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人寫詩，大都描寫風花雪月，只有杜甫，聲聲嗚咽，字字泣血描寫這人世間的疾苦哀怨。旁人的詩大多深奧精妙，只有杜甫以詩寫史，心憂天下。
在我看來，杜甫的一生可以用傳奇來概括。他前期與後期的生活境況與唐王朝息息相關。他出身士族，家境優渥，足以支撐他遊歷江南的經歷，當時的他有“裘馬頗清狂”的豪邁不羈，他用放蕩和輕狂鄙視人世的庸俗。也正是因為家族的影響，杜甫與所有的文人一樣，有求取功名的上進心，於是他來到長安渴望憑藉詩情與宏圖偉志在官場上大展身手。但當時，官場的爭鬥讓他無官可做，他卻仍然不死心，困居長安十年之久。十年間政治顯露腐敗，百姓生活日益艱苦，他心中的矛盾更加濃烈，心中的無奈愈加嚴重，十年的磨礪讓詩歌形成了沉鬱頓挫的風格。
安史之亂開啟了杜甫的流亡生活，他見證了繁華的衰敗，經歷了百姓的疾苦，他長期處在社會的下層，有普通人的忠厚善良也有士子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抱負，他把百姓的民不聊生，官吏的兇殘，親人的悲歡離合都寫進詩中，把自己的哀歎與對國家的期待融進骨血。晚年的杜甫疾病纏身，窮困潦倒甚至連温飽問題都解決不了，但他仍然為天下的寒士發聲，為貧窮的老婦送去食物，他無時無刻不在為百姓着想擔憂，念念不忘國家的危機和民族的命運。公元770年，杜甫在一葉孤獨的扁舟上逝世，一顆明星就此隕落。
杜甫一生擁有數之不盡的朋友，有些引薦他，有些接濟他，有些擔憂他，卻只有一個人杜甫受他影響，仰慕其風采，那人就是李白。這是何等的友情能讓後人評價李白與杜甫之間猶如雲霓和繁花的相遇，這是何等的友情能讓杜甫在聽到“李白，世人皆欲殺”的言論寫下“不見李久生，佯狂真可哀”的詩句。杜甫一生寫了15首關於李白的詩，他們的友情像大鵬與鴻雁的相遇，山川共仰，鴻雁不斷的為相遇吟鳴，而大鵬已經懷着熱情的心翱翔。
杜甫從世家公子到官場小吏，從周遊四方的遊士到心繫天下的詩人，杜甫一步步走向人民，他沒有李白的瀟灑，沒有陶潛的避世之心，有着屈原式的堅忍卻比屈原更堅韌。杜甫的一生雖是不可避免的悲劇，但卻可歌可泣令人敬佩。
杜甫字子美，與李白同為唐代詩壇上的兩個巨人。唐代是中華農業文明發展的頂峯，而盛唐又是唐代的尖頂。安史之亂是唐代由盛轉衰的分界線。因而也是中華農業文明由盛轉衰的分界線。這條分界線，把這兩個巨人分隔在山頂的兩側：李白站在往上走的一側，頭是仰着的，看到的是無窮盡的藍天，悠悠的白雲和翱翔的雄鷹，因而心胸開闊，歌聲豪放；杜甫站在往下走的`一側，頭是低着的，看到的是小徑的崎嶇，深溝得陰暗，因而憂心忡忡，割聲悽苦。
李白是盛唐氣象的標誌，盛唐過去以後，他就凝固成一座無法攀登的危峯，使後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杜甫是由盛唐轉入中唐的代表，他從忠君愛國的立場出發，痛斥禍亂，關心人民，因而隨着封建秩序的日益強化，他成了後代詩人學習的楷模，成了我國古代影響最大的詩人。由於影響大，保存下來的有關他的古蹟也就特別多。
他出生在河南鞏縣，在這裏度過青少年時期，於是這裏有杜甫的故里紀念館。三十五歲左右他到過長安謀求官職，曾“朝叩富兒門，幕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出潛杯心”（《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而一無所獲非常卑微地呆了十幾年，陝西長安縣於是有紀念他的杜工祠，安史之亂中，他逃往四川避難，路過甘肅成縣時，曾停留一段時間，於是這裏也有一座紀念他的杜甫草堂，他在成都住了將進四年，這裏紀念他的杜甫草堂是很具規模的，也是人所熟知的，五十七歲時他離開四川，經湖北轉入湖南，兩年後死在這裏，於是湖南平江縣這裏有紀念他的杜甫墓。
杜甫在唐代詩名並不大，跟無法和李白相比。五代時韋編選的《才調集》，選唐詩一千首，裏面連杜甫的名字都沒有。可見在當時，杜甫還談不上什麼知名度。到封建秩序開始強化的宋代他才變的詩名赫赫，到明、清時期，他才被尊為是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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