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__年10月17日，也就是中國飛天第一人楊利偉凱旋兩年零1天之後，費俊龍、聶海勝平安返航。與首次載人航天飛行相比，中國神舟實現了新的跨越。把神舟六號載人飛船送入太空的長征二號F型運載火箭與發射神舟五號飛船的那枚火箭相比，在運載質量、安全性能、舒適性以及圖像實時測量系統等諸多方面進行了75項技術改進。要把1公斤的東西送入軌道，火箭就得消耗62公斤。神六飛船比神五重了200多公斤，因此發射神六的火箭也重了許多。火箭的可靠性為0.97，安全性為0.997。第一次在點火通道里又加上了一道“保險門”。這樣，在出現誤點火信號的情況下，即使火工品爆炸了，也無法點燃發動機。科研人員還找到了改善振動環境的最佳途徑，減少了火箭在飛行過程中振動給航天員造成的損害。火箭第一次安裝了圖像實時測量系統，可以把火箭從起飛到船箭分離等動作的畫面實時傳回，以幫助地面更加準確地觀測和判斷火箭狀態。運載火箭系統總設計師劉竹生：“如果楊利偉再次乘坐我們的火箭，肯定會覺得舒服多了。”
軌道艙和返回艙內有效空間不足10多立方米，卻安裝了600多台設備，僅光電纜線的總長度就有30公里左右。神舟六號飛船在保持原有技術特點的基礎上，根據兩人多天飛行任務的需要以及個別技術的發展，做出了四個方面110項技術改進，使費俊龍和聶海勝在太空中生活得更舒適。
準備了足量甚至餘量的航天員消耗品，提高了座艙的環境控制能力。一人一天呼出近一升水，神舟六號提高了對水汽冷凝的能力，擴大了冷凝水箱，把所有裸露管線都貼上了吸水材料，確保飛船濕度控制在80%以下。放置了很多航天員生活的必需品，並首次使用了大小便收集裝置。返回艙中航天員的座椅擁有了着陸緩衝功能，飛船中安裝了艙門密閉快速自動檢測裝置，並花費了數月時間研製出一種專用抹布，這種布不產生纖維、靜電、異味，專門用來清潔艙門。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王永志説：“像前5次飛行一樣，神舟六號也具有考核各系統、發現問題從而進一步完善工程性能的作用，”5晝夜的太空之旅，費俊龍和聶海勝不僅成了中國載人航天史上行程最遠的人，而且在太空中創造了一項又一項的記錄：第一次進行多人多天太空飛行試驗；第一次進入軌道艙；第一次實施對地觀測、海洋污染監測、大氣狀況監測、植被狀況監測以及生物科學和材料科學的研究；第一次在太空完成壓力服穿脱試驗、吃上熱食和覆水食品……航天員費俊龍：“我們互相選擇了對方。我們在一起很愉快。”航天員聶海勝：“信心來自彼此的默契。
張桂梅同志命運坎坷，但無論身心如何困苦、處境如何艱難，她始終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初心信仰，飽含着對黨、對人民、對貧困山區的無限深情，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1998年4月，她在黨旗下莊嚴宣誓：“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入黨20多年來，她始終愛黨、護黨，忠誠於黨。
她對黨忠誠！
熟悉張桂梅的人都知道，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她面前説黨委政府的不好、説共產黨的不是。她反覆説：“你們可以説某個幹部不行，但絕不可以説共產黨不好。如果沒有共產黨，哪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這樣一句話，她講了22年，不知有多少遍，她説還要繼續講下去。
她對黨感恩！
2000年，在領取勞模的5000元獎金後，她考慮到自己重病在身，隨時可能撒手人寰，把獎金一次性交了黨費。2015年，她將自己的十七大黨代表證、五一勞動獎章、奧運火炬和畢生獲得的榮譽證書，毫無保留地交給了黨組織，全部保留在縣檔案館裏。別人問她怎麼捨得，她説：“我的一切都是黨和人民給的，我奉獻給黨和人民的還遠遠不夠。”
她對黨信賴！
2008年華坪女子高中創建後，她把黨的信念融入辦學體系，堅持革命傳統立校、紅色教育育人，實行紅色教育統領校園文化的教學模式。建校初期，由於山區條件艱苦，加之她要求嚴格，很多年輕教師完全適應不了，不到半年，17名教師就有9名辭職離去，教學工作近乎癱瘓。現實雖然讓她始料不及，但也意外發現，留下來的8名教師中，有6名是共產黨員。這也啟示她，有黨員，就要有黨組織，有黨組織，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從此，張桂梅心中有了底氣，腳下有了力量。她迅速把6名黨員教師集中起來，重温入黨誓詞，誦讀《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等名篇，大家眼裏泛着淚花，緊握右拳向黨旗保證：一定要把女子高中辦好！一定要把大山裏的女孩送入大學！學校黨支部很快成立起來，從此女子高中就有了“主心骨”，學校建設翻開了嶄新一頁。10多年來，她開創並堅持“五個一”黨性教育常規活動，全體黨員一律佩戴黨員徽章上班、每週重温一次入黨誓詞、每週合唱一支革命歌曲、每週觀看一部紅色影片、黨員每週組織一次理論學習。女子高中第一屆學生都清晰記得，第一天唱的是《紅米飯南瓜湯》。理想信念教育成為女子高中一大辦學特色，“繼承革命傳統、發揚延安精神、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社會主義合格接班人”成為了女子高中始終不變的辦學宗旨。對此她説，我們就是要讓紅色基因代代傳！有人説，張桂梅除了一副瘦弱的身軀是自己的外，沒有孩子、沒有親人、沒有家。她卻笑着説：“不，我是一名共產黨員，我有一顆火熱的心，這顆心裏面有黨，有人民，有學校，有國家，有千千萬萬的孩子，我什麼都有！”她用一言一行、心血汗水、無疆大愛，堅守着自己的信仰，把一生全都給了黨。
牢記宗旨，為民奉獻一輩子
20多年來，張桂梅同志始終牢記黨的宗旨，秉持為民情懷，保持着鑄魂育人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堅守，用愛心培育愛、激發愛、傳播愛，用實際行動踐行着“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就要站在講台上”的諾言。1975年12月，張桂梅響應黨的號召，從黑龍江來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在此後的時間裏，她把全身心獻給了祖國西南邊陲貧困山區的教育事業。1996年，丈夫去世後不久，張桂梅放棄了在大理優越的工作環境，申請調到深度貧困山區華坪縣。從此，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山區、民族地區、貧困地區，越走越偏、越走越苦。來到華坪後，她放棄進入全縣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選擇在全縣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並承擔起4個畢業班的語文和政治課教學任務。沒人喜歡艱苦，張桂梅也一樣，但她卻選擇了艱苦，她説：“艱苦的地方更需要我。”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她越發感受到做好民族貧困地區教育工作的重要。
她愛生如子！
到民族中學工作，張桂梅面對的是傈僳族、彝族、納西族等少數民族學生，這些學生幾乎都來自大山，家庭貧困，因為缺乏營養，普遍體弱多病。對此，她就每個月輪流帶着學生出去“加餐”，她告訴學生：“你們這個時候正在長身體，想吃什麼就告訴我。”每次學生們都吃得很開心，直到有一天，學生們吃完飯，張桂梅翻遍了所有的包才湊足了飯錢，學生們才一下子明白過來，每頓飯僅捨得吃兩毛錢一份小菜的`張老師、其實並不寬裕。大家無語凝咽，淚眼相望。
2003年，張桂梅還送走了一個特殊的班。這個班有的學生轉走了，有的學生回家不讀了，有些男孩子晚上還在網吧過夜，老師們對這個班都失去了信心，紛紛要求調離。隨着會考臨近，張桂梅看在眼裏，急在心上，主動請求接下這個班，擔任班主任。之後，她進山找回那些不讀書的學生，但玩遊戲的學生還是管不住自己，晚上總想跑出去。張桂梅橫下心來，把行李搬進了男生宿舍，和32個男生住在了一起，既當師長又當家長。早上，她叫學生們起牀早操；晚上，她先檢查完女生宿舍後，又逐牀清點男生人數，才躺下休息。一段時間下來，男孩子們都説就像在家裏一樣，有個媽媽和他們住在一起。可是，只有張桂梅知道，住在男生宿舍裏的那幾個月是怎樣熬過來的。為更好照顧男生的起居，每到下午張桂梅就不敢喝水，擔心晚上起夜時學生趁機溜出去，而且男生們粗重的鼾聲、夢話聲和臭腳味，常常使她睡不好覺……她的辛勞沒有白費，這個班在會考時22個學生考到了500分以上。少年喪母、青年喪父、中年喪夫，不幸總是纏繞着張桂梅。1997年4月，她被查出患有子宮肌瘤，已經像5個月胎兒那麼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療。但為了不耽誤九年級畢業班的教學進度，她偷偷地把檢驗結果揣進懷裏，繼續堅持站在講台上，直到7月份把4個班的學生送進會考考場後，她才住進醫院接受手術。為她手術的醫生從她體內取出重達2公斤多的腫瘤時，眼泛淚花，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力量，支撐着這樣一個薄弱身軀熬過這樣的疼痛：她腹腔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腸子已經粘連在後壁上了。手術後，醫生反覆叮囑，一定要靜養6個月以上，可僅僅24天之後，張桂梅又站在了她熱愛的講台之上……
幾年前，通過一段視頻瞭解了張桂梅老師，而後便對她充滿了好奇，充滿了敬仰。我想知道，是什麼，讓她可以那麼地義無反顧？是什麼，讓她如此地傾情付出？又是什麼，讓她人性中的偉大融於畢生的教育事業？於是我便開始關注張桂梅老師的各種報道，各類事蹟報告，也因此，對張桂梅老師多一份心疼，多了一份懂得。又是一年大學聯考季，我們等待着華坪女子高中花開的聲音。
如果信仰有顏色，那一定是火紅的。
腦海裏有一個畫面時常讓我想起，讓我熱淚盈眶。張桂梅老師在華坪女高面臨師資不足、生源流失的困難時，帶領着黨員教師站在黨旗前宣誓，他們眼中的熱淚是對事業堅守，是對夢想的執着，也是紮根大山的承諾。又一屆女子高中的孩子們在喜迎__的關鍵之年踏上大學聯考之路，似啟程，也似迴歸，開啟人生中別樣的風景，也迴歸到信仰中那一抹紅，為了改變命運而讀書，為了建設家鄉而讀書，為了報效祖國而讀書……1996年，張桂梅隻身前往祖國西南山區從事教育工作，並選擇了條件最差的民族學校教學，為了使學生們能夠走出大山，她克服重重困難創辦了全國第一家免費女子高中。她幾十年如一日，在那裏種下了紅色信仰的種子。張桂梅老師，我想對您説：“您用行動詮釋了生命以痛吻你，你卻報之以歌的堅韌，您用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的精神書寫了師者大愛。
如果傳承有聲音，那一定是響亮的。
耳邊有一個聲音如餘音繞樑，長久不絕。張桂梅老師在清晨用充滿慈愛和有力的聲音喊出“姑娘們哎，該起牀了喲……”這一聲聲的發自內心的呼喚，喚醒了大山裏女孩子們的知識的渴望，喚醒了一代年輕人奮發向上的精氣神。華坪女高，讓2000名貧困山區女孩考上大學、走出大山。這所深山裏的女高，連續11年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保持100%。不言棄、不拋棄、不放棄，張桂梅老師用我將無我的無私影響着孩子們，鼓勵着孩子們，讓她們把敢於與命運迎戰，敢於向困難宣戰的勇氣傳承下去。張桂梅老師，我想對您説：“您將一名共產黨員的初心與使命寫在了三尺講台上，您用奉獻給一代代年輕人詮釋了何為人間值得。”
如果夢想有形狀，那一定是圓滿的。
今年大學聯考季，您又一次為苦讀的孩兒們送考。告訴她們，不要跟別人打招呼，包括父母。您是怕孩兒們揹負太多，壓力太大吧？這一句句叮囑更像催徵的戰鼓，為孩兒們奔赴星辰大海助威。他們應該也懂得，十年寒窗苦讀，一朝落筆生花。您在她們人生最美的時段築夢，也在她們追夢的路上圓夢。張桂梅老師，我想對您説：“以夢為馬，踔厲前行是你追夢的步伐，也是一代代孩子圓夢的姿態。願，華坪女高的孩子們在今年的大學聯考中再展輝煌。”
張順東、李國秀夫妻倆都是一級殘疾。丈夫右手和雙腳先後截肢，只剩下一隻左手；妻子生下來就沒有手，只有一雙腳。在常人眼裏，他們並不適合組建家庭。
“當初，我到她家提親時，她哥哥不同意，她本人也不同意，怕兩個殘疾人在一起無法生活。”張順東説，他並沒有放棄，最終以真誠打動了她，組建了這個特殊的家庭。
結婚後，他們經歷了短暫的甜蜜，但生活中的各種困難相繼而來。家裏貧窮、住房破舊，感覺“日子過得像爬大山一樣難，兩人想死的心都曾有過，覺得自己的命實在是太苦了”。
隨着兩個孩子的出生，一家人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李國秀常常流着淚説：“我這一生最大的虧欠，就是不能給孩子一個擁抱。別人家的孩子都是用雙手抱大的，而我家的兩個孩子是用雙腳抱大的。”
“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腳”
家中有小是個寶，兒女是全家人的希望。“決不能把貧困傳給下一代，再苦再難也要供孩子讀書。”
不論天陰還是下雨，常常是別人還沒有起牀，夫妻倆就上山找豬草，下地種莊稼。
“靠養牲口、種莊稼增加收入，是我們靠自己努力能夠做到的。”張順東説，妻子雖然沒有雙手，但她的腳像手一樣靈活、有力，煮飯、喂牲口、針線活等家務，她樣樣能幹；除草、收花生、種紅薯等農活，她樣樣在行。
夫妻同心，黃土也能變成金。面對困難，張順東總鼓勵妻子説：“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腳，沒有什麼坎過不去。”夫妻倆就這樣相互扶持着走過了一個個春夏秋冬。
如果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業，如果我有企盼，那就是我的學生，如果我有動力，那就是黨和人民。作為一個基層黨員教師，將以張桂梅為榜樣，立足崗位，開拓進取，努力幹好本職工作。
張桂梅是一個基層教育工作者，也是每一位教師思想、行動的楷模。首先她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具有崇高的師德：愛崗如命，愛生如子，是一株咬定青山的松樹，紮根在教育最基礎的崗位上，一去就是幾十年。二十多個榮譽，足以證明她為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揮灑的汗水和心血，為社會培養一拔又一拔合格的建設者和高技能人才，為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張桂梅還是一名優秀的中共黨員，她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一個普通人對祟高信仰的不懈追求和不斷超越。
正因為有無數個張桂梅的奮鬥，才有力地撐起了國家的脊樑，不斷超越，在國際事務中居於舉足重輕的地位。作為黨員教師，我要以張桂梅為榜樣，學習她為了教育事業發展而捨去小我；學習她在平凡崗位上創造奇蹟，抒寫人生優美的華章；學習她在基層教育崗位上踐行一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放棄和認命是一條沒有盡頭的“下坡路”，通過行動去改變命運的機會，一直都存在”。正是憑着不放棄，不認命的精神，張桂梅紮根貧困山區40多年來，始終牢記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今年大學聯考，65歲的張桂梅校長走上了第12次送考路，12年來，堅持用愛心和智慧點亮萬千鄉村女孩的人生夢想。
2022年6月10日，市司法局開展幹部作風建設暨張桂梅同志感人事蹟集中學習，市司法局黨委書記、局長吳家明參加會議並作強調。
會議領學了“加固中央八項規定堤壩”，《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對昭通市“幹部作風大提升營商環境大提升”典型問題進行了專題通報，學習了先進典型《張桂梅》一書年的童話之“出生的波折”“喧鬧的幼年”“上學啦”“毛毛蟲的事件”，局機關青年理論學習小組3名成員作了學用分享和交流。
吳家明強調，全體幹部職工要結合“幹部作風大提升、營商環境大提升”工作任務，進一步改進工作作風、服務基層、狠抓落實、提質增效，切實加強機關效能建設；要以創建模範機關，深入推進“對標先進、爭創一流”主題實踐活動為抓手，向張桂梅學習，學習她“燃燒自己，燭照他人”的精神，全面踐行“一線工作法”、“項目工作法”，深入開展“雙報到、雙服務、雙報告”“我為羣眾辦實事”等活動，堅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進作風革命、效能革命，大力弘揚“馬上就辦、真抓實幹”的作風，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一點一滴抓落實，在提升人民羣眾法治獲得感上展現新氣象新作為。
市司法局在家班子成員、全體幹部職工參加了學習。
_歲的張桂梅穿黑布衣，胸前戴着一枚紅色的黨徽，守在學校門口、食堂、宿舍。她用小喇叭催促學生：“姑娘們，快一點，跑快點……”
時間退回24年前，年輕的張桂梅穿紫色的皮鞋、藍色的褲子、火紅的上衣，經常進舞廳跳舞。這種生活在丈夫過世後“戛然而止”。1996年，張桂梅39歲，歷經喪偶之痛的她，獨自一人從雲南大理喜洲到金沙江畔的麗江華坪縣工作。
在這裏，她深刻體會到貧困與落後：山裏的女孩，前一天還在讀書，後一天就嫁人了；有的父母離異後，雙方都不要女兒；有父母讓女兒輟學打工，供弟弟讀書……她希望辦一所女子高中，阻斷貧窮的代際傳播。
2008年，麗江華坪女子高級中學（簡稱華坪女高）建立，張桂梅任校長，它是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當年秋天，塵土飛楊的校園迎來了第一屆學生，95個大山女孩噼裏啪啦地跑了進來。
一晃12年過去了，華坪女高送走了一屆又一屆的畢業生。2020年，159名學生參加大學聯考，理科最高651分，文科最高619分。本科上線率達94.3%。至此，這所學校把近1800名大山女孩送進了大學校園。
從喜洲到華坪縣
1957年6月，張桂梅在黑龍江省牡丹江邊出生，她的母親那時48歲了。
張桂梅印象中，母親是小腳，常年癱瘓在牀，一臉的麻子，只看得清兩隻眼睛。父親脾氣暴躁，是村裏的主事，誰家有事都找他，但後來他不願意幹了。
張桂梅那時還未到學齡，聽見父親説，“不幹了，怎麼樣都不幹了”。她突然插了一句嘴：“你不幹算了，長大了我幹。”滿屋子人笑歪了，説要等着她長大。
家裏有六個兄弟姐妹，他們都很懼怕父母。張桂梅記得，有一次，她頂了一句嘴，一個晚上沒敢回家。那時候，哥哥是哈爾濱跑莫斯科的列車員，經常戴大高帽，穿大皮鞋，但做錯了事，照樣跪在父母面前認錯。
上國小後，每到清明節前夕，張桂梅約上小夥伴到山上採花，編織成花環。第二天，她們穿上白衣白鞋，繫上紅領巾，到八女投江的地方獻花環。那個火熱的年代，張桂梅在宣傳隊裏主演江姐，喜歡唱《紅梅贊》、《東方紅》等。
1975年，張桂梅18歲，跟着姐姐南下雲南支援邊疆建設。彼時，母親已經過世。她到大理喜洲後，很長時間不適應，直到認識了後來的丈夫。
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丈夫在學校當老師，她在另一家單位上班。張桂梅記得結婚當天，她在學校跟兩個小姑娘玩，結果，迎親的隊伍落下了她。他們再次來接她時，張桂梅生氣了，讓他們直接把新郎送回來。那天，他們有五對新人集體結婚，張桂梅去得最晚。她們都穿着平常的衣服、褲子，工會買了一些喜糖，領導説了一番祝福語，新人代表發了言。她如今回想起來，這種有時代烙印的婚禮非常有意思。
不久，丈夫考上了大學，畢業後又考上研究生。張桂梅也不甘落後，考入麗江師範學院。畢業後，兩人進入同一所學校教書。
張桂梅説，丈夫是校長，每月工資六七百塊，偶爾還會去外面上課，一節課30塊錢。她那時花錢大手大腳，每天下館子吃飯，喜歡去繁華的三月街玩，也經常進舞廳跳舞。有一次，她請假去成都玩，一個人把一家部隊招待所包了下來。
瀟灑快樂的日子在丈夫生病過世後戛然而止。因為結婚晚，加上兩人忙於學習、工作，婚後一直沒有要孩子。丈夫離世，她深感孤獨，每天渾渾噩噩，對任何事提不起興趣。
1996年，張桂梅離開大理喜洲，來到了華坪縣。一開始，她在華坪中心學校任教，很快又調入華坪民族中學（簡稱華坪民中）。她去家訪，發現很多家庭重男輕女，不重視女孩的教育問題。
第二年春天，張桂梅帶着四個畢業班，同時查出了患子宮肌瘤。很快，縣裏知道了她的情況，為她發起了捐款，教育局用唯一一台車送她去醫院。張桂梅的記憶裏，學生摘了野核桃送給她，説吃了對身體好；有人走幾個小時路，為了把省下來的路費錢捐給她；有人把本來給孩子買衣服的錢捐給她；還有的借錢捐給她……
自此之後，張桂梅對華坪縣的情感便生下了根。
“我有一個夢想”
2001年，張桂梅在華坪民中任教，兼任縣兒童福利院“兒童之家”院長。福利院收了36個孩子，最小的2歲，最大的12歲。張桂梅成為了他們的“媽媽”，為保證他們的吃穿行住，四處奔波。
她利用寒暑假到處籌集資金，有人可憐她，給她一點錢。很多人認為她是騙子，驅趕她，甚至放狗咬她，撕破了她的褲腿。她也不泄氣，累了就在路邊歇會兒，渴了就討一口水喝。但幾年下來，她只籌到一兩萬塊錢。
那幾年，張桂梅被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師德標兵，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狀。
與此同時，她慢慢發現，福利院孤兒們的不幸大多與母親遭受的苦難有關——有殺死家暴丈夫而獲刑的母親；有因為重男輕女陋習導致分娩死亡的母親；有與丈夫感情不和離家出走的母親。
她產生了辦免費女高的想法。時任縣教育局副局長楊文華記得，2004年9月，他陪同張桂梅去北京錄製央視教育頻道的節目。在路上，張桂梅跟他提起想辦免費女子高中，楊文華當場提出了反對，“什麼年代了，你還建女高？”
楊文華勸張桂梅，建女子高中需要不少資金投入，比如至少需要生物、物理、化學三個實驗室。
張桂梅當時心裏盤算：兩萬建一個實驗室，五六十萬建一所免費高中。
“她太天真了，五六十萬建一個實驗室都不夠。”楊文華説。即便如此，他們從北京回來後，華坪縣政府還是對此組織了討論，但無人支持張桂梅。
2007年，張桂梅成為黨的十七大代表。去北京前夕，華坪縣委見她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給了她幾千塊錢，讓她去買一套新衣服。張桂梅捨不得花錢買衣服，她把這筆錢攢下來，打算用在孩子身上。
她上北京時就穿着平常的衣服，有記者把她叫到一邊，讓她摸一摸自己的褲子，她才發現，褲子上破了兩個洞。那一夜，記者跟她聊到深夜，談論她關於創辦免費女高的夢想。
第二年初，張桂梅到北京錄製節目，碰巧在哈爾濱的哥哥生病了，打電話來説想見她。張桂梅想着，等錄製完節目再回去看哥哥。卻沒想到，哥哥很快過世，她沒能見上最後一面。
不久，張桂梅的訪談報道《我有一個夢想》廣泛傳播，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重視。那時候，華坪縣有兩所高中，一所公辦高中，一所民辦高中。2008年4月，華坪第三所高中——麗江華坪女子高中（簡稱華坪女高）正式建校，雲南省、麗江市、華坪縣政府先後投入了近6000萬元。
這年，楊文華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他記得女高建設初期遇到各種問題，張桂梅很操心。教室開裂了，學校的維修等，她都第一時間趕到。
華坪電視台記者王秀麗説，有一天，張桂梅突然打電話給她，一邊哭一邊問：“你在哪裏？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立即從鎮上趕去福利院，張桂梅哭了一個下午，她陪着哭了一個下午。
後來，楊文華告訴張桂梅：“你集中精力抓教育教學，其他的我們去管。”
當年秋天，95個女孩報名華坪女高，除個別上了高中分數線外，其他都在分數線以下，她們全部來自大山。
2008年9月1日，華坪女高正式開學了。周雲麗是首批入學的學生，在她印象中，開學那天下着小雨，教室樓外一片凌亂，學校還在緊張建設中。張桂梅守在門口，看着女學生們三五成羣，拖拖拉拉地走動，生氣地説：“你們做事情太慢，高中不是這樣讀的。”
投奔女校的人
周雲麗1歲時，母親就過世了，她和姐姐周雲翠由父親拉扯大。
父親有殘疾，經常早出晚歸，家裏的收入主要靠他種西瓜、芒果，養豬，以及幫別人除草。一家人生活拮据，在居住的那間土木結構的老屋子裏，唯一值錢的就是一台彩電。
大約七八歲起，姐妹倆開始做家務，後來又幫忙幹農活，去集鎮上賣菜。
因為家裏沒有兒子，又是單親家庭，他們家在村裏沒少受人欺負。父親希望她們能走出大山，砸鍋賣鐵也要供她們讀書。2007年，姐妹倆同時國中畢業。家裏沒有錢，父親到處籌錢，很是憂愁。周雲麗眼見父親站在豬圈門口、院壩邊上、關毛驢的地方，一根煙接着一根抽，一語不發。
會考前夕，周雲麗聽國中班主任説，隔壁在建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由華坪民中的一位教師過去管理。那裏不用交學費，只要花一些生活費，那時候，一般高中每學期一千多元學費，另外還有學雜、住宿費等。周雲麗聽後興奮地跑去看，一棟嶄新的教學樓拔地而起。
後來，姐妹倆都報了華坪女高。
那一年，張桂梅到雲南師範大學做宣講，提出阻斷女子世代貧困的辦學理念，吸引了當年的畢業生張紅瓊。出生於農村的她，家裏有七姐妹，作為唯一的大學生，她對此深有感觸。
張紅瓊畢業後，跟着張桂梅來到華坪縣，成為華坪女高的一名數學老師。
她記得，2007年8月8日，他們幾個教師去學校，地上全是水泥，教室裏落滿灰塵，亂糟糟一片。張桂梅帶着他們搞衞生，打掃教室，把“兒童之家”的牀扛過來，之後安裝、鋪牀鋪，並把學生的名字貼好，幹了整整十天。
事實上，剛開學時，華坪女高只有一棟教學樓，沒有廁所、食堂，圍牆。楊文華回憶，當時那裏很糟糕，根本不像一所學校，男老師住在樓梯間，女學生坐在教室角落。
很快，張桂梅發現，招來的學生底子差，每次考試縣裏排名，華坪女高總是墊底。她很着急，去外地學習教學方法，試圖讓學生自主討論，但結果更糟糕。“有的學生，老師跟她講了八遍，她還是不會做，坐在那裏哭。”
張桂梅壓力非常大，她去麗江市找領導，説她們的學生不排名次，市裏的領導也同意了。但她轉念一想，學生成績上不去，來學校白吃白喝三年，又有什麼意義？
沒過多久，當時學校的17位教師走了9個。
張桂梅沒有辦法，到教育局找楊文華。楊文華安慰她説，如果實在幹不下去了，就把學生併到華坪一中。事實上，早在華坪女高創辦以前，他就曾建議在華坪一中辦一個“桂梅班”，但張桂梅沒同意。
她不願意放棄，相信老師苦教，學生苦學，總會改變這種現狀。別人早上六點起牀，她們五點多起牀；別人晚上十點睡覺，她們有學生十二點還在走廊看書。高中三年，她們每個暑寒假都補課，最多放半個月的假。農村的孩子不怕吃苦，肯下功夫，慢慢的，學生成績出現好轉。
延續到現在，華坪女高的學生每天早上5點半起牀、洗漱，一直要到晚上12點20，她們才熄燈睡覺。
7月13日中午，張桂梅拿着小喇叭，端坐在食堂的凳子上，手機裏放起了紅色歌曲。很快，一羣女學生衝了進來，她們“噼裏啪啦”吃完飯，又跑回了教室。幾百個學生在10分鐘內像一陣風，來了又走。
婉拒捐款
學生的成績沒有起色，教師張紅瓊也曾動搖過。有一天晚上，她準備向張桂梅辭職。走到門口，她把頭貼在牆上往裏面一看：張桂梅正在吃藥，桌上擺滿了藥瓶子。吃完藥，她又往身上、脖子上貼藥膏。看到這一幕，張紅瓊很受觸動，決定安心留下來教書。
黃付燕是2008屆學生，她記得，張桂梅身體不好，經常跑醫院，但每天都回學校，用小喇叭叫她們起牀、吃飯、睡覺。那時候的學生，敏感、內向，害怕跟人交流，但她們懂得感恩，想上大學，不怕吃苦。
2011年夏天，華坪女高第一屆學生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100%，一本上線率4.26%。這個成績超出了預期。
周雲麗姐妹，一個考上了雲南師範大學，一個考入德宏師範學院。那年夏天，得知女兒們都考上大學後，辛苦了半輩子的父親終於眉頭舒展開了，高高興興地揹着雞、鴨，蔬菜去感謝張桂梅。
2015年秋天，黃付燕從內蒙古師範大學畢業，進了杭州一家公司。第一個月，她領到了3500塊錢工資。她很高興，回家給父母買了些衣服，又捐了1500塊錢給華坪女高。
黃付燕記得，張桂梅很高興地接受了捐款，還給她開了一張收據。那張收據她一直保留着。
第二年，黃付燕帶着男友回母校，準備了2000塊錢捐給女高。張桂梅得知她在上海沒有正式工作，婉拒了她的捐款。2018年，黃付燕第三次回華坪女高，她那時沒有上班，帶着丈夫，手裏抱着出生不久的小孩，準備了3000塊錢捐給女高。張桂梅老師再一次拒絕了她的捐款。
黃付燕很難受，覺得愧對學校和張老師，走出校門後，她哭了。
之後，張桂梅拒絕畢業生回校看她，甚至經常謊稱自己不在學校。她不希望學生揹負回報學校的壓力，“她們從大山走出來不容易”。
2019年5月，黃付燕考上了貴州的特崗教師，成為了一名國小數學老師。
黃付燕説，不像其他學校的學生，所有東西都是父母給的。“我們華坪女高的學生，吃穿住學都是社會上捐贈的，更多是政府捐贈的。”
十萬裏家訪路
周雲麗曾差點被張桂梅打。
一個週末，她跟同學相約一起外出，張桂梅不讓她出去。那時候，張桂梅剛去了她家走訪，見到了她殘疾的父親和年邁的奶奶。張桂梅覺得，學生應該抓緊時間學習，不該隨便跟着去玩。
周雲麗堅持要出去，張桂梅氣壞了，拿起老人機砸過去，沒有砸中。她又想要摔凳子，被兩名班主任拉住了。張桂梅記得，周雲翠當時也跑了進來，一副要保護妹妹的架勢。
張桂梅覺得，家訪能瞭解一個孩子，激發她們的學習動力。12年來，她去過每一個學生家裏，走了十幾萬公里的崎嶇小路。看着她們的家庭情況，張桂梅經常恨鐵不成鋼，罵她們，甚至用書本摔她們。
一開始，姑娘們很害怕，覺得她兇，後來也知道是為了她們好，慢慢心存感激。
王秀麗曾多次陪同張桂梅去家訪。一開始，她不理解，覺得開一次家長會就可以了，為啥一定要跑老遠去家訪。她去了後才發現，很多家長不會講普通話，山路崎嶇，交通不便。
有一次，他們去一傈僳族學生家家訪。山路不好走，王秀麗一路走一路抱怨，張桂梅一句話也沒有説。他們到學生家時，天都快要黑了。張桂梅坐在屋子裏，跟父母聊了一會兒，很快又往回走。走了一段路，王秀麗發現她的外套不見了。她問“張老師，你衣服哪兒去了？”張桂梅淡淡地説，“給孩子媽媽了。”
張桂梅説，第一屆學生家長看到老師去家訪，都感激流涕。但也有幾個例外。有一次，一個學生讀着讀着，突然回老家不來了。張桂梅跑去學生家一看，弟弟在那裏做作業，姐姐在那裏幹農活。媽媽不停地説，女兒不該去上學，應該去外面打工。
張桂梅問：“都不收學費了，為什麼不讓她上學？”媽媽説：“考上大學也供不起，不如現在就出去打工。”“姑娘這麼小，可以去幹嘛？”對方回覆她説：“她可以去餐館幫人洗碗啊。”
一些這種家庭的孩子，最終被她帶回了學校，但也有個別最後輟學了。
華坪女高免學雜費、住宿費，校服費等，個別家庭條件不好的學生，還可以申請生活補助。7月16日，高一的李嘉明申請生活補助，班主任將此事告訴了張桂梅。
幾年前，李嘉明的父母離異，她被判給了父親。在她的記憶中，父親常年酗酒，少有清醒的時候。八年級的一個夜晚，父親喝醉了，罵她是害人精，害得他家破人亡，還半夜把她趕出了家門。
此後，李嘉明便很少回家。母親幫她在鎮上租了一間屋子，每個月給她生活費，偶爾也去學校、出租屋看她。但時間一久，繼父又對此有意見。
張桂梅知道後很生氣，但更多的是無奈。她決定去李嘉明父親家裏看看。他們家在榮將鎮宏地村，離縣城約30公里，開車一個多小時。山腳下的一間土木屋，門沒有鎖，屋子裏空空蕩蕩，人也聯繫不上，張桂梅白跑了一趟。
回到學校，張桂梅讓李嘉明把租的房子退了，放假就住到“兒童之家”，生活費由華坪女高出。
忙着忙着就老了
華坪女高位於縣城東側的獅子山腳下，這裏曾是華坪民中的廁所，每到盛夏，金黃色的芒果掛滿枝頭。2015年，它完成基礎設施的建設，佔地76畝，有校舍6棟，累計投資9千多萬元。
張桂梅節省到吝嗇的地步，為學校師生以及教育系統的人所周知。她常年穿着破舊的衣服，十幾年吃素，甚至生病了也不願意去醫院。但她把自己多年的獎金，社會對她個人的捐贈等100多萬元，全部投入了華坪女高。
據華坪縣宣傳部給的資料顯示：華坪女高為貧困學生減免住宿費、學雜費等，累計1335.06萬元。
這些錢，全部是學校募捐而來，有各級政府給的辦公經費，企事業單位給的捐贈，還有個人給的捐款。即便如此，華坪女高的支出依舊是一筆沉重的負擔，張桂梅擔心這種模式難以為繼。
華坪縣教育局黨委書記胥國華此前曾負責華坪女高的基礎設施建設，他説，華坪女高最初按18個教學班，900人的辦學規模設計。後來因為學校的資金有限，每年只招收100到160人，最多的時候，學校一共五六百學生。
因為免學雜費和高升學率，自第一屆學生高中畢業後，報名華坪女高的學生越來越多。張桂梅説，她招女學生的標準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看是不是農村户口，一個是看她的會考成績。
自今年媒體報道後，張桂梅成了網紅，華坪女高也跟着上了熱搜。這段時間，學校辦公室主任張曉峯每天接到幾百個電話，有想來華坪女高讀書的，想免費為張桂梅看病的，想捐贈給華坪女高的。張桂梅很高興，同時她又很擔心今年報名人數猛增，但學校招錄人數有限。
她有時也不去想這些，覺得到時總有辦法解決。一個人安靜下來時，張桂梅會覺得孤獨，想起黑龍江的姐姐、侄子，但他們都不能理解她，“覺得我眼裏只有這些孩子”。她心情不好時甚至不知道打電話給誰，她説，忙着忙着，就把自己給忙老了。
這兩年，張桂梅身體越來越差，疾病纏身——高血壓、支氣管炎、骨瘤……體重從一百三十多斤掉到了九十多斤，她甚至站不起來，乾癟的四肢在衣服裏面晃。
“兒童之家”福利院的張惠華記得，2018年初，張桂梅病危。他匆匆跑進醫院，看到張桂梅吸着氧，眼睛閉着，處於半昏迷狀態。張惠華嚇壞了，大叫“媽媽，媽媽……”張桂梅醒過來，一臉疲倦，但她説自己沒事。
那一次，華坪縣縣長來看望她，張桂梅拉着縣長的手説：“我情況不太好，能不能讓民政部門把喪葬費提前給我，我想看着這筆錢用在孩子們身上。”
張惠華希望她保重身體，多休息，但張桂梅不聽，只要身體稍微好一點，她一溜煙又跑去了學校。
張桂梅覺得自己時間不多了，“能做一點是一點，能幫一個是一個”。目前，她最大的夢想是，女高有學生能考上清華北大。2020年，華坪女高有159名女孩參加大學聯考，在張桂梅眼裏，這是建校以來學生基礎最好的一屆。受到疫情的影響，一些學生沒有手機，一些家裏沒有信號。令人欣慰的是，2020屆華坪女高的一本上線率達44%。
張桂梅又送走了一屆畢業生，63歲的她步履蹣跚，面如蠟色。7月13日，有人想跟她合張影，她説，“美顏一下，我有點醜。”
在省、市、縣各級黨委的支持和社會各界的捐助下，張桂梅的辦學夢想最終實現。2008年8月，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級中學建成。9月1日，來自麗江市華坪、永勝、寧蒗等深度貧困縣的94名貧困女孩走進了女子高中的校園。
要對得起肩上的責任和使命
學校是建起來了，如何留住孩子卻成了難題。
為留住這些學生，家訪成了張桂梅最重要的工作。去有些學生家的路太難走，連車都租不到，只能徒步前往。一個假期甚至兩個假期，即便馬不停蹄，張桂梅也只能走訪完一屆學生的家庭。儘管如此，她依然堅持，“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親自到每一名學生的家裏去看看。”
一次家訪，到了山下，司機告訴張桂梅，車上不去了。學生的家在山頂，僅有一條不到半米寬的山路，路的一邊是萬丈懸崖，走路的話需要6個小時。為了節省時間，張桂梅搭乘鄉政府工作人員的摩托車上山。“當時坐在車上，我都不敢低頭，摩托車稍微歪一點，就會跌入懸崖粉身碎骨。”想起當時的場景，張桂梅至今心有餘悸。
學生下山來接她，在半山相遇時，張桂梅第一句話就問她，“你為什麼要回這兒來啊？你怎麼還老想回這兒啊？這地方你怎麼回來的啊？”女孩低着頭淡淡地説，“老師，我不回來，我上哪兒去啊？”張桂梅無言以對。
這樣的家訪已持續11年，覆蓋學生1345名，行程近11萬公里，張桂梅摔斷過肋骨、迷過路、發過高燒，還舊病復發暈倒在路上……可正是這一次次的家訪，更加堅定了張桂梅將女子高中繼續發展下去的信念。她不希望山裏的孩子因為沒能接受教育，在不到15歲的年紀就結婚生子，然後將缺失文化帶來的無知和貧困又一代代傳下去……
學校創辦初期各方面都很艱難，整個學校只有一棟教學樓，沒有食堂、廁所，學生和女教師擠在教室裏睡覺，男教師睡在樓梯間。由於學校的院壩沒有硬化，風一吹，整個校園滿是灰塵，老師每天下午五點半還得清掃校園。
女子高中建校半年時，17名老師，9人辭職，只剩下8人。
張桂梅坐在學校的旗杆下抹淚：“怎麼辦？學校是不是辦不下去了？”哭完後，她回到辦公室去整理學校的檔案時意外地發現，留下的8名教師中，居然有5名是黨員，加上自己，學校有6名黨員。
“只要有黨員在，就沒有辦不成的事。”張桂梅心中暗想。“我説咱們開始重温入黨誓詞。我們沒有錢，就在二樓畫了一個黨旗，把誓詞寫在了上面。我們宣誓，沒宣誓完，全哭了。”
從那之後，學校開始了軍事化管理，每件事都被張桂梅嚴格限制在規定時間內。看似有點殘酷，但她們對得起自己肩上這份責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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