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有感

名篇之所以成為名篇，在於它精彩的情節背後能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思考。但在情節或是人物設定這一方面，《人民的名義》作為一部“現象級”的大劇，無疑做的還不夠，甚至有的方面非常不好，比如侯亮平妻子的這一人設(感興趣的可以翻看我上一條朋友圈，這裏不再贅述)當然也有成功的，比如祁同偉。相信絕大部分人對這個人物都會是一種“愛恨交加”的感情，作為一個反面人物，他自然有讓人咬牙切實的犯罪事實，但他的這些所作所為又何嘗不是他死前高喊的那句一一“我沒辦法”。回到這個人物的起點，一個被權力“任性”甚至是“蹂躪”的一個有志有才青年，如果説他的分配是被當時的省委副書記“黑”了，那麼請大家別忘了，他當時也算是時任漢東省檢察院副檢察長陳巖石的女婿，陳巖石作為一個絕對的正面人物，他當時的正義感去哪了？祁同偉作為一名政法專業優秀的畢業生，他受到的這些不公正待遇，難道就不值得讓自己據理力爭一下？拋開別的事情不説，在這件事情上，陳老的舉動是不是與“過分愛惜自己政治羽毛”的李達康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

當然，説這些不是為了顛覆某些正面人物，更不是為了給某些反面人物翻案。只是想説明一點：無論在影視劇裏還是現實生活中，“壞”人往往比“好”人更懂得用合法的規則維護自己不正當的利益，如果“好”人不夠“壞”，那麼正義同樣得不到伸張，正義與善良不應該成為玻璃，清澈透明卻又不堪一擊，他應該成為金剛石，閃爍光亮卻又堅硬無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但就這個事例來説，高尚會不會也成為他人不幸的註腳？事實上，許多道德上沒有一點污點的人，最後往往也是一事無成，就像明代的海瑞，最後只能去南京，做一個留守官員。相反，一個道德上並不那麼純潔的吳宗憲，甚至是戚繼光（按照《萬曆十五年》上的説法，這位名族英雄似乎和當時權傾朝野的張居正有那麼一些超乎正常上下級往來的交往）最終都為明朝乃至中華民族的發展建設與安定團結做出了更大的貢獻。

個人比較喜歡李國文先生的一句話，大意是，中國式哲學的精髓在於能夠在不同的場景、不同的狀況之中，將死板生硬的道德標準進行柔化的處理。在回到文章之初的就事論事，也許在那一刻，陳巖石老先生利用自己的關係人脈，為祁同偉謀得一個好位置，或許才是對其個人和整個社會最好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