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流轉，造了時勢，於是便有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時事造了英雄，英雄不一類。
兩千多年的文明史，那些英雄人物如滄海遺珠，串成歷史的簾。時間從不停歇，無了遺蹟，那些過往總難為人知，英雄也因了這史冊留名，萬世流芳。然而人無至人，歷史演繹的芳香，總掩不了其人自身的濁。
不要一提起“英雄”這樣的字眼，便以為是一個何其偉大，何其美好甚至虛幻的至人，實則不然。英雄可以是成大業者，可以是救亂世者，可以是平逆反者，他們因其功成而得名就，因其奉獻和功業不至於被歷史淹沒。然而，除去這外層的名就，是何類人便不一定了。
劉邦，漢高祖也。一生征戰，領兵反秦，約法三章，建立漢朝，休養生息。從秦手中救了天下百姓，使天下統一，百姓安定。這樣一個從草民出身輾轉成了皇帝的成功者，他輸得很少，贏得很多。他是時勢造下的英雄，然而，他的。真面，也常叫人匪夷所思——一個如此成功的人，怎就這樣平庸，甚至不賢？ 《本紀》中説他“易諸吏”，好“狎侮”，他人見其虛偽；眾臣面前戲弄其父，逃跑途中拋棄兒女，見其無情；忌恨雍齒，有仇必報，見其小肚雞腸。甚至就我來看，他的約法三章，他的“仁愛愛人”，他的赦秦王子嬰的做法，都是為了成全他的野心。事實上，這些事也確實推動了他的作為。他的善舉並不純粹，他所圖的，也並不是善本身。
英雄並不一定都是善的，也並不是都為了救民於水火，儘管，他們做到了。
並有同時代仁義而無情的西楚霸王，便更凸顯劉邦的小人氣質。然而劉邦確實勝了，是他憑着冷靜的頭腦殺死了項羽成為了皇帝，建立了漢朝。歷史留下來的還是他的芳，他知人善任，圓滑而有心計，甚至他斬白蟒，“左股七十二黑子”的天命所歸，傳至今日，至今是一段美談。瑕不掩瑜，“無德不肖”的劉季依舊光芒萬丈，雄圖偉略的漢高祖。歷史有其自然的規律，天有道，人無常。
有人説劉邦是正應了“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若在當時，有比他還要仁義，更有雄才，目光更長遠的可成事之人，只怕歷史就要改寫了。然而“豎子”這樣的形容又像是輕薄了劉邦，但劉邦之所以是劉邦，之所以讓楚懷王、張良、韓信、蕭何這樣的一代豪傑刮目相看，甚至俯首稱臣，定也是他人格里有不凡的閃光點。但歷史也好像也太巧，正如鴻門宴，偏偏項伯和張良有恩緣，便“夜馳”“欲活張良”，於是劉邦也得以活命。常思索，若歷史恰恰在此偏差了一點點，劉邦在鴻門宴上沒有僥倖逃脱 無巧不成書。萬物四時，天下聚散，歷史時時給我們開這樣或那樣的玩笑，又在太多偶然之下演繹成必然，只留下太多假想。
人各有優點和缺點，這在平常我們並不驚訝，但對於歷史我們就未免太大驚小怪了。一代清關海瑞會因女兒與陌生男子交談而砍去她的左手，唐玄宗勵精圖治竟會在晚年驕奢淫逸，著名改革家張居正因懷恨湯顯祖而暗中操作阻止其中舉聽到這些我們總是將信將疑——我們全然忘記了，再偉大的人也只是人。 關於劉邦和項羽誰才是真正的英雄，這是一直為人所津津樂道的話題，抑或是三國時期的曹劉孫，總是在各種討論和意見裏翻來覆去。然而這漫長的時間裏，或青史留名，或遺臭萬年，或是不曾留下一點痕跡的人，總在特定的時勢裏以特定的姿態發生於歷史，推動歷史或阻礙歷史，都是確確實實存在過，容不得一點點褻瀆。
我國史冊存留之豐，規模之大，世上絕無僅有，然而無論拿出任何一段，卻都是“書到用時方恨少”。歷史的真相，我們永遠無法還原，只能懷着敬畏去揣測，去假想。就連親身經歷的那點“曾幾何時”，也在記憶裏斑駁的面目全非——過去的，便陷入了永遠的沉睡。
歷史光陰流轉，時勢變化總有其道理。英雄早已陷入永遠的長眠，我們永遠無法將其喚醒。天有道，人無常，只是我們不懂，一切都很尋常。
漢高祖是個很矛盾的人。
你沒有辦法去評定他的對與錯，他是一個好皇帝，卻絕對不是一個善人。我時常在想，是否擁有眾多身份的人在一個方面表現的太突出，其他方面的特性就會削弱，譬如親情。他可以慧眼識珠，將賢臣的智謀發揮到極致，懂得拉攏人心，讓一眾將領為他肝腦塗地，卻毫不猶豫在逃難途中將親生孩子丟棄，在談判周旋時對方用親人為籌碼威脅他，亦可無動於心鎮定自若。
的的確確，他是一個聖明的君主，可謂天賦自成：自信強大，折節下士，剛柔相濟，虛虛實實，張良説他“沛公殆天授”，司馬遷則用一段近乎神話的描述將這種不凡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的身上有楚人的神祕與靈秀。“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初見秦始皇時的一句喟歎——他的成功，從對權力的崇敬和隱約的嚮往裏已可初見端倪。
你必須肯定他的政治頭腦和虛心納諫，他不以全能自居，而有傾聽的本領，能夠察納雅言。多少皇帝因剛愎自用而一意孤行、狂妄自大，劉邦卻總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取太陽。手段不一定光彩，結果卻一定令人滿意。他看似大方，放長線釣大魚的時候不介意多做犧牲，可以將最豐厚的獎賞賜給最討厭的人；內裏卻明察秋毫，誰要多拿一個子兒他都能立馬翻臉，不能給的就一定寸步不讓。
他更多時候對手下體貼周到，對百姓寬厚仁慈，卻也屢有冷酷無情刻薄寡恩的時刻。一旦威脅到自己的生命，仁，義，禮，信都可置之度外。他是一個參悟了“政治三昧”的人，權力一刻也不能喪失。
你説他善良，有些事情又實在不太厚道，説他壞透了，他卻將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他與其他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實在太不一樣，——他太鮮活了，有凡塵俗世的市井氣，那些小性子和小缺點反而讓他更真實、更可信。在史書裏面，哪個帝王比他的形象更生動？即使你厭惡他，也無法將他劃歸到十惡不赦的類型之中。
那些古板的帝王之氣沒有籠罩他，所以他在歷史的輪迴和記憶裏倒顯得鮮活起來。
他矛盾着，又特別着。
都説劉邦出身低微，性格油滑，也看不出有什麼雄才大略，那麼他是憑藉着什麼來率領一班豪傑推翻暴秦，打敗大英雄項羽並建立大漢帝國的呢？司馬遷從三個方面提出了劉邦做皇帝的根據。首先是君命天授。二是善於用人。三是撫百姓。
劉邦有識人的能力，知道哪些是人傑，哪些是庸才，然後才能量才而用，《史記》曰：“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這也應算是一項重要的領導才能。項羽就不行，不能識人，所以陳平和韓信之類就全部跑掉了。
劉邦用人不疑，並且“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讓人有盼頭，所以能夠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另外又能把握兵權和人事權以防止喧賓奪主，不致失去對人才的控制，像韓信所言：“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就是這個道理。劉邦能屈能伸，果敢能決。按李宗吾的話説就是“面厚心黑”。
劉邦有急智。在被項羽圍困在滎陽時，韓信不但不及時救援，反而趁機要封，“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量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經張良、陳平暗示後，“漢王也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在與項羽對決時，劉邦曾被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以定軍心。在鴻門宴前夜項伯來通風報信的時候，劉邦緊緊抓住這根救命稻草，急忙套近乎，“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在關鍵時候逃過一劫。很多事例都表現了劉邦的急智，按現在的話説叫“危機處理能力”，這也是一項重要能力。如果反映遲鈍，朝三晚五，在那個**的年代劉邦只怕小命都難保，更不用説王霸大業了。
社會並不缺有才幹的人，像項羽、韓信、張良、陳平等，但卻缺少能將他們的才幹合理組織和發揮出來的人，而劉邦恰好具有這一長處，因此他成功了。從這個意義上説，他的成功是性格上的成功。
夫古之英雄，成曠世功業，彪炳千古者，其道有三焉耳。有親閒遠佞，度人御職之術；有食苦耐窮，卧薪嚐膽之能；有統攬全局，運籌決斷之才。
昔漢高祖馭人之術，雖歷千載，亦為今人所鑑。其用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使蕭何鎮守後方，統管府庫；調韓信統兵百萬，往來征戰，終至滅楚興漢，其用人不可謂不高明矣。恰逢項籍忌憚，高祖遷蜀，尚能忍辱負重，秣馬厲兵，終於暗度陳倉，擊楚暮歸，而主中原。高祖之耐窮困之能，惟勾踐，未有他人矣。至於先入函谷，約法三章，還軍霸上，靜觀項氏，其統攬全局，運籌決斷之才亦可見一斑。其用心之深，項籍勇之勇矣，而智難敵也。
今者，濤、東、靜合三人之力治一區區酒肆，而未見其成，利不及萬洲烤魚，聲不如半山小廚，勞勞碌碌，不知其所忙於何。李濤，年且十九，奔忙採購勤之，呼喝指揮瘁之，思慮出入頻之，而學識微之。劉東，起早入黑，辛勞有甚，遂至威嚴早立，遣人、示令而莫敢違矣。奈何面慈心善，鄰人沾利而容之，客人咄進而讓之，財物多費而略之。至於吾，對內，同侍者嬉笑有餘，而威嚴難樹；知人長短乃設職，而怠於推心置腹。對外，同客人言談有笑而不苟讓，服務有禮而不卑躬。東則直言欠缺柔和。至於管理，推機示謀卻難施展；欲窺其窮，則理論有餘，實踐不足也。
綜覽吾輩三人，能縱觀全局者，不能御人；能勤於事務者，不能目遠；能細較出入者，欠於智謀。悲夫，人力短長，而有事之成與敗矣。荀子曰：君子非力所及也，善假於他物焉。譬如盲人攜拐，矮者履高。又有，“三人行必有我師”，君子各有所長，莫若取長補短，方為上策。奈何樹分高低，識有長短，況人之相容，未有如魚處同淵之易。彼與彼年相若也，孰為先孰為次；彼與彼之識見相異也，曷為愚曷為智？蓋吾三人學識、經歷互為制約，況同職同列，故不若高祖之御良、蕭、信之易也。
悲夫，吾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而難知其化解、周旋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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