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地平線》一書，作者為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寫成於1933年。
《消失的地平線》以第三者的視角，第三人稱的方式敍述了主要內容。從巴斯庫爾地區局勢惡化康偉等人等待乘坐飛機離開，卻出乎意料的來到了香格里拉，由於種種原因無法自己離開開始，而後，故事圍繞一座氣勢恢宏的喇嘛寺展開，講述四位西方旅客在喜馬拉雅的冒險經歷，以及在藍月谷生活，直至康偉離開。
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在我眼中，這個故事共有七個主人公，分別為心如止水着迷於中庸之道的康偉，才能平庸卻充滿熱血又敢作敢當的馬林森，秉承基督教價值觀，一心為傳教的固執小姐柏林克洛，天性樂觀樂於運用自身能力的美國小夥巴納德，除此之外，還有真誠待人，底線分明的張先生，神祕的大喇嘛和滿族小姑娘“洛岑”。但是，故事主人公一定是主次分明的，大量筆墨圍繞康偉渲染，康偉就是當仁不讓的主人公。
他們每個人的身後都交織着神祕而又詭異的色彩。譬如為什麼張先生叫“張先生”，全書沒有對他的全名着墨一絲一毫，而大喇嘛為何要把自己實為佩羅隱祕而又直接地透露給康偉，而又為何恰好在馬林森離去之前宣佈康偉為其繼承人，又讓康偉目睹其圓寂。與佩羅神父一事對比，不禁讓人懷疑他是否真的已經死去。
然而其中最令人難忘的，莫過於對滿族“小姑娘”洛岑的敍述。文章中，其第一次出場時正在彈鋼琴，且彈奏得十分美妙，這與後文張先生與康偉的對話“1884年的事，那年她十八歲”聯繫起來，一個典型的滿族小姑娘，纖細的手指卻能彈奏優美的鋼琴曲。包括最富盛名的莫扎特的名曲。那個時代的中國是閉關鎖國的，思想是封建落後的，雖然在列強的侵略下不得不打開國門，但大多數名門望族所接受的依然是四書五經式的內容和模式。這位滿族姑娘身上雖有東方女性的温柔嫻淑，但她所展示的卻不是中國的古琴古箏美，結合她的情況來看，這點技能是值得懷疑的。
繼續“1844年的事，那年她十八歲”，從中可以瞭解到洛岑生於1866年。但是，從全文來看康偉等人失蹤即巴斯庫爾局勢惡化時間根據“得有一年了吧，1931年5月份發生的”此時為1932年，由此可以推算出洛岑實為65歲左右。再引前文張先生的話“無論怎樣，我都會迅速衰老到實際的樣貌”，所以，離開香格里拉的洛岑應該看上去65歲左右。那問題在於，為什麼文章結尾醫生卻説“不年輕了，極老，比我認識的任何一個人都老”。事實證明其實藍月谷有一種詭異的魔力，又或者香格里拉人民本身生活習慣就存在錯誤。再設一個更大膽的猜想，其實張先生本來就沒有對康偉説實話，半真半假，那麼加上他當初“喜歡”她，這喜歡又有幾分真？亦或是當時他就知道洛岑買通腳伕要離開？
可是，洛岑為什麼要這個時候離開？為了馬林森，還是康偉在藍月谷生活多年的她一定知道出谷必老會導致她變回自己年齡所對應的樣貌，那麼又是什麼使其義無反顧？一切的一切，似乎像把俄羅斯套娃層層剝開一般，完全沒有盡頭。
作者創作本書時，西方正處在20世紀經濟大蕭條時期，西方文明剛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洗劫，整個歐洲傷痕累累。他，即作者，試圖以中庸之道醫治西方被炮火撕裂的傷口，藉此反思以效率與競爭意識為主導的西方文明。
《消失的地平線》在探險故事的外殼中包裹了一個探討生命價值的嚴肅內核。希爾頓描寫內容有些浪漫主義色彩，對香格里拉的描寫，也具有強烈的誇張性色彩。浪漫主義的很大特點，便是誇張性與虛幻性，如維克多·雨果的《巴黎聖母院》，這種情景在現實中可以説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這就是藏於書中的烏托邦構想。或許真正的香格里拉就藏在每個人心裏，人類對於光明的嚮往必將生生不息。
這本書中或許沒有太多，但一旦出現，必為經典。拿其中一句舉例，“康偉凝神索，思頭腦一陣暈眩，整個房門彷彿成了黑暗的漩渦，那位慈祥的老者正端坐在漩渦中央。從頭至尾，他聽得過於專注，以至於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暗示。而現在，當他理清線索之時，驚愕如同潮水一般席捲了他，讓他一時無法組織語言”。借用“情到深處反無聲”，此處為“共鳴到深處反融合”的確，這句話特別容易引起讀者共鳴，讓讀者不由得想到自己對面有一黑暗漩渦，兒漩渦的中心正對着自己。一種莫名的暈眩感油然而生。
《消失的地平線》很好，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否適合全年齡段的人閲讀，這個問題值得商榷。譬如，以我個人所見，這本書不應該或最好別讓國中以下的學生閲讀。原因如下，其一，本書最深處的內涵有些難以理解，於我本人也是閲讀多遍才開始寫讀書筆記，難懂的內容難保不會打消學生的閲讀積極性。其二，這本書有過於鮮明的價值觀，可能會對涉事未深的青少年造成或大或小的影響。對於高中以上的學生與其他成年人，反而要大力推薦一閲，藉此來反觀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是否真的適合這個階段的自己，也可藉此來探討東西方文化與人性的差異。
本書最成功之處是讓人無法判斷這寫的究竟是小説還是其他。原因在於口吻與時間實在巧合。文中第一章的時間為1932年5月，而最末尾截稿時間為1933年4月，地點也有相似之處。文章首尾以第一人稱的口吻敍述，增加代入感，使人不由得沉浸於作者為我們描繪的烏托邦。
不可否認，這本書讓我興起了去西藏去香格里拉遊覽的慾望，想必對其他讀者亦然。我認為，當時這本書最大的影響應當為讓西方帝國主義靜下心來細細品味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與對和平的渴望，而對當今，又興起了又帶動了西藏旅遊之風，實為一舉多得。
每個人心中都有屬於自己的香格里拉，也都有自己的烏托邦，那片淨土，只有自己知道，沒有他人染足也沒有他人瞭解。
你，不能帶我去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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