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時期的宋夏關係

宋仁宗時期的宋夏關係

摘要：北宋北鄰大遼，西北為西夏國，西部鄰吐蕃諸部，全方面被少數民族政權包圍，北宋政權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關係是對北宋研究的重要方面。宋仁宗（1022年—1063年）在位達41年之久，其在位期間與少數民族政權的關係錯綜複雜，採取戰爭、議和、貿易等多種手段應對少數民族政權。仁宗時期最主要的軍事衝突集中於西夏，此時的宋夏關係處於劇烈的變動之中，經歷了緊張與緩和之間的巨大轉變，是宋朝與少數民族政權關係中及其重要一支，本文對宋仁宗時期的宋夏關係進行大致的研究與討論，以求揭示其發展歷程以及對北宋整體的宋夏關係走向。

關鍵詞：宋夏關係、西夏、北宋、衝突與緩和

一、宋仁宗前期的宋夏關係

（一）、李德明統治時期的西夏政權

李德明為李繼遷之子，1004年—1032年統治党項政權。李繼遷奠定日後西夏帝國的雛形，守住党項的根基後將位置傳給了自己的兒子李德明，李德明在位期間繼承其父親的遺志，大力經營河西，在河西地區不斷擴大黨項的影響力，增強党項政權的實力，為日後大夏政權的建立以及其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德明遵從其父李繼遷的教導，與宋朝進行了議和，同意接受宋朝的官職任命，在名義上臣服於宋朝，在其在位的三十餘年沒有對宋採取軍事行動，每年接受宋朝給予的物資財貨，做到了“不侵不叛”，有利於緩和國內矛盾，醫治戰爭創傷，對河西地區的經濟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與宋議和的同時，與吐蕃和回鶻圍繞涼州、甘州進行了殊死爭奪，從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到天聖六年（1028年）與甘州回鶻進行近二十年的爭奪戰，最終控制了甘州。景德元年（1004年）李德明進佔涼州，後為吐蕃六穀部奪回，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德明再佔涼州，之後又被甘州回鶻可汗奪走，明道元年（1032年），李明德最終奪回涼州。天聖八年瓜州王因勢歸降西夏，西夏最終完全佔據了河西地區，其勢力逐漸穩固了下來。

總體來説，李德明在位時期發展並鞏固了西夏政權，使西夏的經濟、軍事實力，政治影響力大大加強。據范仲淹所見，李德明統治期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胄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由此可見西夏修養生息的景象與結果，党項政權通過修養生息而實力膨脹，同時膨脹的還有其統治者的野心。

（二）、仁宗前期的宋朝狀況

宋真宗統治前期經過太祖太宗的休養生息，北宋財政良好、國庫充盈，但其執政中期為了彰顯功德，擴大自己的功績，大興封禪之舉，痴迷於偽造祥瑞，大興土木，設置眾多無用官職，任用丁謂、王欽若等佞幸之臣禍亂朝綱，鑽營取巧之官僚激增，這些做法導致了政治環境與財政狀況的急速惡化。到1022年年僅十三歲的宋仁宗趙禎登基時，其繼承的北宋政權實際上已經內患重重了，遠沒有曾經的強大。

仁宗即位之初由劉太后垂簾聽政，其聽政時期經歷了兩個年號（天聖、明道），長達十一年（1022年—1033年）劉太后垂簾聽政時期首先罷免丁謂，剷除其勢力，將權力集中於皇權這一邊，之後將天書隨同宋真宗入葬永定陵，禁止興建宮觀，極大的遏制了大中祥符以來瀰漫於朝野上下的迷信狂熱。其聽政期間創設諫院、整頓吏治、重視發展興修水利、發行交子、完善科舉（增設武舉等科目，擴大進士名額、嚴密考試製度）、興辦州學，做出很多政績同時也促進了北宋實力的修養與恢復，為仁宗接手的政權及日後的盛世奠定了良好基礎，史書有言“當天聖、明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后稱制，而內外肅然，綱紀具舉，朝政無大闕失”。雖然其長期手握大權不肯還政於天子招人非議，但其仍不失為一位優秀的女政治家，“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是對其高度的評價。

宋仁宗前期即為劉太后垂簾聽政代行皇帝職權的時期，在此時期宋朝扭轉了真宗後期的混亂與衰敗局面，實力得到了恢復與增強。由於其外交政策自澶淵之盟後以交納歲幣獲取和平為主旋律，導致對少數民族政權重視不足，對軍備休整增強，戰力提升不夠重視，也為日後西北關係的變動埋下了伏筆。

（三）、李德明執政時期的宋夏關係

李繼遷臨死之前對兒子李德明進行了諄諄的教誨，告誡他“爾當傾心內屬，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展現了他傑出的戰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當時的西夏並沒有完全佔據河西地區，內部還不甚穩固，與宋、遼兩個大國相鄰，實力不足以與宋、遼分庭抗禮，周旋於兩方之間，依託這兩股勢力，得到有利的經濟環境與政治聲援，趁機穩固河西，壯大實力才是能使党項政權長久的上策。

李德明繼位的同時，宋遼剛剛經歷了大戰，遼軍南下伐宋受阻，受困於澶州，之後宋遼雙方簽訂澶淵之盟，互稱兄弟之國。北宋剛剛經歷了大戰亟需修養生息，擺脱戰爭的陰影，並且北方諸州縣多受契丹鐵騎踐踏，國內的厭戰情緒很高，出於對自身狀況的考慮，宋對党項政權採取和對遼的一致性政策，推行“姑務羈縻，以緩爭戰”的措施，主動於李德明提出議和，李德明秉承其父的遺囑，趁機與宋達成議和。此後，宋夏雙方停止相互之間的攻伐，雙方開放貿易，互相修養，李德明使用宋朝給予的封號。

李德明在位近三十年，宋夏雙方保持和平的狀態，互無征戰，以發展經濟為主。党項政權憑藉這段時間，穩固了自己河西地區的統治，農業大大發展，接受大量宋的財貨，通過宋夏商貿獲利，實力得到極大的加強壯大。而北宋在這一時期奉行守內虛外的政策，忽略西北的邊防，並且在議和中做出巨大的讓步，放棄被李繼遷佔據的靈州，總體上採取消極的對外政策。在這樣的情況下宋夏之間在西北的實力對比出現變化，李德明執政的中後期也逐漸顯露出稱帝的野心，明道元年（1032年）宋封李德明為夏王，試圖限制其稱帝，但此種名分上的約束是蒼白無力的，西夏的完全獨立，反叛宋朝已經水到渠成。李德明受封夏王的同年病逝，將位子傳給兒子元昊，宋夏關係即將迎來大變局。

二、仁宗親政到慶曆議和前的宋夏關係

（一）、元昊統治時期的西夏

元昊自幼熟讀兵書，精通漢、藏文字，又瞭解佛學，傾心於有關治國安邦的書籍著作，的確有王霸之才，宋朝的著名邊將曹瑋曾經觀看其畫像，評論道：“真英物也，若德明死，此子必為中國患。”明道元年（1032年）從其父李德明手中接手政權，寶元元年（1038年）帝建國，建元天授禮法延祚。元昊在文治和武功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奠定了遼、宋、夏三國對峙的局面。

元昊上台執政後強化的民族意識，突出党項族的民族特色，頒佈禿令，推崇傳統的服飾與髮飾，稱帝后還廢除賜姓，使用党項族傳統的嵬名。規定不同等級的人穿不同色的衣服，來強調等級秩序強化君權。命令党項族的學者野利仁榮仿照漢字的六書的形體結構創制了西夏的文字。改革軍制，作戰時每户按人口多寡抽丁出戰，一名作戰士兵配備兩名雜役，增設族外兵，將兵種進行分類，設置監軍司，大大提高了西夏軍隊的戰鬥力。

元昊執政期間積極進行對外擴張戰爭，多次打擊河湟吐蕃，企圖為攻宋掃清障礙，1036年12月率軍擊敗河西回鶻，完全佔據河西走廊，之後打擊蘭州諸羌，進軍馬銜山，斷絕吐蕃和宋朝溝通的道路。元昊率軍西攻瓜州回鶻，進佔沙洲，隨後回師佔領肅州，完全結束了甘州回鶻對河西的統治。1040年3月西夏進攻宋朝，取得三川口之戰的大勝。1041年二月進攻渭州，取得好水川之戰的勝利。好水川之戰後又發動麟府豐之戰，在此戰中西夏佔領了豐州。1042年在定川寨之戰中西夏又擊敗宋軍，之後與宋議和。1044年，遼興宗率軍攻西夏，西夏軍採取堅壁清野的策略，拖垮遼軍的補給，擊敗了遼興宗，從而正式確立了遼、宋、夏鼎立的局面。

總體來看元昊統治時期的西夏脱離了遼、宋的轄制，成為完全獨立的政權，西夏徹底擊敗回鶻使國土擴張，對外作戰勝利居多，擊敗遼、宋，使遼、宋承認了其獨立王國的地位，基本上確定了西夏今後的勢力範圍。在政權構建上，學習吸納漢文化，並綜合本民族特點，大體上確立了西夏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為日後西夏政權的延續奠定了基礎。但長期的征戰拖累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使人民有很大的怨言。

（二）1033年-1044年的宋朝狀況

1033劉太后去世，在大臣們的推動之下，仁宗親政，力圖消除劉太后執政的影響，重新組建宰執班子，逐漸組建起以呂夷簡為核心的宰執班子，經歷廢后**後，政局的基本狀況確定了下來。

仁宗親政之初恢復了每日上朝的祖宗舊制，對於各種奏疏，無論大小，仁宗都親自批閲，大有改革創新、去除積弊的良好態勢。但是一年後仁宗的興趣主要集中於修訂新樂與校勘圖書上面去了，並將大量精力投入到大內後宮之中。呂夷簡作為宰相和能臣，總想大權獨攬，有所作為，於是大力打擊政敵，對眾多事務獨攬，操縱官員的進退升貶，造成了一手遮天，窮治朋黨的局面，也引發了眾多官員對其的反對，使得朝堂之上矛盾重重，嚴重影響了決策與執行的效率。1037年呂夷簡與王增雙雙被貶出京，緩和了矛盾。

1038年西夏公開宣佈建國，使宋朝十分震怒，但仍然沒有重視西夏的威脅，隨着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等戰役的失敗，北宋才開始重視西夏的威脅，採取築寨屯田軍事對抗，限禁貿易經濟制裁，聯合藩族共抗西夏等多種方式應對西夏。

在國內仁宗基本遵守已經確定下來的多種制度，緩和各種內部矛盾，努力扮演好守成之君的角色，但是前朝積累夏來的問題並沒有得到徹底有效的解決，官僚機構龐大辦事效率低下，軍隊過多軍費開支巨大等造成的“三宂”問題仍然困擾着國家，西夏問題仍然嚴峻沒有得到有效的處理，遼也乘機展開外交攻勢，迫使宋增加了輸遼歲幣（重熙增幣），在這種情況下，仁宗於慶曆三年（1043年）開始實行“慶曆新政”，以求解決種種問題。

總體來看1033年-1044年，宋朝處於一個平穩發展的時期，但是在平靜中許多問題已經嚴重地暴露出來。北宋的對外中心由遼轉移到西夏，與西夏進行了眾多的衝突，構成了仁宗時期，北宋對外的重要一環。

（三）1038年之前的宋夏關係

元昊在未執政西夏之前就對父親李德明於宋修睦的外交政策表示不滿，勸其父“勿事中朝，且謂所得俸賜，只以自歸，部落實繁，窮困頗甚，苟茲失眾，何以守邦，不若習練干戈，杜絕朝貢，小則恣行討掠，大則侵奪封疆，上下俱豐，於我何恤。”在李元昊執政之後反宋的勢頭越來越明顯，在執政之初面對宋使不以臣禮相待，在禮儀上刁難宋使，對宋的封賞十分不屑。極力強調民族性，保持党項族的獨立。在軍事上不斷進行試探挑釁，刺探宋軍虛實，貫徹“小則恣行討掠”的政策，例如“遣人供佛五台山”以達到“窺河東道路故也”的目的。

對於元昊的叛宋不少人已經在元昊的種種行徑中看出了端倪，在邊地任職的官員，以及一些有識之士看出元昊必反，上書宋廷請求對西夏邊事給予重視與防範。但是北宋政府並沒有因此而警惕和重視，此時北宋的內政面臨“三宂”問題的困擾，對外的防範主要集中與對宋遼邊境的防禦，對西北宋夏的邊防不甚重視，仍像安撫李德明一樣去安撫元昊，面對西夏的軍事與政治挑釁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仍將其視為安定的西北臣屬,並認為元昊不過是一個番邦小丑，即使叛亂，只要大軍一出動就可以討平。

北宋、西夏對雙方關係的不同認識也導致了雙方在西北地區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党項政權經過了數十年的修養生息，加上元昊的改革、訓練和指揮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大大加強，而宋朝在西北邊境的武備十分鬆弛，士兵戰鬥力差，都官員外郎景泰曾經上書“今主將率任軍伍，無長策，而器械鈍缺，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資糧無備，一旦有警，何以應敵？”由此可見宋對西北武裝建設的忽視。這種力量對比上發生的變化使得宋夏關係也劇烈的變化着，西夏的野心逐漸膨脹，在試探過宋朝之後，便向着“大則侵奪封疆”的目標逐漸進發，宋也即將未自己的自大與遲鈍付出代價，宋夏關係將迎來大變局。

（四）1038年—1044年的宋夏關係

1038年對宋夏關係來説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這一年元昊稱帝，正式宣佈党項政權的完全獨立，此舉也重重打擊了宋朝上下，曾經的藩屬之地變成了平起平坐的國家，朝野上下都表現出震怒，認為這有損天朝的威嚴，主戰的官員立刻請戰，仁宗在聽取羣臣意見後決定拒絕承認西夏國，斷絕貿易與歲幣，並決定出兵西夏，宋夏關係降到了冰點。

宋朝此時看似十分強盛，但幾十年的粉飾太平並不能掩蓋其內部的腐敗，以及邊境武備的鬆弛，歐陽修曾經評論道“上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知戰陣，器械腐朽，城郭隳頹。”在此情況下的出戰是不理智並且準備不充分的，因此宋朝很快便吃到了苦果，三川口之戰，宋朝慘敗，損兵折將，元昊利用詐降計策以及圍點打援極大程度地打擊了宋軍。在三川口慘敗後，宋廷逐漸認清了形勢，也瞭解了西北邊防地重要性與緊迫性，但作戰地失敗使得宋軍士氣衰落，在權衡利弊後，宋的對西夏政策由攻勢轉向了守勢，休整武備的同時，建寨守城，防禦西夏的進攻。之後的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之戰等戰役宋也接連戰敗，隨着宋夏交戰的諸多失利，使得國內厭戰情緒十分強烈，不少大臣上書請和，未之後的慶曆議和奠定了基礎。

對於西夏來説，雖然對宋的作戰以勝利居多，但是宋朝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宋、夏雙方的綜合國力差距很大，西夏數次侵犯宋朝疆界，雖然得到了一些土地，掠奪了一些物資但是無法對宋造成根本上的動搖和打擊，“大則侵奪封疆”的目標難以實現，元昊戰術上的成功難以掩蓋他戰略上的失誤。宋夏關係破裂之後，由於西夏經濟對北宋的依賴，宋採取嚴禁貿易的手段，禁止進貢貿易和邊民貿易，關閉榷場，禁止青白鹽貿易，使得西夏的商貿收益鋭減，馬匹等眾多貨物難以賣出，糧食、茶葉、絲綢、布匹等生活物資難以採購。與西北諸藩部聯合（如河湟吐蕃）共同對抗西夏，使其四面受敵，疲於應戰。在范仲淹、韓琦等名臣的推動下，宋積極進行對西北邊境的經營與防衞，加強軍隊和武備建設，進行軍事制度改革，築寨屯田解決給養、招募藩卒增強戰力、廣置弓箭手壯大軍力，這些措施有力的遏制了西夏的進攻，穩定了西北的戰況。

對西夏來説連年的征戰嚴重拖垮了經濟，影響了西夏的社會生產，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從軍不利於農業的發展，宋朝的貿易禁斷政策也嚴重打擊了西夏的貿易發展，擾亂了西夏長期保持的經濟秩序，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明顯，“衣昂貴，飲無茶”，人民飽受戰亂之苦，國內甚至創作“十不如”歌謠來表達不滿，期盼戰爭的平息。元昊稱帝，西夏獨立也引起了遼的不滿，遼夏關係也逐漸劍拔弩張，遼興宗也企圖對西夏用兵，西夏難以同時對抗宋、遼兩大勢力。在對河湟吐蕃的作戰中，因為安子羅等吐蕃將領的英勇作戰與得當指揮，西夏軍隊遭遇多次失敗。鑑於國內外的嚴峻形勢，西夏也急於同宋朝議和以擺脱內外交困的境地。在宋、夏雙方共同的利益需求之下慶曆議和應運而生，宋夏關係也將迎來新局面。

三、慶曆議和後的宋夏關係

（一）、宋夏議和

西夏國力消耗嚴重，宋急於與西夏停戰，雙方逐漸由戰場向談判桌轉移，慶曆四年（1044年）宋與西夏最終達成了議和，史稱慶曆議和，宋夏關係也由冰點逐漸回升，雙方的矛盾也通過這次議和有所緩和。

經過宋夏雙方的商議和協定，合約中規定：夏取消帝號，名義上向宋稱臣；宋夏戰爭中雙方所擄掠的將校、士兵、民户不再交還給對方；邊境之民逃往對方領土，雙方都不能派兵追擊，雙方互相歸還逃人；雙方在本國領土上可以自由建立城堡；宋每年賜給夏銀5萬兩，絹13萬匹，茶2萬斤，另外，每年還在各種節日賜給夏銀22000兩，絹23000匹，茶1萬斤。議和達成之後，西夏多次派使者請求宋朝開放貿易，慶曆五年（1045年）宋在保安軍和鎮戎軍兩處設置榷場，基本恢復宋夏雙方的貿易。

慶曆議和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宋和西夏之間的關係，雙方重新開放貿易，基本上恢復了之前的經濟秩序，有利於雙方對外商貿的發展。議和停止了雙方的戰爭，有利於西夏和宋朝西北部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同時減輕了戰爭帶給雙方的巨大經濟負擔和人員傷亡，有利於民情的安撫。從短期來看，宋夏達成了雙贏，各取所需，但長期來看，宋夏之間的矛盾沒有通過這次議和而解決，西夏的到很好的喘息機會，宋則錯失了一個一舉解決西北邊境問題的機會，為日後宋與西夏關係的再度破裂埋下了伏筆。

（二）、慶曆議和後的宋、夏狀況

慶曆議和之後北宋的對外壓力極大減輕，與西夏與遼保持了基本的和平友好，民族矛盾有所緩和。慶曆三年（1043年）基於“三宂”問題推行慶曆新政，在慶曆五年（1045年）時軍費開銷有所節約，官員宂雜問題有所緩和，皇室中推行節儉也有所成效，在社會問題有所緩和的情況下，加上新黨不避朋黨之嫌遭舊臣利用，慶曆五年（1045年）新黨官員被貶謫（范仲淹等人），慶曆新政停止。在宋仁宗執政的長期時間裏，北宋政治沒有太大的變動，保持着相對的穩定，外交上在慶曆議和後也較為平靜，南方雖然由儂智高叛亂但很快被名將狄青鎮壓，沒有造成重大的危害，在文化方面有較大的成就，眾多名臣有都在仁宗者一帶養成。宋仁宗性情文弱温厚，“為人君，止於人”，“仁”的諡號是對宋仁宗恰當的評價，守祖宗之法，做守成之君，仁宗無疑是合格的，其善於納諫，虛心接受批評，為人才的嶄露頭角奠定了基礎，王夫之曾經形容：“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台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但仁宗不算是一個有雄才大略德帝王，其任用各種能臣卻不長久，“寬仁少斷”、“無定志”等評價説明仁宗並不堅定，任用多位宰輔，很多人甚至多次出任宰輔，這導致了政策德連續性差，從慶曆新政的歷程來看也可以窺得一二。仁宗雖然沒有解決“三宂”等問題，但留下諸位名臣和穩定的政局將風雲變幻的歷史舞台留給了後世子孫。

慶曆議和同年（1044年），遼夏交戰，西夏成功擊退遼興宗，確立了自己的地位。此後西夏保持着穩定發展的狀態，慶曆八年（1048年）李元昊被其子寧令哥所傷，傷重去世，由沒藏氏（太后）和沒藏訛龐（外戚）把持朝政，扶持只有十一個月大的李諒祚為帝，也就是西夏毅宗，此後西夏屢次陷入外戚干政、太后干政的境地之中。之後夏毅宗誅殺外戚得以親政，在其執政時期，西夏保持着相對的穩定，以和平發展為主旋律，謹慎處理同宋和遼的關係，努力達成三方的平衡，雖然也與宋發生過沖突在興戰火，但相比慶曆議和之前的宋夏戰爭不過是小打小鬧，經營西夏南疆，攻破諸藩部，在二十一歲時去世（1068年）。

（三）、慶曆議和後的宋夏關係

慶曆議和後宋夏雙方平息了兵戈，基本上恢復到李德明執政時期的交往狀況，雙方開放了貿易，進行了多方面的交流，雙方的生產也都得到了修養生息。緩和的矛盾並不是消失了，只是暫時的被掩蓋，宋夏之間的衝突與問題長期的存在着，議和後宋夏依然發生了很多軍事與外交上的摩擦。

北宋在慶曆議和後也調整了對夏政策，在吸取宋夏戰爭失敗的教訓後，宋加強了西北邊防的建設，選派官員進行管理，加強對西北少數民族的控制，諸多大臣上書條陳邊防，政府也發佈練兵修備的命令，“今夏人求和，恐因而弛備，其嚴戒兩路，常講習如故。”等政令顯示了北宋一改之前忽視西北邊防的情況。宋雖然解禁了貿易，但是嚴禁青白鹽貿易，“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寨，第不通青鹽”，“蓋鹽，中國之大利，又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所出，而出產無窮。既開其禁，則流於民間，無以提防矣》”這些做法和言論表現了北宋政府對西夏青白鹽的懷疑和抵制，鹽禁的政策雖然打擊了西夏，但也傷害了邊民的利益，同時給了西夏侵擾一個口實。

總體來説宋對西夏的政策主要是軍事防禦和貿易禁斷，不管在戰時還是戰後，都以這兩種政策為核心，這些政策足以抵禦西夏，但同時也無法根本上解決西夏問題，仁宗以後北宋與西夏仍是在戰與和中反反覆覆，仁宗一朝的宋夏關係成為了整個北宋時期宋夏關係變化的一個縮影。

四、總結

宋夏的關係貫穿於北宋的外交歷史，從太祖時期西北党項族就是邊地重要的一支力量，仁宗時期處於北宋的中期，北宋和党項政權的內外境況都發生了變化，宋夏關係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西夏政權的完全獨立就在這一時期，在這一時期確立下來的對夏政策有着很強的歷史慣性，之後數朝的對夏政策都基於此進行制定。仁宗一朝宋夏關係的變化也映射了之後長期宋夏關係的走向，研究宋仁宗時的宋夏關係可以間接地瞭解之後北宋時期宋夏關係狀況，對把握整體的北宋對夏政策也很有幫助，是研究北宋外交與民族關係不能忽視的重要一環。

宋仁宗時期的宋夏關係大體上是由和到戰再到和的發展歷程，在慶曆議和之前雖然包括宋仁宗在內的眾多大臣都主張議和，但是仍然有堅定的主戰派，認為應該趁西夏內外交困時一舉攻滅西夏，就當時的情況來看這種方法不能稱得上上策但是有其可行性的。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擾掠，基本上強時則侵略以掠奪，弱時則請和以積蓄力量，給予其政權有力打擊在予以漢化才能較為徹底地解決少數民族問題，西夏也遵循這個規律，北宋一直無法嚴重挫傷西夏，西北的邊患也就無法解決，宋夏關係只能在戰與和之間起伏。戰事不利士氣不足、國內社會問題嚴峻是仁宗沒有繼續出兵西夏的最重要原因，也是此後北宋在西北一直無法進展的病根，瞭解了仁宗時的宋夏關係，也就可以看出北宋的宋夏關係以及其原因和影響了。

參考文獻

[1]《宋史》 元 脱脱等著

[2]《續資治通鑑長編》 宋 李燾著

[3]《宋論》 明末清初 王夫之著

[4]《西夏書事》清 吳廣成著

[5]《細説宋史》 虞雲國著

[6]《北宋仁宗時期對夏政策研究》 華中科技大學 逯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