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歲的張桂梅穿黑布衣，胸前戴着一枚紅色的黨徽，守在學校門口、食堂、宿舍。她用小喇叭催促學生：“姑娘們，快一點，跑快點……”
時間退回24年前，年輕的張桂梅穿紫色的皮鞋、藍色的褲子、火紅的上衣，經常進舞廳跳舞。這種生活在丈夫過世後“戛然而止”。1996年，張桂梅39歲，歷經喪偶之痛的她，獨自一人從雲南大理喜洲到金沙江畔的麗江華坪縣工作。
在這裏，她深刻體會到貧困與落後：山裏的女孩，前一天還在讀書，後一天就嫁人了；有的父母離異後，雙方都不要女兒；有父母讓女兒輟學打工，供弟弟讀書……她希望辦一所女子高中，阻斷貧窮的代際傳播。
2008年，麗江華坪女子高級中學（簡稱華坪女高）建立，張桂梅任校長，它是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當年秋天，塵土飛楊的校園迎來了第一屆學生，95個大山女孩噼裏啪啦地跑了進來。
一晃12年過去了，華坪女高送走了一屆又一屆的畢業生。2020年，159名學生參加大學聯考，理科最高651分，文科最高619分。本科上線率達94.3%。至此，這所學校把近1800名大山女孩送進了大學校園。
從喜洲到華坪縣
1957年6月，張桂梅在黑龍江省牡丹江邊出生，她的母親那時48歲了。
張桂梅印象中，母親是小腳，常年癱瘓在牀，一臉的麻子，只看得清兩隻眼睛。父親脾氣暴躁，是村裏的主事，誰家有事都找他，但後來他不願意幹了。
張桂梅那時還未到學齡，聽見父親説，“不幹了，怎麼樣都不幹了”。她突然插了一句嘴：“你不幹算了，長大了我幹。”滿屋子人笑歪了，説要等着她長大。
家裏有六個兄弟姐妹，他們都很懼怕父母。張桂梅記得，有一次，她頂了一句嘴，一個晚上沒敢回家。那時候，哥哥是哈爾濱跑莫斯科的列車員，經常戴大高帽，穿大皮鞋，但做錯了事，照樣跪在父母面前認錯。
上國小後，每到清明節前夕，張桂梅約上小夥伴到山上採花，編織成花環。第二天，她們穿上白衣白鞋，繫上紅領巾，到八女投江的地方獻花環。那個火熱的年代，張桂梅在宣傳隊裏主演江姐，喜歡唱《紅梅贊》、《東方紅》等。
1975年，張桂梅18歲，跟着姐姐南下雲南支援邊疆建設。彼時，母親已經過世。她到大理喜洲後，很長時間不適應，直到認識了後來的丈夫。
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丈夫在學校當老師，她在另一家單位上班。張桂梅記得結婚當天，她在學校跟兩個小姑娘玩，結果，迎親的隊伍落下了她。他們再次來接她時，張桂梅生氣了，讓他們直接把新郎送回來。那天，他們有五對新人集體結婚，張桂梅去得最晚。她們都穿着平常的衣服、褲子，工會買了一些喜糖，領導説了一番祝福語，新人代表發了言。她如今回想起來，這種有時代烙印的婚禮非常有意思。
不久，丈夫考上了大學，畢業後又考上研究生。張桂梅也不甘落後，考入麗江師範學院。畢業後，兩人進入同一所學校教書。
張桂梅説，丈夫是校長，每月工資六七百塊，偶爾還會去外面上課，一節課30塊錢。她那時花錢大手大腳，每天下館子吃飯，喜歡去繁華的三月街玩，也經常進舞廳跳舞。有一次，她請假去成都玩，一個人把一家部隊招待所包了下來。
瀟灑快樂的日子在丈夫生病過世後戛然而止。因為結婚晚，加上兩人忙於學習、工作，婚後一直沒有要孩子。丈夫離世，她深感孤獨，每天渾渾噩噩，對任何事提不起興趣。
1996年，張桂梅離開大理喜洲，來到了華坪縣。一開始，她在華坪中心學校任教，很快又調入華坪民族中學（簡稱華坪民中）。她去家訪，發現很多家庭重男輕女，不重視女孩的教育問題。
第二年春天，張桂梅帶着四個畢業班，同時查出了患子宮肌瘤。很快，縣裏知道了她的情況，為她發起了捐款，教育局用唯一一台車送她去醫院。張桂梅的記憶裏，學生摘了野核桃送給她，説吃了對身體好；有人走幾個小時路，為了把省下來的路費錢捐給她；有人把本來給孩子買衣服的錢捐給她；還有的借錢捐給她……
自此之後，張桂梅對華坪縣的情感便生下了根。
“我有一個夢想”
2001年，張桂梅在華坪民中任教，兼任縣兒童福利院“兒童之家”院長。福利院收了36個孩子，最小的2歲，最大的12歲。張桂梅成為了他們的“媽媽”，為保證他們的吃穿行住，四處奔波。
她利用寒暑假到處籌集資金，有人可憐她，給她一點錢。很多人認為她是騙子，驅趕她，甚至放狗咬她，撕破了她的褲腿。她也不泄氣，累了就在路邊歇會兒，渴了就討一口水喝。但幾年下來，她只籌到一兩萬塊錢。
那幾年，張桂梅被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師德標兵，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狀。
與此同時，她慢慢發現，福利院孤兒們的不幸大多與母親遭受的苦難有關——有殺死家暴丈夫而獲刑的母親；有因為重男輕女陋習導致分娩死亡的母親；有與丈夫感情不和離家出走的母親。
她產生了辦免費女高的想法。時任縣教育局副局長楊文華記得，2004年9月，他陪同張桂梅去北京錄製央視教育頻道的節目。在路上，張桂梅跟他提起想辦免費女子高中，楊文華當場提出了反對，“什麼年代了，你還建女高？”
楊文華勸張桂梅，建女子高中需要不少資金投入，比如至少需要生物、物理、化學三個實驗室。
張桂梅當時心裏盤算：兩萬建一個實驗室，五六十萬建一所免費高中。
“她太天真了，五六十萬建一個實驗室都不夠。”楊文華説。即便如此，他們從北京回來後，華坪縣政府還是對此組織了討論，但無人支持張桂梅。
2007年，張桂梅成為黨的十七大代表。去北京前夕，華坪縣委見她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給了她幾千塊錢，讓她去買一套新衣服。張桂梅捨不得花錢買衣服，她把這筆錢攢下來，打算用在孩子身上。
她上北京時就穿着平常的衣服，有記者把她叫到一邊，讓她摸一摸自己的褲子，她才發現，褲子上破了兩個洞。那一夜，記者跟她聊到深夜，談論她關於創辦免費女高的夢想。
第二年初，張桂梅到北京錄製節目，碰巧在哈爾濱的哥哥生病了，打電話來説想見她。張桂梅想着，等錄製完節目再回去看哥哥。卻沒想到，哥哥很快過世，她沒能見上最後一面。
不久，張桂梅的訪談報道《我有一個夢想》廣泛傳播，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重視。那時候，華坪縣有兩所高中，一所公辦高中，一所民辦高中。2008年4月，華坪第三所高中——麗江華坪女子高中（簡稱華坪女高）正式建校，雲南省、麗江市、華坪縣政府先後投入了近6000萬元。
這年，楊文華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他記得女高建設初期遇到各種問題，張桂梅很操心。教室開裂了，學校的維修等，她都第一時間趕到。
華坪電視台記者王秀麗説，有一天，張桂梅突然打電話給她，一邊哭一邊問：“你在哪裏？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立即從鎮上趕去福利院，張桂梅哭了一個下午，她陪着哭了一個下午。
後來，楊文華告訴張桂梅：“你集中精力抓教育教學，其他的我們去管。”
當年秋天，95個女孩報名華坪女高，除個別上了高中分數線外，其他都在分數線以下，她們全部來自大山。
2008年9月1日，華坪女高正式開學了。周雲麗是首批入學的學生，在她印象中，開學那天下着小雨，教室樓外一片凌亂，學校還在緊張建設中。張桂梅守在門口，看着女學生們三五成羣，拖拖拉拉地走動，生氣地説：“你們做事情太慢，高中不是這樣讀的。”
投奔女校的人
周雲麗1歲時，母親就過世了，她和姐姐周雲翠由父親拉扯大。
父親有殘疾，經常早出晚歸，家裏的收入主要靠他種西瓜、芒果，養豬，以及幫別人除草。一家人生活拮据，在居住的那間土木結構的老屋子裏，唯一值錢的就是一台彩電。
大約七八歲起，姐妹倆開始做家務，後來又幫忙幹農活，去集鎮上賣菜。
因為家裏沒有兒子，又是單親家庭，他們家在村裏沒少受人欺負。父親希望她們能走出大山，砸鍋賣鐵也要供她們讀書。2007年，姐妹倆同時國中畢業。家裏沒有錢，父親到處籌錢，很是憂愁。周雲麗眼見父親站在豬圈門口、院壩邊上、關毛驢的地方，一根煙接着一根抽，一語不發。
會考前夕，周雲麗聽國中班主任説，隔壁在建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由華坪民中的一位教師過去管理。那裏不用交學費，只要花一些生活費，那時候，一般高中每學期一千多元學費，另外還有學雜、住宿費等。周雲麗聽後興奮地跑去看，一棟嶄新的教學樓拔地而起。
後來，姐妹倆都報了華坪女高。
那一年，張桂梅到雲南師範大學做宣講，提出阻斷女子世代貧困的辦學理念，吸引了當年的畢業生張紅瓊。出生於農村的她，家裏有七姐妹，作為唯一的大學生，她對此深有感觸。
張紅瓊畢業後，跟着張桂梅來到華坪縣，成為華坪女高的一名數學老師。
她記得，2007年8月8日，他們幾個教師去學校，地上全是水泥，教室裏落滿灰塵，亂糟糟一片。張桂梅帶着他們搞衞生，打掃教室，把“兒童之家”的牀扛過來，之後安裝、鋪牀鋪，並把學生的名字貼好，幹了整整十天。
事實上，剛開學時，華坪女高只有一棟教學樓，沒有廁所、食堂，圍牆。楊文華回憶，當時那裏很糟糕，根本不像一所學校，男老師住在樓梯間，女學生坐在教室角落。
很快，張桂梅發現，招來的學生底子差，每次考試縣裏排名，華坪女高總是墊底。她很着急，去外地學習教學方法，試圖讓學生自主討論，但結果更糟糕。“有的學生，老師跟她講了八遍，她還是不會做，坐在那裏哭。”
張桂梅壓力非常大，她去麗江市找領導，説她們的學生不排名次，市裏的領導也同意了。但她轉念一想，學生成績上不去，來學校白吃白喝三年，又有什麼意義？
沒過多久，當時學校的17位教師走了9個。
張桂梅沒有辦法，到教育局找楊文華。楊文華安慰她説，如果實在幹不下去了，就把學生併到華坪一中。事實上，早在華坪女高創辦以前，他就曾建議在華坪一中辦一個“桂梅班”，但張桂梅沒同意。
她不願意放棄，相信老師苦教，學生苦學，總會改變這種現狀。別人早上六點起牀，她們五點多起牀；別人晚上十點睡覺，她們有學生十二點還在走廊看書。高中三年，她們每個暑寒假都補課，最多放半個月的假。農村的孩子不怕吃苦，肯下功夫，慢慢的，學生成績出現好轉。
延續到現在，華坪女高的學生每天早上5點半起牀、洗漱，一直要到晚上12點20，她們才熄燈睡覺。
7月13日中午，張桂梅拿着小喇叭，端坐在食堂的凳子上，手機裏放起了紅色歌曲。很快，一羣女學生衝了進來，她們“噼裏啪啦”吃完飯，又跑回了教室。幾百個學生在10分鐘內像一陣風，來了又走。
婉拒捐款
學生的成績沒有起色，教師張紅瓊也曾動搖過。有一天晚上，她準備向張桂梅辭職。走到門口，她把頭貼在牆上往裏面一看：張桂梅正在吃藥，桌上擺滿了藥瓶子。吃完藥，她又往身上、脖子上貼藥膏。看到這一幕，張紅瓊很受觸動，決定安心留下來教書。
黃付燕是2008屆學生，她記得，張桂梅身體不好，經常跑醫院，但每天都回學校，用小喇叭叫她們起牀、吃飯、睡覺。那時候的學生，敏感、內向，害怕跟人交流，但她們懂得感恩，想上大學，不怕吃苦。
2011年夏天，華坪女高第一屆學生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100%，一本上線率4.26%。這個成績超出了預期。
周雲麗姐妹，一個考上了雲南師範大學，一個考入德宏師範學院。那年夏天，得知女兒們都考上大學後，辛苦了半輩子的父親終於眉頭舒展開了，高高興興地揹着雞、鴨，蔬菜去感謝張桂梅。
2015年秋天，黃付燕從內蒙古師範大學畢業，進了杭州一家公司。第一個月，她領到了3500塊錢工資。她很高興，回家給父母買了些衣服，又捐了1500塊錢給華坪女高。
黃付燕記得，張桂梅很高興地接受了捐款，還給她開了一張收據。那張收據她一直保留着。
第二年，黃付燕帶着男友回母校，準備了2000塊錢捐給女高。張桂梅得知她在上海沒有正式工作，婉拒了她的捐款。2018年，黃付燕第三次回華坪女高，她那時沒有上班，帶着丈夫，手裏抱着出生不久的小孩，準備了3000塊錢捐給女高。張桂梅老師再一次拒絕了她的捐款。
黃付燕很難受，覺得愧對學校和張老師，走出校門後，她哭了。
之後，張桂梅拒絕畢業生回校看她，甚至經常謊稱自己不在學校。她不希望學生揹負回報學校的壓力，“她們從大山走出來不容易”。
2019年5月，黃付燕考上了貴州的特崗教師，成為了一名國小數學老師。
黃付燕説，不像其他學校的學生，所有東西都是父母給的。“我們華坪女高的學生，吃穿住學都是社會上捐贈的，更多是政府捐贈的。”
十萬裏家訪路
周雲麗曾差點被張桂梅打。
一個週末，她跟同學相約一起外出，張桂梅不讓她出去。那時候，張桂梅剛去了她家走訪，見到了她殘疾的父親和年邁的奶奶。張桂梅覺得，學生應該抓緊時間學習，不該隨便跟着去玩。
周雲麗堅持要出去，張桂梅氣壞了，拿起老人機砸過去，沒有砸中。她又想要摔凳子，被兩名班主任拉住了。張桂梅記得，周雲翠當時也跑了進來，一副要保護妹妹的架勢。
張桂梅覺得，家訪能瞭解一個孩子，激發她們的學習動力。12年來，她去過每一個學生家裏，走了十幾萬公里的崎嶇小路。看着她們的家庭情況，張桂梅經常恨鐵不成鋼，罵她們，甚至用書本摔她們。
一開始，姑娘們很害怕，覺得她兇，後來也知道是為了她們好，慢慢心存感激。
王秀麗曾多次陪同張桂梅去家訪。一開始，她不理解，覺得開一次家長會就可以了，為啥一定要跑老遠去家訪。她去了後才發現，很多家長不會講普通話，山路崎嶇，交通不便。
有一次，他們去一傈僳族學生家家訪。山路不好走，王秀麗一路走一路抱怨，張桂梅一句話也沒有説。他們到學生家時，天都快要黑了。張桂梅坐在屋子裏，跟父母聊了一會兒，很快又往回走。走了一段路，王秀麗發現她的外套不見了。她問“張老師，你衣服哪兒去了？”張桂梅淡淡地説，“給孩子媽媽了。”
張桂梅説，第一屆學生家長看到老師去家訪，都感激流涕。但也有幾個例外。有一次，一個學生讀着讀着，突然回老家不來了。張桂梅跑去學生家一看，弟弟在那裏做作業，姐姐在那裏幹農活。媽媽不停地説，女兒不該去上學，應該去外面打工。
張桂梅問：“都不收學費了，為什麼不讓她上學？”媽媽説：“考上大學也供不起，不如現在就出去打工。”“姑娘這麼小，可以去幹嘛？”對方回覆她説：“她可以去餐館幫人洗碗啊。”
一些這種家庭的孩子，最終被她帶回了學校，但也有個別最後輟學了。
華坪女高免學雜費、住宿費，校服費等，個別家庭條件不好的學生，還可以申請生活補助。7月16日，高一的李嘉明申請生活補助，班主任將此事告訴了張桂梅。
幾年前，李嘉明的父母離異，她被判給了父親。在她的記憶中，父親常年酗酒，少有清醒的時候。八年級的一個夜晚，父親喝醉了，罵她是害人精，害得他家破人亡，還半夜把她趕出了家門。
此後，李嘉明便很少回家。母親幫她在鎮上租了一間屋子，每個月給她生活費，偶爾也去學校、出租屋看她。但時間一久，繼父又對此有意見。
張桂梅知道後很生氣，但更多的是無奈。她決定去李嘉明父親家裏看看。他們家在榮將鎮宏地村，離縣城約30公里，開車一個多小時。山腳下的一間土木屋，門沒有鎖，屋子裏空空蕩蕩，人也聯繫不上，張桂梅白跑了一趟。
回到學校，張桂梅讓李嘉明把租的房子退了，放假就住到“兒童之家”，生活費由華坪女高出。
忙着忙着就老了
華坪女高位於縣城東側的獅子山腳下，這裏曾是華坪民中的廁所，每到盛夏，金黃色的芒果掛滿枝頭。2015年，它完成基礎設施的建設，佔地76畝，有校舍6棟，累計投資9千多萬元。
張桂梅節省到吝嗇的地步，為學校師生以及教育系統的人所周知。她常年穿着破舊的衣服，十幾年吃素，甚至生病了也不願意去醫院。但她把自己多年的獎金，社會對她個人的捐贈等100多萬元，全部投入了華坪女高。
據華坪縣宣傳部給的資料顯示：華坪女高為貧困學生減免住宿費、學雜費等，累計1335.06萬元。
這些錢，全部是學校募捐而來，有各級政府給的辦公經費，企事業單位給的捐贈，還有個人給的捐款。即便如此，華坪女高的支出依舊是一筆沉重的負擔，張桂梅擔心這種模式難以為繼。
華坪縣教育局黨委書記胥國華此前曾負責華坪女高的基礎設施建設，他説，華坪女高最初按18個教學班，900人的辦學規模設計。後來因為學校的資金有限，每年只招收100到160人，最多的時候，學校一共五六百學生。
因為免學雜費和高升學率，自第一屆學生高中畢業後，報名華坪女高的學生越來越多。張桂梅説，她招女學生的標準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看是不是農村户口，一個是看她的會考成績。
自今年媒體報道後，張桂梅成了網紅，華坪女高也跟着上了熱搜。這段時間，學校辦公室主任張曉峯每天接到幾百個電話，有想來華坪女高讀書的，想免費為張桂梅看病的，想捐贈給華坪女高的。張桂梅很高興，同時她又很擔心今年報名人數猛增，但學校招錄人數有限。
她有時也不去想這些，覺得到時總有辦法解決。一個人安靜下來時，張桂梅會覺得孤獨，想起黑龍江的姐姐、侄子，但他們都不能理解她，“覺得我眼裏只有這些孩子”。她心情不好時甚至不知道打電話給誰，她説，忙着忙着，就把自己給忙老了。
這兩年，張桂梅身體越來越差，疾病纏身——高血壓、支氣管炎、骨瘤……體重從一百三十多斤掉到了九十多斤，她甚至站不起來，乾癟的四肢在衣服裏面晃。
“兒童之家”福利院的張惠華記得，2018年初，張桂梅病危。他匆匆跑進醫院，看到張桂梅吸着氧，眼睛閉着，處於半昏迷狀態。張惠華嚇壞了，大叫“媽媽，媽媽……”張桂梅醒過來，一臉疲倦，但她説自己沒事。
那一次，華坪縣縣長來看望她，張桂梅拉着縣長的手説：“我情況不太好，能不能讓民政部門把喪葬費提前給我，我想看着這筆錢用在孩子們身上。”
張惠華希望她保重身體，多休息，但張桂梅不聽，只要身體稍微好一點，她一溜煙又跑去了學校。
張桂梅覺得自己時間不多了，“能做一點是一點，能幫一個是一個”。目前，她最大的夢想是，女高有學生能考上清華北大。2020年，華坪女高有159名女孩參加大學聯考，在張桂梅眼裏，這是建校以來學生基礎最好的一屆。受到疫情的影響，一些學生沒有手機，一些家裏沒有信號。令人欣慰的是，2020屆華坪女高的一本上線率達44%。
張桂梅又送走了一屆畢業生，63歲的她步履蹣跚，面如蠟色。7月13日，有人想跟她合張影，她説，“美顏一下，我有點醜。”
貫徹落實全國、全省教育大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精神，學習先進典型，弘揚高尚師德，發揮榜樣的示範引領作用，雲南省委教育工作領導小組在昆明舉辦“張桂梅思政大講堂”首場報告會。9月1日下午14:30，雲南師範大學商學院組織全校師生集中觀看“張桂梅思政大講堂”第一講《信仰的力量》，主講人張桂梅老師講述了創辦女子高中的坎坷經歷和自己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初心和使命。
“親其師，才能信其道”，張桂梅和女高的老師們帶領學生讀黨史、誦經典、講述革命英雄故事傳説，讓學生們接受紅色文化的薰陶，觸摸信仰的温度，懂得將個人的前途與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
“心中有信仰，腳下有力量”。張桂梅老師把共產主義信仰教育放到學校教育的首要位置，引導學生健康成長，全面發展。努力讓學生成長為具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接班人。
報告會上，中共雲南省委副書記、省委教育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王予波同志作了發言，他説，《張桂梅思政大講堂》將作為全省上下辦好、教好、學好思政課的最生動材料。去引導學生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不斷提高思想水平、政治覺悟、道德品質、文化素養。通過邀請先進模範人物、知名專家學者上講台，以先進事例感染學生，以透徹學理分析迴應學生，以徹底的思想理論説服學生，用真理的強大力量引導學生，打造全省思政教育第一金課，使大講堂成為一個導向、一個標杆、一種激勵。
張桂梅的事蹟不僅僅感動着千千萬萬的教育工作者，也激發了他們為實現教育公平不斷努力奮鬥的決心。
長年在鄉村學校工作的何宇表示：“正如張桂梅老師所説，要從根本上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只能靠教育。她的感人事蹟值得我們每一個教育人學習，但如何把感動化為自己的實際行動，這才是最值得思考的。我還會繼續堅守在農村這塊土地上，儘自己之力，讓農村娃娃能走出去，看一看他們不曾看過的世界！”
陝西師範大學計算機科學學院20xx級公費師範生蔣山表示：“張桂梅老師把希望傳遞給了女中的學生，也用自己的無悔與擔當提振了我們有志於投身教育事業的年輕人的士氣，鞭策我們奮勇前進。作為一名公費師範生，我志願投身西部基礎教育事業，張桂梅老師就是我的榜樣。我將踐行學校‘紮根西部、甘於奉獻、追求卓越、教育報國’的西部紅燭精神，教書育人、腳踏實地，讓青春綻放在西部教育的熱土上。”
陸雲泉表示，北京一零一中學將繼續盡最大努力幫扶與學校結對的涼山學校。回憶起帶着老師前往大涼山深處幫扶的情景，他感慨良多：“當看到當地落後的教育硬件設施，學生們薄弱的教育基礎，我覺得在當地做老師真的太難了。可是那些老師仍然默默堅守着講台，堅守着自己的教育初心，我和我們學校的老師都深深為之感動，發自內心地覺得，與他們相比，平時自己工作中的困難都算不了什麼，努力奉獻也還不夠。我們決定長期幫扶涼山的兩所學校，獻上自己的微薄之力。”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校長朱建民表示：“對這些貧困地區的孩子而言，只有教育才能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改變他們的人生，改變祖祖輩輩、世世代代人的命運。張桂梅老師捨棄了個人‘小我’，專心為邊遠地區的孩子們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是千千萬萬教育工作者的楷模和榜樣。我們也應該思考如何儘自己所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目前，學校與中科院、北航、清華大學合作，建立了10個國家級實驗室，開放在線課程，通過互聯網平台為西部地區的孩子提供課程資源；此外，還為廣西、雲南、貴州、甘肅、青海等地培養了200餘名中國小音樂教師。我想，‘有歌聲的地方就有希望’，希望他們能用歌聲喚起孩子們對未來的希望。”
張桂梅同志命運坎坷，但無論身心如何困苦、處境如何艱難，她始終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初心信仰，飽含着對黨、對人民、對貧困山區的無限深情，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1998年4月，她在黨旗下莊嚴宣誓：“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入黨20多年來，她始終愛黨、護黨，忠誠於黨。
她對黨忠誠！
熟悉張桂梅的人都知道，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她面前説黨委政府的不好、説共產黨的不是。她反覆説：“你們可以説某個幹部不行，但絕不可以説共產黨不好。如果沒有共產黨，哪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這樣一句話，她講了22年，不知有多少遍，她説還要繼續講下去。
她對黨感恩！
2000年，在領取勞模的5000元獎金後，她考慮到自己重病在身，隨時可能撒手人寰，把獎金一次性交了黨費。2015年，她將自己的十七大黨代表證、五一勞動獎章、奧運火炬和畢生獲得的榮譽證書，毫無保留地交給了黨組織，全部保留在縣檔案館裏。別人問她怎麼捨得，她説：“我的一切都是黨和人民給的，我奉獻給黨和人民的還遠遠不夠。”
她對黨信賴！
2008年華坪女子高中創建後，她把黨的信念融入辦學體系，堅持革命傳統立校、紅色教育育人，實行紅色教育統領校園文化的教學模式。建校初期，由於山區條件艱苦，加之她要求嚴格，很多年輕教師完全適應不了，不到半年，17名教師就有9名辭職離去，教學工作近乎癱瘓。現實雖然讓她始料不及，但也意外發現，留下來的8名教師中，有6名是共產黨員。這也啟示她，有黨員，就要有黨組織，有黨組織，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從此，張桂梅心中有了底氣，腳下有了力量。她迅速把6名黨員教師集中起來，重温入黨誓詞，誦讀《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等名篇，大家眼裏泛着淚花，緊握右拳向黨旗保證：一定要把女子高中辦好！一定要把大山裏的女孩送入大學！學校黨支部很快成立起來，從此女子高中就有了“主心骨”，學校建設翻開了嶄新一頁。10多年來，她開創並堅持“五個一”黨性教育常規活動，全體黨員一律佩戴黨員徽章上班、每週重温一次入黨誓詞、每週合唱一支革命歌曲、每週觀看一部紅色影片、黨員每週組織一次理論學習。女子高中第一屆學生都清晰記得，第一天唱的是《紅米飯南瓜湯》。理想信念教育成為女子高中一大辦學特色，“繼承革命傳統、發揚延安精神、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社會主義合格接班人”成為了女子高中始終不變的辦學宗旨。對此她説，我們就是要讓紅色基因代代傳！有人説，張桂梅除了一副瘦弱的身軀是自己的外，沒有孩子、沒有親人、沒有家。她卻笑着説：“不，我是一名共產黨員，我有一顆火熱的心，這顆心裏面有黨，有人民，有學校，有國家，有千千萬萬的孩子，我什麼都有！”她用一言一行、心血汗水、無疆大愛，堅守着自己的信仰，把一生全都給了黨。
牢記宗旨，為民奉獻一輩子
20多年來，張桂梅同志始終牢記黨的宗旨，秉持為民情懷，保持着鑄魂育人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堅守，用愛心培育愛、激發愛、傳播愛，用實際行動踐行着“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就要站在講台上”的諾言。1975年12月，張桂梅響應黨的號召，從黑龍江來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在此後的時間裏，她把全身心獻給了祖國西南邊陲貧困山區的教育事業。1996年，丈夫去世後不久，張桂梅放棄了在大理優越的工作環境，申請調到深度貧困山區華坪縣。從此，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山區、民族地區、貧困地區，越走越偏、越走越苦。來到華坪後，她放棄進入全縣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選擇在全縣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並承擔起4個畢業班的語文和政治課教學任務。沒人喜歡艱苦，張桂梅也一樣，但她卻選擇了艱苦，她説：“艱苦的地方更需要我。”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她越發感受到做好民族貧困地區教育工作的重要。
她愛生如子！
到民族中學工作，張桂梅面對的是傈僳族、彝族、納西族等少數民族學生，這些學生幾乎都來自大山，家庭貧困，因為缺乏營養，普遍體弱多病。對此，她就每個月輪流帶着學生出去“加餐”，她告訴學生：“你們這個時候正在長身體，想吃什麼就告訴我。”每次學生們都吃得很開心，直到有一天，學生們吃完飯，張桂梅翻遍了所有的包才湊足了飯錢，學生們才一下子明白過來，每頓飯僅捨得吃兩毛錢一份小菜的`張老師、其實並不寬裕。大家無語凝咽，淚眼相望。
2003年，張桂梅還送走了一個特殊的班。這個班有的學生轉走了，有的學生回家不讀了，有些男孩子晚上還在網吧過夜，老師們對這個班都失去了信心，紛紛要求調離。隨着會考臨近，張桂梅看在眼裏，急在心上，主動請求接下這個班，擔任班主任。之後，她進山找回那些不讀書的學生，但玩遊戲的學生還是管不住自己，晚上總想跑出去。張桂梅橫下心來，把行李搬進了男生宿舍，和32個男生住在了一起，既當師長又當家長。早上，她叫學生們起牀早操；晚上，她先檢查完女生宿舍後，又逐牀清點男生人數，才躺下休息。一段時間下來，男孩子們都説就像在家裏一樣，有個媽媽和他們住在一起。可是，只有張桂梅知道，住在男生宿舍裏的那幾個月是怎樣熬過來的。為更好照顧男生的起居，每到下午張桂梅就不敢喝水，擔心晚上起夜時學生趁機溜出去，而且男生們粗重的鼾聲、夢話聲和臭腳味，常常使她睡不好覺……她的辛勞沒有白費，這個班在會考時22個學生考到了500分以上。少年喪母、青年喪父、中年喪夫，不幸總是纏繞着張桂梅。1997年4月，她被查出患有子宮肌瘤，已經像5個月胎兒那麼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療。但為了不耽誤九年級畢業班的教學進度，她偷偷地把檢驗結果揣進懷裏，繼續堅持站在講台上，直到7月份把4個班的學生送進會考考場後，她才住進醫院接受手術。為她手術的醫生從她體內取出重達2公斤多的腫瘤時，眼泛淚花，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力量，支撐着這樣一個薄弱身軀熬過這樣的疼痛：她腹腔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腸子已經粘連在後壁上了。手術後，醫生反覆叮囑，一定要靜養6個月以上，可僅僅24天之後，張桂梅又站在了她熱愛的講台之上……
“堅持，再堅持一下唄”
進入女高的陳法羽很快發現：關愛的同時，是嚴格的'管理。
每天早晨5點半起牀，課間出操1分鐘站好隊。張老師每天拿着小喇叭，不厭其煩地喊學生起牀、跑步、吃飯、睡覺，“你們遲到一秒鐘我也不幹！”
張桂梅和病魔鬥：“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無休止地看病上”；
她和貧困較勁：“挽救一個女孩拯救三代人”；
她對學校老師、學生要求嚴格：“堅持，再堅持一下唄！”這是張桂梅勸慰大家最多的話。
陳法羽説：“我們來女高讀書是來改變命運的，不拼拿什麼和別人比？張老師也在拼啊！”
校辦主任張曉峯告訴記者，張桂梅老師是在拿命辦學，師生們服氣。
張桂梅的言傳身教也感染着女高老師們。韋堂芸老師受傷左腳骨折，想到還有100多天就要大學聯考，她拄着雙枴給學生上課；楊曉春老師悄悄給學生墊付醫藥費、生活費，卻從不往外説——這樣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還有很多。
張桂梅宿舍裏有4張牀鋪，1張自己睡，3張留給“不聽話”的和生病的學生。有名女生性格孤僻，和張桂梅住在一起。不管張老師怎麼關心她、開導她，她都不怎麼説話。張老師疾病纏身，每天早晨5點起牀，忙裏忙外一天，晚上還和她聊天。3個月後，這名學生抱着張老師痛哭，説一定好好讀書。
“女高的許多學生家庭貧困、變故多，她們的心要好好去焐。”張桂梅説。
12年來，張桂梅的每一天從清晨的教學樓巡視開始。5點30分，張桂梅打着手電筒，將5層教學樓的樓道一一點亮，早些年，她要趕走因為沒有院牆而進入學校的蛇和各種小動物，低飛的蝙蝠會劃破學生的臉。她站在二樓，手持喇叭，催促學生跑步進教室。
她希望順時針轉的每一分鐘都能逆轉貧窮。
她記得調任雲南華坪縣中心學校教書時，第一次目睹貧窮帶來的苦難：有學生沒錢置辦衣服，冬天穿着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到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還有家長來交書費，拼拼湊湊在桌上灑了一把，最大金額的5角，總共不到50元，“我就這些了，有了還給你送來。”
張桂梅常自掏腰包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腹腔中長了一顆2公斤大的腫瘤。
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張桂梅走了40分鐘。為帶好畢業班，張桂梅堅持上課，把學生送進考場再住院。有一天，張桂梅突然喘不上氣，有老師頂着風雨為她找氧氣袋。有學生家長在山裏採野靈芝，用機器磨成粉，拌在飯裏送給她吃，還有學生去山裏採摘野核桃給她。
山裏的婦女們為了給她治病捐款，10元、5元……縣長對她説，我們這個地方再窮，都會把你的病治好。“所以我就留在這兒了。”張桂梅説。
2001年，華坪縣兒童之家福利院成立，捐助方指定讓張桂梅擔任院長，丈夫去世、無兒無女的張桂梅答應了。她發現，每一個孤兒背後都有一個悲劇性的母親，有殺死家暴丈夫獲刑的母親，有因重男輕女陋習導致分娩死亡的母親，有與丈夫感情不和離家出走的母親。
這讓張桂梅意識到，貧困的女孩成為貧困的母親，貧困的母親又將養育貧困的下一代，“惡性循環一直存在。”
班裏女孩本就不多，張桂梅發現，總有女孩讀着讀着就不見了，她去大山裏找，發現很多女孩十幾歲就嫁人了。有一次，張桂梅在家訪途中，看到一個女孩坐在田埂上，眼睛往遠處看，她上前詢問這個女孩在想什麼，女孩看了她半天，哭着説自己想讀書，但媽媽讓她嫁人換彩禮。張桂梅很氣憤，去女孩家裏試圖説服她的家人，費用她負責，但沒有成功。那個女孩的眼神、坐在高山上的樣子一直刻在張桂梅腦子裏。
張桂梅想創建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為大山女孩提供教育機會，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但2004年，這個想法在不被當地教育部門理解，“什麼時代，還建女高？”
更棘手的是資金。一所高中需要配套至少3個實驗室，最便宜的生物實驗室“就要五六十萬元”，大家覺得張桂梅“太天真”。
但張桂梅堅持要幹，“錢多錢少我不管。”早在2002年，她就四處“化緣”。她打印“好大一堆證明和宣傳材料”，去人多的街上、橋上發，想着一人捐幾元，捐得多了學校就辦起來了。
然而，5年只募集到1萬多元，有人罵她騙子，還有的向她吐口水。
張桂梅在2007年當選黨的十七大代表。當年，全國黨代表在麗江市只有兩人，張桂梅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張桂梅去了北京——一名記者發現她破洞的褲子，將她想創辦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的想法見諸報端，引起政府重視。
在市、縣政府200萬元資金支持下，2008年4月，全國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投建，環境簡陋至極：沒有食堂、廁所、圍牆和大門，只有一棟5層教學樓，地上遍佈鋼筋水泥。
當年，張桂梅帶領17名老師擦洗教室，他們將牀從山下抬到教室，鋪上新被褥，貼上學生的名字，迎來第一屆新生：96個女孩。
這些女孩是學校老師通過滿大街和菜市場貼廣告、口耳相傳從大山裏招來的。
學生什麼也不用準備，只需帶着乾糧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縣城的汽車，去女高尋找屬於自己的一方課桌。周雲麗是那個夏天的96個幸運兒之一。
報考女子高中時，周雲麗正苦於沒錢讀高中。媽媽早逝，父親養豬、種地、幫人鋤草，養活一家四口。在周雲麗的記憶裏，有些跛腳的父親總是一清早出門，用碗裝着冷飯上山勞作，傍晚才回家。
打從記事起，周雲麗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親分擔農活。姐妹倆讀書的動力很直接——擺脱土地與貧窮。
但讀到高中，父親發了愁。兩個女兒都讀高中，一年花費上萬元，難以負擔。九年級還沒畢業，父親就開始為讀書湊錢。那時，父親總是坐在院壩邊、豬圈門口不停地抽煙。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兩年，來讀書的女孩幾乎都是因為貧困。周雲麗後來才意識到，自己很幸運。在她所在的村子，許多女孩十五六歲就已定親。山裏人覺得女孩讀書花錢，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為貧困女孩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當時，第一屆學生成績很多未達到會考分數線，且年齡偏大，有學生補習3年還未拿到國中畢業證。
女高接納了這些女孩，只要是農業户口，想讀書，就收。僅有的一棟5層教學樓成為全校師生吃、喝、睡的場所。學生們住在3樓3間教室裏，每間教室有女老師陪同，其餘女老師和男教師被分入4樓兩間大教室。男老師們輪流在一樓木板牀上守夜，夜晚，學生們要去隔壁中學上廁所，女老師陪同，男老師打手電筒護送。
開學不久，張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個女孩去醫院做闌尾手術，被發現已懷孕4個月。一陣批評的浪潮襲來，女孩的父母也質問學校。女孩説了真話，孩子是對面一所高中男孩的，兩人在入學前的假期發生關係。
張桂梅長了教訓。學校沒有圍牆，常有男孩來戲耍，張桂梅守在教學樓前，見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趕跑，大罵“小混蛋”。
學校沒有性教育課。有性知識輔導老師問需不需要支援，張桂梅讓他們“滾一邊去”，“手機上已經很過火了，還用教嗎？”
後來，教學樓一樓安裝了鐵柵欄。一向吝嗇的張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門壞，她立即請師傅來修。每當大學聯考季來臨，張桂梅會請幾個人日夜看守教學樓，讓學生看到“樓前樓後都是人”，安心。
為了杜絕攀比，張桂梅規定，學生必須剪短髮，穿校服，女老師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學樓的一樓貼滿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數額，牆上的企業和個人幫助支撐起這所免費高中。每當有人來校捐款，她要求學生向捐款人集體敬禮，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對學生手舉捐贈牌被拍照的行為，有企業提出此類要求，張桂梅寧可錢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畢業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終資助給了哪個學妹，張桂梅希望這種“背對背”的方式，讓學生沒有壓力地接受捐贈。
在張桂梅看來，貧困對女孩是一種隱私，對外，她稱呼自己的學生“山裏的女孩”。
籌來了錢，可籌不來分數。
張桂梅本以為，只要提供給這些女孩機會，學習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她發現這些學生基礎差，試卷測驗幾乎都不合格。
質疑的聲音不止。張桂梅去縣裏開會，聽到人議論，“説得可好，成績那麼差出來怎麼辦？”“如果只給機會她不學，那麼這個機會等於沒有，等於養她3年。”高一還未結束，她意識到這是個“嚴肅問題”，“高中要講分數，不講分數，大學聯考設置就沒有用。”
17個老師走了9個。心灰意冷時，她怕耽誤學生，找縣裏反映，想將學生分到其他高中就讀，遭到數落，“不讓你幹你非幹。”
後來她給老師下任務，一個班要考上多少一本和二本。她希望學校出清華北大畢業生。
更直接的方式是打時間戰。晚休時間從晚上9點半延長到10點半，最後延到12點20分。學生從6點起牀提早到5點半，只有5小時睡眠時間。每天下午，學生回宿舍洗漱15分鐘，穿拖鞋回教室，以便晚上回宿舍躺下就能休息。
剛建校那會，為了給學生餘出更多學習時間，學校衞生被老師包攬。早上6點，全體老師要起牀打掃校園。建設中的工地四處是灰，一下雨都是泥巴，老師們要去溝裏抬水，把水泥板沖洗乾淨。
每次臨近放假，張桂梅跟學生商量，再幹兩天，結果乾着幹着開學了，第一屆學生只在寒假休息了幾天。有人給張桂梅起外號“周扒皮”“魔鬼”“半夜雞叫”，那時的張桂梅每天守在教室門口，有學生坐着睡覺，她就把學生捅醒。後來，學生打瞌睡會主動站着聽課。
吃飯時間被壓縮到10分鐘。張桂梅要求食堂飯不能太燙，菜炒出來，要及時扣上鍋，不能過涼，她計算，一分鐘能有30個學生打飯，159人5分鐘能全部打完，最後一個學生也能有5分鐘吃飯時間。為了加快遞碗的速度，張桂梅不允許學生就餐過程中説話。
為了節省時間，女高學生去縣醫院看病不需要排隊。有醫生聽説吃飯只花10分鐘，向張桂梅抗議學生壓力太大，還有人罵她沒兒沒女，不知道心疼別人家孩子，張桂梅毫不在意，“只要不傷害她們，對她們有意義，就這麼幹。”
實際上，學校也曾有過一段“民主”時期，張桂梅借鑑其他重點高中，組織學生分組討論，她在旁邊聽，發現討論什麼的都有，隨即叫停。起初，學生6點半起牀，9點半休息，結果學生越來越懶，成績越來越差。
張桂梅希望，學生能養成好習慣，有限的時間幹特定的事，“幹不完你就虧了”。有的女生愛乾淨，早上4點就起牀洗漱。張桂梅於是將水停用，只在上午5點半到下午6點間放水，逼着學生休息。睡覺前，學生們提前用盆接滿水，用來沖洗廁所，內褲有時要積攢到週末洗。每週末僅有兩三個小時休息，學校沒有澡堂，學生要去校外賓館洗。
剛進校的17名教師沒有一位教過高中，張桂梅帶着他們去麗江學習。一位老師記得，那會學校流行評課，教室後面坐一排老師，專挑講課老師的缺點。板書哪裏不到位，課哪裏有毛病，老師們常常互相不服氣，當場頂起來，一堂課火藥十足，“女老師有的記仇嘞，下課了還追着問，你講給我看看。”
張桂梅鼓勵這種爭吵，反對互捧。一次評課，聽到老師們互評只講好的，她提起凳子就走人，把10多個老師晾在一邊。
學校花費18萬元去各個高中買試卷，開啟題海戰術。學生們高一高二上完課，高三刷題。有人説這種刷題方式不科學，她説，“我們不管科不科學，能考走一個好學校算一個。”
第一年，張桂梅在兒童之家和學校兩頭奔波，一邊是50多個需要照料的孩子，一邊是96個渴望考出大山的女孩，做着做着工作時間就沒了，她“把自己的生活忘了”。
每到假期，張桂梅帶着麪包、礦泉水，坐車去山裏家訪。12年來，張桂梅的家訪路長達12萬公里，最遠時要坐10個小時車。
第一屆學生家訪時，張桂梅走一家哭一家。有的人家裏連衣服都買不起，寒冬裏穿着一件單薄的外衣，除了物質貧窮，人的精神狀態也糟糕，男人提着一個大煙袋懶洋洋閒坐，女人穿得髒兮兮，目光呆滯地看着人。
有的村子一個大學生也沒出過，有女孩考到女高後，村裏開始陸續有高中生。
每次去家訪，張桂梅盡力幫助解決問題。誰家種的水果賣不出去，她發動老師一起購買；看到很窮的人家，她把自己穿的外套、隨身帶的錢留下；有個人家只有兩個姑娘，被人欺負，土地被侵佔，張桂梅幫她們打官司，“吃虧我才不幹呢。”
有個女孩全市統考中數學只考6分，張桂梅去女孩家家訪，希望女孩的父母讓她轉學或讀職高。到那一看，整個山頭僅剩女孩一家板房，女孩的爸爸殘疾，獨自一人操勞的媽媽將搬離大山的心願寄託在女兒身上。
家訪結束，張桂梅給這家人辦了貸款。她把女孩叫到跟前，“家庭這樣，你説咱們怎麼辦？”最後女孩考上了大學。
對家庭關係不和的，張桂梅會想辦法調解。有個女孩四五年沒有跟父親説話，一次唱歌大合唱，張桂梅把父親從山裏接出來，讓女孩站在父親身後唱《我的老父親》，父親聽着聽着哭了起來，父女關係改善不少。對不懂事的女孩，張桂梅會直接讓女孩對着母親跪下。
張桂梅像一個大家長。宿舍樓2層以上的門長年開着，張桂梅隨時進屋查找學生是否帶手機，看到學生日記也翻。有一次，張桂梅翻到一個女孩給一個男生寫的情書，她把女孩叫到面前，讓她停止談戀愛。女孩很生氣，説她翻日記違法。
“狗屁，這是我的地方。”張桂梅説。
去年，張桂梅翻到一個學生寫給自己的一封信，一看內容，女孩要自殺。信裏説，父母常年酗酒，活着沒有意義。張桂梅害怕了，她去女孩家裏訪問，發現女孩父母醉得不省人事，等了3小時，父母清醒了，張桂梅將信的內容念給他們聽，讓他們寫下再也不喝酒的保證書。不過保證書是寫了，可這個父親不喝白酒，改喝啤酒了。
張桂梅的眼睛像鷹一樣盯着女孩們。她看到有個學生3年穿一件外套，給她生活費，讓班主任格外關照。為了省錢給哥哥看病，一個學生經常不吃晚飯，獨自留在教室唱歌。張桂梅發現後很心疼，告訴她好好吃飯才能有力氣學習，考出去才能改變自己的家庭。
那時，周雲麗喜歡和一個家境稍好的女生來往，週日休息時間也會約着出去玩。張桂梅看到後，把她叫到辦公室，説家裏沒錢沒勢，應該投入更多時間學習。周雲麗不服氣頂了一句，張桂梅氣得用手裏的諾基亞手機砸她，罵人聲整層樓都能聽見。兩個班主任聞聲過來勸，周雲麗的姐姐也來了。張桂梅看出來姐姐心疼妹妹，“如果我真把她打着了，姐姐肯定上來捶我。”
多年後，周雲麗才懂得校長當時的一番苦心。讀大一時，她回校看望張桂梅，抱着校長開玩笑，“你再打我一頓。”從雲南師範大學畢業後，周雲麗回到華坪女高，成為一名數學教師。
學校師生的付出得到了回饋。2011年，華坪女高向社會輸送第一屆畢業生，96名學生69人考取本科，綜合上線率100%。這個成績讓華坪女高在縣城站住了腳跟。
周雲麗考上大學後，父親總是笑嘻嘻，做什麼都有勁，“覺得再讀4年就出頭了。”父親讓她和姐姐揹着裝滿菜和雞肉的筐子，當面感謝張桂梅。
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車，周雲麗第一次認識大山以外的世界，也體會到不同成長環境帶來的差距。
同學來自全國各地，周雲麗發現他們能歌善舞，自己沒有才藝可展示。舍友問她用什麼乳液護膚時，她還不知道乳液是什麼東西。父親不願女兒落於人後，聽女兒説班裏同學都有電腦，他跑到縣城，花費4000元為女兒買了一台電腦。
差距顯而易見。一位華坪女高的畢業生説，大學的口語課上，自己蹩腳英語口音一出，很多同學忍不住笑。還有人説，自己溝通力欠佳，不主動，不擅長處理人際關係。第一屆學生畢業後，張桂梅不斷收到這樣的反饋，一位浙大畢業生打電話對她傾訴，自己不如別人，英語也説不清楚。
這樣的反饋是張桂梅不曾預想的。張桂梅意識到，學校也需要與時俱進，她開始讓學生跳鬼步舞、穿黃色校服裙，讓兒童之家的孩子吃漢堡、披薩，將生活習慣改成“洋式的”，“免得出去讓人瞧不起。”
一位女孩考上大學後，向張桂梅傾訴，説自己跟同學相比又小又黑，穿得不好，説話也土氣，常受排擠，7個舍友同去宿舍樓底抬水，不許她喝，還經常留她一人掃地，不過自己沒哭過。張桂梅誇獎她好樣的，還對她説，“欺負我，就給我揍回去，別看你長得小，不怕。”
還有考入北京的學生跟她説同學來自人大附中、衡水中學，張桂梅鼓勵學生不要懼怕競爭，迎頭上。她相信華坪女高畢業的學生“後勁非常足”，不會被輕易打倒。
女孩們不可避免審視過去。一位2011級的畢業生説，自己曾有一段時間充滿沮喪，上大學後，她發現同學在高中階段就出國旅遊，考上大學順理成章，而自己的高中生活被枯燥的學習生活填滿，拼盡全力只是為了擺脱農民身份。不公平感會在某些時刻冒出來，但她也因此看到奮鬥的價值——大山走出來的她能通過大學聯考同優秀同學站在一起，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欣喜。
張桂梅在教學樓外牆上貼了幾個字：剛強、慈惠、質樸。她常鼓勵學生，哪怕落榜了，也不要怕失敗，“天塌不下來”。但有畢業生結婚後回來看她，帶着孩子，又沒有工作，張桂梅會面露憂慮。
張桂梅希望，女孩們走出大山，不要再回來，也不用回母校。有當醫生的畢業生想捐工資，張桂梅沒有收，她不願拿學生的錢。如果未來實力允許，她希望學生能把錢捐給沒錢治病的窮人，而母校和她本人都不需要報答。
張桂梅常説，女子高中是為社會培養人才，一個人奮鬥不是為自己和父母，而是為國家和民族。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張桂梅覺得，不管自己是否自信有能力救人，都應該伸手拉一把。
她知道被人拉一把的感覺。來華坪縣任教前，她在中甸子弟學校當老師，在那裏與丈夫相識、成婚，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時光。
1995年，為了給身患癌症的丈夫治病，張桂梅花光了全部積蓄，最後給丈夫立碑的錢也沒有，又借不到錢，她在大馬路上撞車尋死，被司機破口大罵。那一刻，張桂梅體會到，“人需要幫忙時，只要有人提一把，真的感激不盡。”
辦校12年後，不斷有學生為爭取讀書機會湧向這裏。有女孩揹着包站在校門外，懇求來這讀書，許久不肯離去，張桂梅年年遇到這樣的女孩。也有外市來求學的，學校不能收，她就送5000元錢，囑咐對方，沒錢再找她要。
張麗（化名）國中時，父母離婚，被判給父親。但父親長期酗酒，常常責罵她。她獨自一人住進鎮上120元一間的出租屋中，房費由改嫁的母親支付。
國中畢業，她想着去打暑假工，家裏再湊些錢就能讀書。但母親堅決不讓她讀，説家裏供不起。她天天哭，會考成績未達到女高分數線，最後的機會也失去了。
她不甘心輟學，去年暑假，她壯着膽，拿着貧困證明、獨生子女證明、父母離婚證來到女高門口，申請一個讀書機會，辦公室老師收下她的材料。沒想到，幾天後，她的媽媽接到女高的電話，女兒被女高錄取了。媽媽説孩子走了“狗屎運”。
學校不僅送張麗一張高中入場券，也為她支付了生活費，免除她經濟上的擔憂。
不過，像張麗一樣因交不起學費而來到女高的越來越少。2019年，華坪女高一本上線率40.67%，排名麗江市第一。今年，學校成績依然可喜。159人蔘加大學聯考，一本線以上70人，本科線以上150人。
但今年9人未上本科線的大學聯考成績讓張桂梅不太滿意，她覺得，今年受疫情影響，山裏的孩子與城市孩子進一步拉開差距。
上網課在大山裏很不便，風一刮，信號就沒了。她讓老師和各級村委會聯繫，讓家中沒有網絡的學生去村委會上課，並給沒有手機的學生買了手機。
張桂梅希望有學生考上清華北大的心願也沒能實現。
學校最缺的仍是資金。華坪女高的教師工資由縣財政負擔，工資水平低。華坪縣教育局黨委書記胥國華告訴記者，華坪女高最初按18個教學班、900人辦學規模設計，但因資金有限，每年只能招收100到160人。
除了教師工資，學校水電費、學生的所有支出均由學校負擔，每當賬户剩下100萬元，張桂梅就進入新一輪的憂心，她要繼續為錢奔走。
名氣能為學校帶來錢。張桂梅因此在乎每一次出名。第一次被全國聚焦在2008年，新聞聯播報道她的第二天，她正要起身去人民大會堂作報告，汶川地震來了。第二次時，媒體宣傳她，片子還沒播，魯甸地震來了。
這一次，趕上了疫情。她以為又沒了音訊，自己卻突然火了。
社會各界的捐款讓張桂梅暫時免於為錢發愁。但代價是每日數不清的媒體約訪和陌生人的問候電話，有人請她去給幹部講道德課，有報紙請她跟全國優秀教師寫幾句話。以前沒錢看病，如今，她身體的每個器官都被醫生關注，有人給她開中藥，有人對她問診。
她對每位到訪者客氣。多家媒體到來前，她特地去醫院打了一針，以免中途倒下。今年春節，她坐在椅子上接受視頻採訪，身後有縣長和一名醫生保駕護航。
這位強勢的校長逐漸發現，自己能做的越來越有限。對於這所學校的未來，她多數時候表示樂觀，覺得學校名氣大了，自己即使不在了，政府也會管。
以前，有潔癖的她不喜歡別人摸她的手，如今，她身體愈發虛弱，要靠別人攙扶。半生教書育人，每次放寒暑假，看到空蕩蕩的校園，她終於可以停下來一會，想想自己的事，以後養老怎麼辦，但找不到一個可傾訴之人。
脆弱的時刻很短暫，很快，她又以健談精幹的形象面對每一個到訪者。她説，只要她能動，女高就不會倒。
許多年前，一次家訪途中的偶遇，讓張桂梅至今無法忘懷。
一個女孩坐在山坡上，憂愁地望着遠方，身旁放着籮筐和鐮刀。她上前詢問得知，女孩才十三四歲，父母為了3萬元彩禮，要她輟學嫁人。
張桂梅暗自發願：要改變大山女孩的命運，讓她們通過讀書走出大山。2008年，她創辦了全國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雲南麗江華坪女子高級中學。12年來，已有1800多名大山女孩從這裏考上大學。
她像一盞明燈，燃燒自己，照亮大山女孩的夢。
低進高出，1800多名女孩命運改寫
今年的大學錄取通知書，來得比往年稍晚一些。8月底，學生們報喜的短信把張桂梅的手機震得嗡嗡作響，但她卻悶悶不樂了好幾天。
這一屆，華坪女高159名學生參加大學聯考，150人達到本科線，本科上線率為94.3%，其中一本上線人數70餘人。“如果沒有疫情影響，姑娘們能考得更好。”張桂梅心有不甘。其實，這個成績真的很不錯了。
因為，華坪女高招收的學生大多來自貧困山區，不少學生基礎差，甚至會考分數遠低於當地高中的最低錄取線。低分進高分出，大學聯考成績常年位居麗江市前茅，華坪女高創造了大山裏的教育奇蹟。
12年來，1800多名女孩從這裏考上大學，改變了人生軌跡。
27歲的陳法羽是其中之一。2009年，家境貧寒的陳法羽會考分數沒過線，自費讀高中一年要好幾千元。“當時我妹妹也在上學，家裏拿不出這麼多錢。”陳法羽説，實在沒辦法，她只能放棄讀書，回家種地。
後來聽説華坪有一所女子高中，專門招收家庭貧困的女孩，不收任何費用，陳法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趕快跑來報名。在女高學習三年之後，陳法羽順利考入雲南警官學院，如今已成為麗江市的一名警察。
回憶高中三年，陳法羽難忘校長的嚴厲與堅守。不管颳風下雨，張桂梅每天清晨都會陪着學生晨練；白天，幾乎每節課她都會親自查課；晚上，她和學生一起住在宿舍，直到夜裏12點後查完宿舍才入睡。
“沒有張老師的嘔心瀝血，就沒有我們的命運轉變。”陳法羽説。
20xx年，女高創辦一學期後，首批招來的17名老師走了9個。張紅瓊是留下的老師之一，她對《中國新聞週刊》説：“走的人大多是因為吃不了苦。”
張桂梅一開始就很明確，山裏的孩子基礎差，要想出成績，學生必須要“苦學”，老師更要“苦教”。她面試張紅瓊時，反覆對她強調，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和張紅瓊同去的還有另外兩個女生，也畢業於雲南師範大學，張桂梅看她們瘦弱，搖搖頭。
女高老師流失超過一半，學校面臨崩潰。最艱難的時候，張桂梅發現，剩下的8名老師中有6名都是黨員，於是把他們召集到一起説：“如果是在抗戰年代，這個陣地上剩一個黨員，這個陣地都不會丟掉。我們剩6個黨員，我們能把這塊扶貧的陣地給黨丟掉？”會後，老師們在教學樓二層牆上畫了一面很大的黨旗，然後面向黨旗，宣誓。所有黨員都哭了。
在張桂梅事後的多次敍述中，這件事被視為女高辦學的轉折點。從這一刻起，紅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前，她雖然在教學中有一些紅色教育，但還沒有形成完整體系。老師的流失讓她意識到，面對女高的艱苦辦學條件和諸多客觀侷限，要想留住老師，就必須激發她們內心的理想信念，培育奉獻精神。與其説這是女高辦學的轉折點，毋寧説，這是張桂梅在辦學逆境中找到了堅持下去的錨點。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問張桂梅：“在女高採取紅色教育的模式，是和個人的堅定信仰有關，還是這是最適合女高的一種培養模式？”
她説：“兩者都有。”
從效果看，這種策略是成功的。在張紅瓊的回憶中，這次會議之後，張桂梅開始帶領老師們唱紅歌。每天下午五點半，學生們在吃飯，老師們在黨旗下集體唱《紅梅贊》，這是張桂梅最喜歡的歌劇《江姐》的主題曲。她一句一句教給老師，“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向陽開”。最初，張紅瓊覺得很尷尬，心想這都什麼年代了，還唱這麼老掉牙的歌曲，後來慢慢進入到角色中，大家都在唱，也不覺得奇怪了。“學生一開始都在圍觀，後來甚至會跟着唱。我們老師學生隨口哼出來的都是紅歌。”她説。
張桂梅在日常的每個環節滲透紅色元素，力圖在女高構建出一片紅色淨土。她不允許老師學生聽流行歌曲，學生去食堂吃飯時，她把手機放在小喇叭旁放紅歌。音樂課上大部分時間也在教唱紅歌，課間操時間則是紅歌會。
20xx年11月4日上午九點半，記者在現場看到，女高學生列隊集合後，先集體朗誦《卜算子·詠梅》，然後大聲喊出口號：“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做黨的好女兒”“學習、學習、再學習”“奮鬥、奮鬥、再奮鬥”。熱身環節結束後開始跳操，第一首是《英雄讚歌》，這是電影《英雄兒女》的主題曲，第二首是《紅色娘子軍》。此前還曾跳過《南泥灣》和《紅梅贊》。這些歌曲都由張桂梅精心挑選，旋律由專人改編後節奏感很強，既有年代感也有時代感，再請專人以此設計出系列動作。今年，為了讓學生和大山外的世界有更多接軌，在跳第三套操時，張桂梅特意選擇了抖音上很火的鬼步舞，配樂是近幾年的廣場舞金曲《山裏紅》。這種舞蹈節奏感很強，整個場景看起來大型蹦迪秀，有一種穿越回到1980年代的魔幻感。
從20xx年開始，每週一的課間操新增了宣誓環節。黨員老師要宣讀入黨誓詞，學生們則重温入團誓詞，然後齊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每學期開學時，全體師生要抄黨章。每週六上午有一節思政課，由張桂梅親自執教，最長時可能持續2~3小時。課上，她會講自己最愛的江姐、趙一蔓和紅軍長征故事，不斷強調要學習紅軍的吃苦耐勞精神。每週日晚上七點半，高一學生要去階梯教室看紅色電影，既有經典老片《孔繁森》《焦裕祿》，也有新片如《我和我的祖國》。除電影外，還會每週追劇，讓20xx級女高學生陳法羽印象最深的是《雪豹突擊隊》，“當時每週看一集，我們都邊看邊哭。”
紅色信仰還以一種更具象化的方式體現於整個校園。最初，教學樓裏有一面手繪黨旗，後來在新建的足球場上新增了一面“巨無霸”黨旗，旁邊立着“共產黨人頂天立地代代相傳”幾個紅色大字。“非常壯觀，站在這裏你會很震撼，這麼大一面黨旗，你站在下面，想説句髒話都不可能了。”張紅瓊這樣感慨。
和學生的作息接近，女高老師的一天也從早晨五點半開始。地理老師張紅瓊是班主任，如果有早自習，她要五點多起牀，臉來不及洗就騎車趕往學校，中午11點下班後，吃個飯，12點就要回來，下午課從2點開始，五點半結束，老師可以吃飯半小時，6點繼續上晚自習，直到11點半，天天如此。張桂梅要求，無論有課沒課，老師都得全天在女高，這樣學生有問題就可以及時找老師解答。
在女高，老師結婚、懷孕都不是偷懶“摸魚”的理由，想請長假很難，建校至今，沒有一個老師成功請過長假。20xx年，張紅瓊懷孕了，但還要管全校衞生，早晚和學生一起掃地。為躲避掃地，她故意在宿舍不出門，張桂梅就批評了她。對此她回憶説：“當時，我們的關係就有點冷淡了。後來孩子一歲多，我就主動和張老師申請當班主任，她説，你是一個老師，不能為了家庭就這樣鬆懈，還是要把自己的價值能力體現出來。”
有人問張桂梅，為何女高學生基礎差，老師年輕，大學聯考成績還那麼好？她毫不猶豫地説：“因為我們能吃苦，因為我們有理想信念教育。”
20xx年，女高第一屆學生大學聯考成績出來後，震驚了整個縣城，縣委和縣教育局在華坪縣各中學組織了一輪又一輪“學習女高精神”，在全縣推廣女高黨建工作的經驗，要求其他學校校長每學期都去女高聽張桂梅講思政課，向女高學習教學管理經驗。
但胥國華也坦言，女高的模式複製不了，能學的只有女高精神。“像女高老師一樣奉獻得那麼徹底，其他學校老師很難做到。”
現任華坪縣通達傈僳族鄉鄉長的潘興陳曾在華坪一中任教，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當時，華坪一中學習女高，要求老師在晚自習前、後一小時內都不得離校，要給學生義務答疑。雖然不算作課時工作量，但和上課一樣嚴格考勤，不出席就算曠課，進行處罰，“結果收效很明顯，老師對學生的成績、心理狀況都能更準確地掌握，便於採取更針對性的管理和教學。”他説。但這只是複製了女高的一個具體措施。更多學校只是短暫地嘗試過女高做法，便很快放棄。
在9名老師陸續走後，張紅瓊也有過放棄的念頭。一天晚上，她準備向張桂梅辭職。走到她的辦公室門口，看到她的桌上堆滿了藥瓶，她正費力地往身上貼藥膏，很受觸動，也很羞愧。“張老師自己身患那麼多種疾病，仍在為大山裏的孩子堅持，我們年輕人怎麼還不如她，我於是想跟着張老師再堅持一下。”她這樣説道。
實際上，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們的校長。張桂梅丈夫早逝、沒有子女、沒有房和車，也沒有任何個人財產，每個月的5423元退休金，也被全部用來資助貧困學生或給老師發獎金。她事必躬親，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親身實踐自己的理想。
張桂梅只有一個，從這個角度而言，女高模式是不可能複製的。作為旁觀者，華坪一中的老師對此看得很清醒。多位一中老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女高成功的核心並不是軍事化管理，而是找到了一條紅色教育的模式來統領全校，從課堂內延伸到課堂外，貫穿高中三年學習的全過程。而能夠將這套教育模式有效推行下去的靈魂人物，就是張桂梅。
一個因此產生的問題是，張桂梅之後，誰來執掌女高？63歲的張桂梅早已過了退休年齡，身體狀況也不佳，身患骨瘤、肺纖維化、小腦萎縮等23種疾病，20xx年初，就被下過一次病危通知書。今年春節，她再次病危入院。但記者在詢問華坪縣教育局、縣政府領導後發現，對於女高接班人，大家目前都還沒有一個清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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