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中國詩歌流變的歷史，譬作九曲黃河，那麼究其源始，猶如雪水消融，點點滴滴，接下來則如輕溪瀉地，隨意流轉，靈動自如，終於在漢魏六朝間進入了一個匯灣，吸納他源，積蓄能量，汗漫浩蕩。直至隋唐則突然變化為飛瀑萬卷，聲勢浩大，奔騰不息，從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天地。
對唐詩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是怎麼估價都不算過分的。魯迅答楊霽雲函鋭：“我認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作完。此後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聖’大甘而不必動手。”(《魯迅書信集》
唐朝是我國詩歌的黃金時代，約300年中，流傳下來的詩歌就將近5萬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詩篇多出2倍多。唐詩內容豐富，風格多樣，以大詩人李白、杜甫的詩歌成就最高，達到詩歌創作的高峯。令後世詩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這是中國詩歌的寶藏，也是中國詩歌的豐碑！
陳子昂在理論上提出了風骨與興寄兩大主張。陳子昂的詩歌鮮明的表現了他的理論，無論是積極方面與消極方面都是如此。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詩，內容表現是多方面，十分豐富的。 陳子昂所追求的是風骨，與他大致同時的張若虛，卻在創作中追求明麗純美。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達到了純美的極至。聞一多在《宮體詩的自贖》中總結《春江花月夜》説：“向前替宮體詩贖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後也就和另一個頂峯陳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後，國力由盛而衰，而詩歌的格調也身受其影響。如冷落寂寞的大曆詩風。此後，詩人們着力於創新，創作出大量極富新意的各體詩歌。尤以韓孟詩派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古今之窮”的韓愈等。韓愈致力於詩歌創新，主張“不平則鳴”。陳寅格先生稱其詩“既有詩之優美，復具文之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
與韓孟詩派同時稍後，中唐詩壇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為代表的元白詩派。這派詩人重寫實、尚通俗。二者雖背道而馳，但實質卻都是創新，取途雖殊而歸趨則同。
步入晚唐，社會衰敗，政治黑暗。詩壇又湧現出一批優秀的詩人。如杜牧，賈島，隱士詩等。而晚唐詩歌的集大成者乃屬李商隱。李詩豔而不靡、悽美渾融、情調幽美、意象朦朧，最為傑出的則是其以無題為中心的愛情詩。
唐詩是唐人的是一種生存和競爭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種思維方式。他們狀物言情，或者表達曲折微妙的情緒，索性直接以詩為言，信手拈來。研究唐詩興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從經濟政治立説的“反映論”外，我們似更應該注意文化的因由。我們談“唐詩”，不應該離開“唐風”。
五四運動之後，傳統文化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迅速崛起的本站。同時，自由體詩歌重新活躍在新世紀文壇。然而，傳統詩歌並沒有徹底地退出文學舞台。不僅深研傳統文化的人士如陳寅恪、胡適、馬一浮、熊十力、錢鍾書等繼續吟詠，一些新文學的闖將如魯迅等也偏愛傳統格律的詩歌。毛澤東同志更是這一時期傳統詩學的集大成者。
在此之後，面對西方文學流派的不斷衝擊，傳統詩學乃至中國古典雅文學逐漸的在現代文壇中徹底的失去了前進的方向。現代詩應運而出，並一直氈房着新的光彩。但是傳統詩學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不可拋棄的部分，如何繼承與發展傳統詩學則是我們值得探討的一個文學課題。
“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是經歷了盛唐之後宋元明清的詩歌的最貼切的寫照。隨着詩歌在唐代達到鼎盛之後，詩歌在文壇中的地位逐漸衰落，本來桀傲不馴的詩歌洪流，在此之後一變而為一副循規蹈矩，安詳馴順的模樣了。
經歷了隋唐盛世，封建社會在浩瀚的中國歷史中逐漸發展到了頂峯。直至兩宋，封建經濟更加發達，城市經濟繁榮。此外，宋王朝優待士大夫，官員俸祿優厚，宮廷和官僚階層生活奢華，一般市民也崇尚奢靡風氣。繁華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類以娛樂為目的的文藝形式，崇尚宮正典雅的詩已不能滿足民眾的歌舞娛樂，而一種比詩風格更通俗、形式更自由的文學樣式“詞”在兩宋迅速興起，從而奠定了文學史上唐詩之外的又一美學販式。從此，詩在文壇中不再一家獨大。
宋代詩人可以從唐詩者座高峯中發現無窮的寶藏，但這座山峯也給了宋人沉重的心理壓力，他們必須另闢蹊徑，才能走出唐詩的陰影。然而極盛之後，難以為繼，宋詩的創新具有很大的難度。面對來勢洶湧的宋詞，宋詩注重反映社會現實，以冷淡的態度去體察客觀事物，深於思辯，題材和風格傾向於議論。
宋初詩壇上聲勢最盛的有歐陽修，他提出了“詩窮而後工”的詩歌理論。歐陽修之後，王安石自成一家，他以含蓄深沉、丰神遠韻的風格宣告向唐詩的復歸。北宋詩人蘇軾以“有必達之隱而無難顯之情”剛柔並濟的詩風堪稱北宋詩壇第一大家。在此之後，堪稱大家的惟有愛國詩人陸游。愛國的主題是陸詩的主要思想傾向。陸游的愛國詩篇激人向上，影響深遠；其描寫山水景物書齋生活的詩篇也生動細膩、清新優美。明末袁宗道贊陸詩“模寫事情俱透脱，品題花鳥亦清奇”。
元朝建立後，面對民族壓迫和文化的大融合，使得元代文壇多姿多彩。然而科舉考試失利的大批文人或隱逸泉林或流連市井，仕途失落的知識分子或為生計或為抒憤，大量湧向勾欄瓦肆，通俗的戲曲以及話本小説逐漸興盛，詩歌的地位從此一落千丈 。
元雜劇的發展以元成宗大德年間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雜劇的興盛期。代表作家有關漢卿、馬致遠、白樸、康進之等。他們的作品都有題材廣泛、風格多樣、語言本色、雅俗共賞的特點。成就最高的是關漢卿，《竇娥冤》是他最優秀的作品。王實甫的《西廂記》也代表了元雜劇的最高成就。此外，馬致遠寫昭君出塞故事的《漢宮秋》、白樸寫唐明皇、楊貴妃故事的《梧桐雨》等也都是傳世佳作。
後期是元雜劇的衰落期，不僅作家數量減少，而且思想性、藝術性也較前期遜色。後期作家追求辭藻工麗，失去了前期雜劇語言的本色美。此時期最優秀的劇作是鄭光祖的《倩女離魂》。
明清之際，文人的地位雖然有所提升，但朝廷的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嚴格控制了文人的思想。文學形式上湧現出了新的內容，文人的審美趣味發生轉變，文學逐漸商業化，俗文學取代了雅文學的地位全面發展，詩歌更是可憐的變成了通俗小説中的文才的點綴。
明清文學的主要成就是小説，尤其是白話長篇小説。明清長篇小説以《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等六大白話小説為代表。明清小説除了將前代已有的文言傳奇體和筆記體發揚光大外，又在宋元話本的基礎上創制了章回小説和擬話本（文人模擬話本所創作的短篇白話小説），這兩種白話小説的文體同傳奇體、筆記體合在一起，就構成了我國文言、白話兩大小説系統的四種主要體制，顯示出我國古代小説在文體上的多姿多彩。
到了漢代，出現了為配合音樂而歌唱的詩即“樂府詩”。在語言上有四言，五言，雜言，但多數是五言的。這以後曹操父子以及陶淵明為首的文人們發展了五言詩。同時，七言詩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樂府詩的代表作<<孔雀東南飛>>，<<陌上桑>>在詩歌歷史上有很大的文學價值。
漢魏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轉型時期。漢(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國歷史上的亂世和黑暗時期，但在思想文化藝術史上卻非常重要，其影響之深遠，直達現今。
在魏晉南北朝以前，詩的格律和聲韻還沒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規律，只是由作者按照個人的內容需要和聲韻感覺來進行寫作。到了魏晉，由於受到了印度（古稱天竺）的梵音學的影響，我國的聲韻學得到了發展。齊樑的周喁和沈約總結了漢字的發音規律，提出了“四聲”“八病”之説，使詩歌創作由自然的聲律發展到講究追求聲律，出現了作詩要注意平仄和韻律的性質，形成了格律詩的主要內容。
説起漢魏詩學，我們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學。建安文學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劉楨、阮瑀、徐幹、陳琳、應暘等。這些人被稱為“建安七子”。後人稱這一時期是“結束漢響，振發魏音”，它標誌着漢代文學風格樣式的結束，開創了一個新的文學時代。唐代李白有詩讚揚“蓬萊文章建安骨。中國自孔子以後相當一個時期裏，文學崇尚理性，以説理，敍事為主，所以有“詩言志”、“文以載道”的説法，成為傳統。但三國時期卻出現了“緣情”的主張，與“言志”並提。“緣情”大體相當於今天所説的抒情。象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曹丕的“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等等，就是這樣的詩歌。
漢魏詩學除了建安詩體外，還有一繼承了《詩 國風》“民間自然性情之響”的詩歌體裁，即“漢魏樂府”。繼《詩經》《楚辭》之後，兩漢樂府詩成為中國古代詩歌史上又一壯麗的景觀，作為一種新的詩體，呈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漢樂府以其匠心獨運的立題命意，高超熟練的敍事技巧，以及靈活多樣的體制，成為中國古代詩歌新的範本。例如格調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對愛情的忠貞誓言的《上邪》；形式齊整，言詞優美雋永的《迢迢牽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鮮明，言語明快簡潔的敍事類民歌《陌上桑》、《孔雀東南飛》。
受漢樂府的影響，漢魏詩學經歷了由敍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獨創的轉折。列如傳承至今的《古詩十九首》即是出自漢代文人之手。而建安文學的創作，則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徒詩的轉變。中國傳統詩歌也由此邁入雅文學的行列。
此外，詩歌從四字一句的“四言詩”發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詩體，也是在漢魏之際確立的。一般認為，曹操的《觀滄海》、《龜雖壽》等四言詩是前代詩歌的“壓卷之作”，也就是説四言詩中最後出現，卻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靈活自由的七言詩，則為後來的七言律詩開創了一個新時期。
魏晉時期，其詩歌產生了一種特殊的“魏晉風度”。它包含有“狂飲”、“放誕”等狂放的行為，有“清談”、“隱逸”、“擬古”一類奇特的風氣，也有儒、道、佛混雜的思想。在題材上，漢魏六朝的詩歌除了“緣情”之外，又產生了“山水”、“田園”和“玄言”等不同詩派；在詩風上，則出現了自然清新，明白曉暢的主流；在形式上，則共同趨於五七言的整齊，進而形成了完整嚴密的格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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