生心裏;她通過家訪瞭解孩子的家庭，竭力改變教育背後的貧困。“山裏的學生太窮太苦了，又那麼善良懂事，我想幫幫她們。”正是秉承着一顆仁愛之心，張桂梅“讓教育走得更深更遠”。
許多年前，張桂梅過的是一種和現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時，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個家。
她是黑龍江人。母親在近50歲時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時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們長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籬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1974年，17歲的她跟着三姐來到雲南支邊，在中甸林業局當過播音員、宣傳隊隊員，80年代，經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男人，是中甸林業局子弟學校的校長，"為了他，我也申請去當了老師"。很快，他們結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憶裏，丈夫多才多藝，兼職給別人修傢俱、講微積分課，賺來的錢給她花，給她買她愛吃的楊梅罐頭。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飯，兩人常常去洱海邊上散步，想去哪兒玩就買車票。丈夫對她好，去大理市裏開會，只要當天能夠趕回去，一定會和她一塊吃飯。
她是極其外放的性格。在東北，她有過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時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長大，沒有嚴厲的管束，人送她外號五猴子，總是上躥下跳，後來在文工團裏當舞蹈演員，調皮搗蛋，會哄騙鄰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長髮剪掉，還會抓毛毛蟲嚇別的孩子，老師一巴掌拍死毛毛蟲，手就腫起來，她捱了一頓罵，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後被老鄉送回家。
等結了婚，她喜歡去歌舞廳，不想去開學校例會，作為校長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時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揹回家。那時候她是一個美麗的老師，説一口動聽的'普通話，化粧，穿紫色皮鞋、藍色褲子、紅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裏，掛着一個手編的門簾，小個小個的珠子掛起一串，美極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師回憶，到了午休的大課間，在桃子樹下的草坪上，張桂梅會帶着孩子們圍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飄逸"，學校裏關係好的老師給她取了個外號：老妖精，簡稱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張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後來，她形容那段歲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濛濛的一片，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將終止，愛與被愛的生活即將結束。"
她盡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賣掉，家裏所有能賣的東西也全部賣了，總共籌了二十多萬。她到處跟親戚朋友們借錢，後來丈夫的家人勸她別治了，她不願意。丈夫自己也想放棄，她勸他，我們能活一天算一天唄，就等於你陪我一天就行唄。不管多貴的治療方案，她都試，7千多一天的進口藥也用上，二十多萬，半年就見底了。
1995年2月，丈夫還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萬念俱灰，往行駛的車上撞，駕駛員踩了剎車躲開，讓她尋死別連累別人。回去以後，她和停屍房的人説：請您把他從冰箱裏頭搬出來。她最後一次抱着丈夫痛哭。愛與被愛的生活，結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處理完後事，她失去了生命力，頭也不洗，只是躺着，什麼都不想幹。只要一出門，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裏，活在洱海中。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她想，她必須離開。她申請調動，填了許多地方，只有華坪接收了她。對於這個小縣城來説，大理是個大城市，她是個來自大城市的老師。1996年，她把裙子和門簾都留給了同事們，帶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來到華坪。
起初，這更接近於一種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學當老師，一年之後，申請調動到新建的民族中學。但到了華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樣了：有學生冬天穿着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進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給一位小男孩。這裏的孩子需要她，"為了能讓他們走出大山，我做了一點小事，我感到快樂"。她的心裏有了一些輕鬆的感覺。
她清楚地記得，一個帶着女兒前來交書本費的父親，走了五六個小時，把賣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錢塞給了她，"他很樸實地告訴我，就這些了啊，我有錢還給你送來。"她動員了幾個學生一塊數錢，一分錢、五分錢、兩毛錢的紙幣，零星的幾個硬幣，髒兮兮的，總共不到50塊錢。但她把紙幣捆成了一捆，留作紀念，"你看看人家這日子過的，還滿高興滿高興的，然後把孩子還送給你。人家沒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沒有的。我們還怨天怨地在這兒怨的。"
她反觀了自己。"人家還沒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這個人的生死應該是自己明白的。這個天災人禍自己應該明白。自己（就別）糾結在那出不來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內心的苦悶和空虛漸漸被驅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臨在了她的頭上"，用華坪縣前教育局局長，如今是張桂梅宣講小組一員的楊文華的話説。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她走了40分鐘。回到了宿舍，她哭一會兒，站一會兒，一夜未眠。
當時她是四個國中畢業班的政治老師，第二天，鈴聲一響，她本能地走進教室。她想陪孩子們走完這關鍵的幾個月，他們來不及適應新的老師了，那是他們考學的機會。她還能怎麼辦呢？當年患癌的丈夫撐了一年多，是因為自己百般籌錢，在他身邊照顧，如今輪到了自己，沒有醫藥費，也沒有人安慰。
吃止痛藥，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課，就這樣，她送走了四個班的畢業生。後來，她借了幾千塊錢，坐上了夜班車，到昆明做手術。她的腫瘤拿下來，腸子粘連到了後背，每次摸的時候就感覺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塊石頭一樣，疼的時候是一陣陣的，人也變成黑瘦黑瘦的了。
萬幸的是，這個從外地來的、埋頭苦幹、帶病上課的女人被看見了。當時華坪縣正大力發展開採煤礦，學校裏的老師工資低，就幹着第二份職業，或者辭職出來做煤礦生意，縣裏正需要一個正能量的老師作為宣傳典型。一個政協委員告訴她，我們絕不能捧着骨灰盒來宣傳您。她的事蹟開始在小縣城裏傳遍，兩次手術期間，一天晚上她喘氣困難，學校裏的幾位老師冒着大雨去醫院，給她取氧氣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邊照顧她。還有一位山裏的女人，把五塊錢的路費也捐給她治病，自己走了六個小時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種"愛的支撐"。
後來，她有過幾次成家的機會。她的名聲傳出了縣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來。有一次，王秀麗接到了她的電話，説北京來了一個作家，你過來看一下嘛。王秀麗想，跑上門跟人家説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厲害的，便沒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張桂梅的追求者，見面的時候，張桂梅還塗了口紅，穿了高跟鞋。王秀麗立刻叫個摩的就去了兒童之家，但那人已經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給對方，張桂梅説，找一個伴有什麼用呢。王秀麗説，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個人跟你説一下話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麗聽説，是兒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歡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説，你起來一下，假裝要掃地。那人坐牀邊，孩子就説，你起來一下，假裝要疊被子。一天都不讓那人坐下。他們還問張桂梅，你要忙着結婚嗎？你就怕以後我們養不起你嗎？
後來，就再也沒有什麼北京來的作家了。
張桂梅創辦女子高中的初衷是為了解決眾多適齡失學女孩的上學問題，幫助她們走出閉塞的村落，去追尋屬於自己的青春和夢想。可當無法保障學生安全的時候，何談追逐夢想?
對此，為保障新招收100名學生的安全，張桂梅便帶着全校的女老師和學生一起走進了教室，利用桌椅晚上搭成簡易“宿舍”，白天教學，晚上休息。同時，又安排學校裏的男老師在教學樓的樓梯間搭起“木板牀”，輪流值守校園安全工作，全體教師為學生築起了安全保障第一關。
當張桂梅決心要創辦女子高中之時，便知其一路坎坷，在這樣的環境裏，全校僅有的17名教職員工中有9名相繼辭職離開，100名學生有6名提出轉學，這些情況讓創辦女子高中初期本就步履維艱的張桂梅更是雪上加霜。
只招收貧困家庭女孩?免除學雜費的辦學制度?女子高中能否辦得下去?面對社會上的質疑聲，張桂梅鼓勵大家：“留下的8名老師中有6名共產黨員，只要黨員在陣地就在，女子高中這塊教育扶貧陣地一定守得住。”
張桂梅説過這樣一句話：“如果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業;如果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學生;如果我有動力，那就是黨和人民。”
所以，即使遇到再多的挫折，她也沒有放棄建立女子中學的決心。
2008年9月，在張桂梅老師的不懈努力下，在各級黨委、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支持與幫助下，全國惟一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華坪女子中學終於順利成立。
張桂梅作為千千萬萬基層教育工作者中的一員，她始終把教書育人、立德樹人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奮鬥目標。自1990年參加工作以來，她始終把教書育人作為自己的人身追求，而且在工作的這三十年中也一直積極踐行這一人生追求。
作為一名教師，她心繫困難羣眾，始終相信羣眾利益無小事，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投身教育扶貧行列，在她的努力下，華坪建成了全國第一所全免費女子高中。她堅持樹人先樹魂，把思想政治建設和理想信念教育作為立校之本。她長期拖着病體，堅守工作崗位，以實際行動兑現了自己“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站在講台上”的諾言。她把自己的工資、獎金和社會各界捐助她治病的100多萬元全部投入教育事業自己卻甘守清貧。
作為一名人民教師，張桂梅在教書育人的同時還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家訪。張桂梅身體不好，但是她卻從來不讓學生家長來開家長會，自己拖着生病的身體進大山挨個對學生進行家訪。在遇到有輟學思想的學生時會不厭其煩苦口婆心的給學生和家長做工作，不讓一個同學掉隊。就是這樣的家訪，張桂梅堅持了十年，幫助很多想輟學的孩子又重新走進了學校，坐在了課堂上學習。
拜讀了張桂梅同志的先進事蹟和用生命點滴的`人生故事，我深切的領會到一個智者和仁者所顯現出來的精神魅力。張桂梅不是製造出來的英雄，她是那樣樸實，那樣真實，也許她在悄悄的改寫着英雄的概念。”張桂梅的精神，是一種時代的精神，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強烈的愛國主義追求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張桂梅的精神，又是一種平凡的精神，體現了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師把對國家、對人民的熱愛和回報，具體落實到自己的事業和學生上，在普通教學崗位上，恪盡職守、嘔心瀝血、淡泊名利、執着追求。我作為教師中的一員，我要用心感受、用心學習張桂梅的精神，學業上不斷進步，修養上不斷完善，做學生熱愛、人民滿意的優秀教師，做無愧於時代的光榮教師。
女子高中成立之初的困難，是張桂梅始料不及的。山區條件艱苦，再加上張桂梅對工作要求嚴格，很多年輕教師難以適應。建校才半年，17名教師中有9名辭職，教學工作近乎癱瘓。
焦慮、沮喪的情緒包圍了張桂梅。在留下來的8名教師中，有6名是共產黨員。張桂梅把6名黨員教師集中起來，重温了入黨誓詞，誦讀了《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等篇章。有的教師眼裏泛起淚花，他們被張桂梅的無私打動，他們要和張桂梅一起，把女子高中辦好，把大山裏的女孩送入大學。
留住了教師，還要留住學生。家訪成了張桂梅最重要的工作。很多學生的家在偏遠山區，有的地方只能靠步行到達，但張桂梅要求自己“要親自到每一個學生的家裏去看看”。
與張桂梅多次同去的華坪縣電視台記者王秀麗，對家訪的路心有餘悸。“在路上，我害怕得腿發抖，甚至覺得鞋底會被腳趾抓穿。在一些路段停車休息時，我連車都不敢下，害怕自己會不小心跌下山崖。”
張桂梅也害怕。一次，她坐鄉政府工作人員的摩托車上山，“不敢低頭，摩托車稍微歪一點，就會跌下懸崖粉身碎骨”。11年來，張桂梅在大山裏走了近12萬公里，對1345名學生進行了家訪。家訪途中，她摔斷過肋骨、發過高燒、迷過路，還曾因身體虛弱暈倒在路上。
為了把兒童之家和女子高中順利辦下去，張桂梅不得不四處籌款，但這條路同樣艱難。
一次，張桂梅到昆明某企業尋求幫助，未等她把話説完，企業領導就叫保安趕她走。張桂梅不走，保安就放狗出來追咬，小腦萎縮的她不能很好地保持平衡，衣服被狗撕破，腳上鮮血直流。無助的張桂梅坐在地上放聲大哭。
還有一次，她在街頭募捐，被人認為是騙子，有人還朝她臉上吐口水。離開人羣后，疲憊、傷心、無助的她坐在街頭靠着牆睡了過去，醒來時已是萬家燈火。
後來中央電視台經濟頻道邀請她到北京錄製了一期節目，這期節目為她募到了100多萬元。
然而，沒人知道，她才到北京就接到哥哥病危的電話，哥哥想在彌留之際見見離家幾十年的妹妹。張桂梅思前想後，最終決定去錄製節目。她怕錯過時間人家就不讓她上節目了，她怕不上節目就會失去籌款的機會。等她錄完節目，哥哥已經過世。
堅韌執着、勵精圖治。丈夫去世後，張桂梅隻身去了祖國西南邊陲的貧困山區從事教育工作，並選擇了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在任教期間，她全身心投入教學，為貧困的學生和簡陋的學校出錢出力，又當老師又當母親，不留餘力的細心照顧着學生們的學習狀態和生活起居，為了學生們能夠走出大山，她勵精圖治創辦了全國第一家免費女子高中，她主動帶頭免費為學生們補課，因操勞過度導致身體狀況越來越差，長期拖着病體就算腹部長了肌瘤，也忍痛站在講台上，只為孩子們能夠取得更好的成績。除此之外，她還義務擔任華坪縣“兒童之家”的院長，成為了54名孤兒的母親。她十年如一日，從未退縮，從不言棄。天道酬勤，在她的不斷努力和堅持下，孩子們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學校的教學質量和師資力量也得到了大大地提升。她的到來改變了許多孩子的一生。
勤儉節約、無私忘我。張桂梅在貧困山區任教期間，全身心的投入到教育事業和慈善事業中。在學校裏，學生沒有錢吃飯，她拿自己的錢給學生;學生沒有衣服穿，她拿自己的衣服給學生;學生生病需要看病，她帶學生看病並自己掏醫藥費。總之，只要學生們缺什麼只要她有，她都能解決。在兒童之家，她義務成了眾多孩子的“媽媽”，一把屎一把尿、不分晝夜的照顧着幾個月大的孩子，為了維持兒童之家，她把自己有的能用的都拿出來給孩子們用，並利用空餘時間到處籌措資金。然而她不是萬能的，她自己並不富裕，她只捨得吃饅頭、青菜、麪條，衣服也是好心人給的，她省下來的錢都用到了教育和慈善事業中，自己未留下一分一毫。
不忘初心、獻身扶貧。張桂梅作為一名基層黨員，她深知教育在扶貧工作中的重要性，她曾説：“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站在講台上”，她不忘自己的初心，並積極響應國家扶貧號召，扶貧先扶智，為了貧困山區的教育，她心繫羣眾，勤儉節約，幫助困難學生，帶學生看病，給學生添置衣物，對貧困家庭進行家訪，為孩子們爭取學習機會。她前前後後為山區的孩子們、為慈善和教育事業投入了100多萬元，其中包括自己的工資、獎金和社會各界捐給她治病的錢，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教育，並無怨無悔。
張桂梅巾幗不讓鬚眉，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績，盡顯巾幗英雄本色。她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她這種堅韌執着、勵精圖治，勤儉節約、無私忘我，不忘初心、獻身扶貧的英雄精神值得我們深思和學習。在此也號召廣大黨員、幹部真正把堅定的理想信念化作不忘初心、奉獻一生的實際行動。
就是這樣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現在央視的《面對面》節目裏。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去年有159個女孩參加大學聯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數，從2008年女高成立到現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學，離開這裏——在西南邊陲的小縣城，這可以稱作一個奇蹟。七八月份，張桂梅為此接受了兩次羣訪，13家媒體的記者圍繞着她，網上都是"女英雄"的稱呼。
在華坪，張桂梅的名字其實20年前就傳開了。成為女高校長之前，她是帶病上課的民族中學老師，也是當地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時代變遷裏，她的故事變得越來越魔幻，隨意問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歲的婆婆説，在電視上看到張桂梅騎着駱駝去深山裏家訪，勸女孩們回來讀書——實際上，華坪壓根兒沒有駱駝，張桂梅騎的，是一匹馬。
在那些過往的語境裏，張桂梅已經成為一個全身心奉獻的、偉大的黨員——少年喪母、青年喪父、中年喪夫，一生無子。她日日往返於女高和兒童之家，連遠在東北的哥哥、姐姐相繼去世，她都沒有時間回去。她沒什麼朋友，也沒什麼興趣愛好，像一個完全沒有縫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熱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張桂梅的一個採訪引發了熱搜。視頻中，張桂梅講述因為學生當了全職太太，而不願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對當全職太太，你滾出去"，將張桂梅置於輿論中心，"全職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聲音，一時之間淹沒過了"女英雄"。
在這之後的一個月裏，張桂梅拒絕了不斷前來約訪的媒體，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現，穿一件黑色羽絨服，黨徽戴在胸前，打開羽絨服，裏頭是黑色毛衣，在同一個位置，還戴着一個黨徽。"紅到心裏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體問張桂梅，你覺得自己現在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女性狀態嗎？你希望學生們成為怎樣的女性呢？
張桂梅輕輕搖了搖頭，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職太太"事件之後，她面對媒體有了些謹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內的一行人來到她面前，她看着縣委宣傳部的人，説你怎麼又來了，是揶揄的語氣，也是她一貫的説話方式，直接、乾脆。
她説她的想法最初是從自己的女學生出發，後來到深山裏的女性，"能救一個是一個"，希望女孩們在成為一個母親之前，還可以讀書，大學聯考，離開這裏，給下一代一個好的環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環境，母親母體的肥沃"，張桂梅正講着，我們大笑了起來，母體的肥沃？多麼新穎的表達。
"我説的是知識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張桂梅趕緊解釋，但也跟着笑，"我又不好好説話了。"
那些圍繞着張桂梅的"女權主義者"的稱謂，華坪縣婦聯主席劉安萍並不認同。她和張桂梅認識好幾年，覺得對方一直以來的想法就是救山裏的女孩，救一個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觸多，我也認同她的這個想法，我覺得她的這個樸素的觀念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麼概念聯繫起來，是不是有點過度解讀了？"
女高辦學路上曾經最堅定的反對者、曾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的楊文華在採訪時主動提起了那個視頻。很多人談獨立，談自由選擇，不見其語境。他覺得張桂梅反對的不是全職太太，而是反對她的學生們去當全職太太。"這些學生就像她親生的一樣，如果沒有這個學校，她們10年前就是結婚生崽，生一窩的那種。"他激動地側着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為一個母親，作為一個老師，把你撈出來，救了，你又回到原點了。"
王秀麗在華坪縣電視台工作，是最早關注和報道張桂梅的記者之一。作為記者，她最開始書寫張桂梅，並非是那種歌頌式的報道視角。"因為我覺得不管對她的評價有多高，其實她是個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張桂梅在華坪唯一的好朋友，她們會各自搭着摩的到餐廳會和，相約吃火鍋和披薩，喝幾杯雲南乾紅，偶爾也在辦公室偷偷喝飲料、吃零食。張桂梅和她説起自己年少時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後來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絕的機會。
她們也會爭吵，常常其中一個摔門而出，十幾天不聯繫，直到另一個打來電話。女高建校那年，王秀麗接到一個電話，張桂梅在那頭説，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也有她的煩惱，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着張桂梅去家訪，王秀麗會幫忙拍一些鏡頭，家訪的視頻會放給學生們看。但有時候，王秀麗不願意拍，她覺得女孩們會自卑，並不想展示出來。張桂梅固執地要拍，她説，我不這樣做，她們就以為她們像公主一樣。王秀麗還是舉起攝像機拍了，"一個人撐了那麼大一所學校，還要努力地讓這些孩子出去，不要讓人家看她們的笑話，至少要讓她們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她的壓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時候她可能稍微有點暴躁，有點尖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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