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詩描繪格薩爾一生不畏強暴、不怕艱難險阻？以驚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戰四方、降伏妖魔、抑強扶弱、造福人民的英雄業績？凝聚着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體現了中國各族人民追求公平、正義和美好生活的崇高理想？反映了民族發展重大歷史階段及其社會基本結構形態？是一部研究古代藏族社會的偉大著作？也是世界文化寶庫中一顆璀璨耀眼的明珠，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之一。這部史詩產生在古代藏族氏族社會瓦解、奴隸制政權逐漸形成的歷史時期？即公元3至6世紀之間。7至9世紀吐蕃王朝期間得到進一步充實。吐蕃王朝崩潰？藏族社會大動盪、大變革，由奴隸制向封建農奴制過渡，10至12世紀初，該書日臻成熟。11世紀隨着佛教在藏區復興？僧侶開始參與《格薩爾王傳》的編纂、收藏和傳播工作？出現了最早的手抄本。它的產生、流傳和發展？是藏族歷史上少有的文化現象？在中華民族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藏族社會發展的幾個重要時期都對《格薩爾王傳》的流傳和發展產生過影響，在史詩中也得到直接或間接的反映，它對各個時期藏族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確立了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格薩爾王傳》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天災人禍遍及藏區，妖魔鬼怪橫行，觀世音菩薩為普渡眾生，向阿彌陀佛請求派天神之子格薩爾下凡降魔。格薩爾到藏區做了黑頭髮藏人的君王。他有非凡的才能，是神、龍、念(藏族原始宗教裏的一種，是三者合一的半人半神的英雄。他多次遭到陷害？但由於他本身的力量和神的保護，不僅未遭毒手？反將妖魔鬼怪殺死。他5歲隨母親移居黃河之畔？8歲將嶺部落遷移至此？12歲在整個部落的賽馬大會上取得勝利？獲得王位？娶森姜珠牡為妃。從此？他東征西伐？降伏入嶺國的北方妖魔？戰勝霍爾國的白帳王、姜國的薩丹王、門域的辛赤王、大食的諾爾王、卡切鬆耳石的赤丹王、祝古的託桂王等？功德圓滿？與母親、王妃一同返回天界。
這部不朽的史詩，大約產生古代藏族氏族社會開始瓦解、奴隸制國家政權逐漸形成的歷史時期，即公元 3至6世紀之間；吐蕃王朝建立之後(公元7世紀初葉至9世紀)得到進一步充實；在吐蕃王朝崩潰、藏族社會處於大動盪、大變革時期，也就是藏族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農奴制過渡的歷史時期，(10世紀至12世紀初葉)得到廣泛流傳並日臻成熟。在11世紀前後，隨着佛教在藏族地區的復興，藏族僧侶開始參與《格薩爾王》的編纂、收藏和傳播。史詩《格薩爾》的基本框架開始形成，並出現了最早的手抄本。手抄本的編纂者、收藏者和傳播者，主要是寧瑪派(俗稱紅教)的僧侶。
《格薩爾王傳》是在藏族古代神話、傳説、詩歌和諺語等民間文學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來的，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它描繪主人公格薩爾一生不畏強暴、不怕艱難險阻，以驚人毅力和神奇力量征戰四方、降伏妖魔，抑強扶弱、造福人民的英雄業績，熱情謳歌了正義戰勝邪惡、光明戰勝黑暗的鬥爭。這部史詩反映了民族發展的重大歷史階段及其社會的基本結構形態，表達了人民羣眾的美好願望和崇高理想，描述了紛繁的民族關係及其逐步走向統一的過程，是研究古代藏族的社會歷史、階級關係、民族交往、道德觀念、民風民俗、民間文化等問題的一部偉大著作。《格薩爾王傳》還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被譽為“東方的荷馬史詩”。
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大家庭，歷史早已把中國各族人民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此，《格薩爾王傳》這部史詩凝聚着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體現了中國各族人民追求公平、正義和美好的幸福生活的崇高理想。
《格薩爾》的產生、流傳、演變和發展過程，是藏族歷史上少有的一種文化現象，在中國多民族的文學發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學史上也不多見。從《格薩爾》產生、流傳和發展的過程來看，時間跨度非常之大，有一、兩千年之久；從藏族的社會形態來看，自原始社會末期的氏族社會，經歷奴隸主專政和奴隸制社會，到封建農奴制時代，直至今天的社會主義時代，這部英雄史詩，依然在青藏高原廣泛傳唱。
歷史上藏族社會發展的幾個重要時期，都對《格薩爾》的流傳和發展產生過影響，各個重要歷史時期的發展變化，都在這部史詩裏得到直接或間接的反映，而《格薩爾》對各個時期藏族文化的發展，也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從而在藏族文化史上確立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藏族文化史上沒有第二部著作，能象《格薩爾》那深刻地反映古代藏族社會發展的歷史，對藏族文化的發展，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格薩爾》堪稱“奇書”。
早在吐蕃王朝時代，《格薩爾王傳》這部古老有晚詩就傳播到喜馬拉雅山周邊的國家和地區，大約在13世紀以後，隨着佛教傳入蒙族地區，大量藏文經典和文學作品被翻譯成蒙文，《格薩爾王傳》也逐漸流傳到蒙族地區，成為自成體系的蒙古《格薩爾王傳》，稱《格斯爾王傳》。14世紀下半葉，即元末明初，在更大範圍內得到傳播。同時也流傳到土族、納西族、裕固族等與藏區接壤的兄弟民族之中。
國外介紹和研究《格薩爾》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格薩爾》的部分章節，早已譯成英、俄、德、法等多種文字。外國讀者瞭解並開始研究《格薩爾》，是從蒙文本入手的。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在北京刻印了蒙文本《格薩爾》之後，外國學者有機會接觸到這一史詩。1776年，俄國旅行家帕拉斯首先在《蒙古歷史文獻的收集》(聖彼德堡版)一書中介紹了《格薩爾》，論述史詩的演唱形式和與史詩有關的經文，並對主人公格薩爾作了評述。1836年，俄國學者雅科夫·施密德曾用活字版刊印了這個蒙文本，後又譯成德文，於1939年在聖彼德堡出版。這是最早的關於《格薩爾》的外文出版物。此後，國外學者開始關注《格薩爾王傳》，並陸續有介紹研究的文字問世，如：俄國席夫納院士在聖彼德堡出版的論著《韃靼的英雄史詩》中，將韃靼的英雄史詩與《格薩爾》進行比較。19世紀末葉，國外開始注意藏文本《格薩爾》。1879年到1885年，印度人達斯先後兩到中國西藏地方，蒐集了《格薩爾》等大批藏文資料，其後開始發表關於《格薩爾》的論文。藏文資料的被髮掘，無疑為國外的研究者拓寬了視野，並由此產生了東西方學派。東方學派(指蘇聯，蒙古及東歐各國)中對《格薩爾》研究的佼佼者要首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策·達木丁蘇倫，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代表整個東方學派的水平。他的主要代表作是《論<格薩爾>的歷史源流》。西方對《格薩爾》的研究要晚於東方，從30年代起步，60年代進入其全盛時期。
西方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兩位法國學者，即亞歷山大·達維·尼爾女士和石泰安教授。達維·尼爾曾兩次來中國，在四川藏區住過很長時間，其間，在雲登喇嘛的幫助下，直接聽民間藝人説唱《格薩爾》，並記錄整理，同時蒐集手抄本和木刻本。回國後，將其蒐集的資料整理成格薩爾故事，名為《嶺·格薩爾超人的一生》，於1931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該書於1933年被譯為英文在倫敦出版。該書的出版使更多的西方人士開始瞭解、認識《格薩爾王傳》。石泰安教授是當代著名的藏學家，一生著述頗豐，對《格薩爾王傳》的主要貢獻是：1958年出版的《格薩爾平生的藏族畫卷》;1959年出版的《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與説唱藝人的研究》，該書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格薩爾》史詩及其説唱藝人，可視作西方各國關於《格薩爾》研究的一個總結 。
近年來，國內外的《格薩爾》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已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得到一些專家的高度評價。如德國著名史詩專家、波恩大學教授瓦·海希西出席1989年11月在四川成都召開的第一屆《格薩爾》國際學術討論會時，激動地説：“我羨慕你們，你們的政府這樣重視民間文學和民族史詩的蒐集整理工作，在世界文學發展的歷史上幾乎沒有先例。你們是很幸運的。你們的工作具有世界意義，在我們國家，在其他許多國家，民間文學的蒐集工作，主要靠專家學者自己去奮鬥。”
《格薩爾王傳》之所以能夠流傳百世，至今仍活在民間，應該歸功於史詩最直接的創作者、繼承者和傳播者，那些才華出眾的民間説唱藝人們。他們是真正的人民藝術家，是優秀的、受人民羣眾歡迎的人民詩人。這些民間藝人，在漫長的歲月中，用他們驚人的才華，進行着辛勤的創作活動，用他們的心血澆灌着《格薩爾》這支文學奇葩。他們代代相傳，人才輩出。在他們身上，體現着人民羣眾的聰明才智和偉大的創造精神。那些具有的非凡的聰明才智和藝術天賦的民間藝人對繼承和發展藏族文化事業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永遠值得當代人和子孫後代懷念和崇敬。
在大規模的搶救工作中，通過考察，發現了近百位活躍在農村、牧區的説唱藝人，藏語稱“仲肯”。其中有十多位是在羣眾中享有盛譽的優秀藝人。他們在説唱前要舉行各種儀式，或梵香請神，或對鏡而歌，説唱時還要頭戴作為道具的帽子，帽子上插有各種鳥羽，手拉牛角琴或手搖小鈴鼓。1984年8月“雪頓”節期間，曾在拉薩舉辦過七省區格薩爾藝人演唱會，與會藝人40多名，其中包括著名藝人扎巴老人、女藝人玉梅等。
西藏著名説唱藝人扎巴老人將自己的畢生精力獻給了《格薩爾》事業，老人於1986年11月去世，在他臨終前的幾個小時，依然在孜孜不倦地説唱《格薩爾》。他雖然去世了，卻給後世留下了一份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他生前共説唱《格薩爾王傳》25部，近60萬詩行，600多萬字。這相當於25部荷馬史詩，相當於15部印度史詩《羅摩衍那》或3部《摩訶婆羅多》。這是迄今為止，篇幅最長、最完整的一套藝人説唱本。它凝聚着扎巴老人的智慧和藝術天才，是新時期《格薩爾》搶救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同別的民間藝人不同，《格薩爾王傳》的説唱藝人，不承認師徒相承，父子相傳。他們認為説唱史詩的本領是無法傳授的，也是學不了的，全憑“緣份”，靠“神靈”的啟迪，是“詩神”附體。他們認為，一代又一代説唱藝人的出現，是與格薩爾大王有關係的某個人物的轉世。這種觀念與藏族傳統文化中“靈魂轉世”的觀念，“**轉世”的觀念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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