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影響
老舍致力於文學的'普及和曲藝的改造，是民間曲藝改革的一位先驅者。
在中國現代作家之中，老舍是唯一一個能夠身體力行地將文學與曲藝進行結合，長時間地關注曲藝發展，並且在新中國成立後親自參與了曲藝，尤其是主要曲種（相聲）的社會主義改造的作家。解放初期，老舍作為知名的作家，積極投身於相聲的社會主義改造，與羅常培、呂叔湘、吳曉鈴等學者會同孫玉奎、劉德智、侯寶林等相聲演員一起組成相聲改進小組，通過撰寫大量作品和理論文章，不僅指導相聲擺脱瞭解放初期由於其舊有形式和內容所造成的生存危機，而且使相聲乃至曲藝這門藝術形式完成了在新社會、新形勢下的自身定位，奠定了其藝術地位，為之後新相聲的發展定下了基調，並且一直影響到了今天相聲的發展。
老舍的《茶館》《龍鬚溝》奠定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獨特的風格，創立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劇學派。《龍鬚溝》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劇學派建立的奠基之作，劇本為演出建立了一個現實主義的，形象鮮明的，強調從生活中塑造一個鮮明形象的基礎。這對我國的話劇事業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成長起到了一個最基礎的關鍵作用，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風格，被北京人藝的導演、演員所繼承並沿用至今。
在創作題材的角度看老舍的文藝影響，從老舍的創作經歷可以看到，從最初的《老張的哲學》《二馬》和《趙子曰》就以北京的生活和北京人在海外的生活為題材，到後來重新回到北京的市民生活題材的《離婚》《牛天賜傳》，再到他的代表作《駱駝祥子》《四世同堂》，以及《我這一輩子》和《月牙兒》《柳家大院》等中短篇小説，他最有特點和藝術成就的作品都與北京這座城市有關。
因此，可以説老舍是“京味小説”的源頭，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創作，而老舍筆下的市民世界又最能體現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觀，甚至成為一種文化史象徵，一説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聯想到老舍的文學世界。老舍的小説有序和完整的構建了一個藝術上的“北平世界”，同時小説中的小吃、建築和語言都是現如今挖掘和開拓北京文化的重要源泉。
同時在批判國民性的道路上，老舍也有自己的開拓，比起魯迅對國民心理機制的發掘，老舍對中國心理和行為的研究及描寫不免失至膚淺，但也有魯迅所不及之處顯示出老舍自己的特點——既有原有的純中國環境中中國人的缺點，也有中國人在外國人面前的心理和行為的病態和適當，後者是老舍獨有的開拓，這種方式在以後批判中也是鮮見的，這種批判因此也構成和補充了一部完整的現代國民性批判史，對後來的批判具有借鑑意義。
政治影響
老舍和郭沫若等人組織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並擔任常務理事兼總務部主任，負責領導日常會務，對外代表“文協”，老舍在擔任總務部主任期間團結了全國的抗戰文人，使這一時期成為現代文學史上文藝界團結得最好的時期之一。
文學獎項
為紀念老舍先生以及鼓勵創作優秀的文藝作品，北京市文聯和老舍文藝基金會於1999年創立了老舍文學獎，該獎項主要獎勵北京籍作者的創作和在京出版和發表的優秀作品，每兩至三年評選一次。
雖然家在北平，可是已有十六七年沒在北平住過一季以上了。
因此，對於北平的文藝界朋友就多不相識。
不喜上海，當然不常去，去了也馬上就走開，所以對上海的文藝工作者認識的也很少。
有三次聚會是終生忘不掉的：一次是在北平，楊今甫與沈從文兩先生請吃飯，客有兩桌，酒是滿壇；多麼快活的日子啊！今甫先生拳高量雅，喊起來大有威風。
從文先生的拳也不弱，殺得我只有招架之工，並無還手之力。
那快樂的日子，我被寫家們困在酒陣裏！最勇敢的是葉公超先生，聲高手快，連連挑戰。
朱光潛先生拳如其文，結結實實，一字不苟。
朱自清先生不慌不忙，和藹可愛。
林徽音女士不動酒，可是很會講話。
幾位不吃酒的，談古道今，亦不寂寞，有羅膺中先生，黎錦明先生，羅莘田先生，魏建功先生……其中，莘田是我自幼的同學，我倆曾對揪小辮打架，也一同逃學去聽《施公案》。
他的酒量不大，那天也陪了我幾杯，多麼快樂的日子！這次遇到的朋友，現在大多數是在昆明，每個人都跑了幾千里路。
他們都最愛北平，而含淚逃出北平；什麼京派不京派，他們的氣節不比別人低一點呀！那次還有周作人先生，頭一回見面，他現在可是還在北平，多麼傷心的事！
第二次是在上海，林語堂與邵詢美先生請客，我會到沈有乾、簡又文，諸先生。
第三次是鄭振鐸先生請吃飯，我遇到茅盾，巴金，黎烈文，徐調孚，葉聖陶諸位先生。
這些位寫家們，在抗戰中，我只會到了三位：簡又文、聖陶與茅盾。
在上海的，連信也不便多寫，在別處的，又去來無定，無從通信。
不過，可以放心的，他們都沒有逃避，都沒有偷閒，由友人們的報告，知道他們都勤苦的操作，比戰前更努力。
那可紀念的酒宴，等咱們打退了敵人是要再來一次呀！今日，我們不教酒杯碰着手，勝利是須“爭”取來的啊！我們須緊握着我們的武器！
在山東住了整七年。
在濟南，認識了馬彥祥與顧綬昌先生。
在青島，和洪深，盂超，王餘杞，臧克家，杜宇，劉西蒙，王統照諸先生常在一處，而且還合編過一個暑期的小刊物。
洪深先生在春天就離開青島，孟超與杜宇先生是和我前後腳在七七以後走開的。
多麼可愛的統照啊，每次他由上海回家一一家就在青島——必和我喝幾杯苦露酒。
苦露，難道這酒名的不祥遂使我們有這長別離麼？不，不是！那每到夏天必來示威的日本艦隊一一七十幾艘，黑乎乎的把前海完全遮住，看不見了那青青的星島——才是不祥之物呀！日本軍閥不被打倒，我們的命都難全，還説什麼朋友與苦露酒呢？
朋友們，我常常想念你們！在想念你們的時候，我就也想告訴你們：我在武漢，在重慶，又認識了許多許多文藝界的朋友，都貧苦，可是都快活，因為他們都團結起來，組織了文藝協會，攜着手在一處工作。
我也得説，他們都時時關切着你們，不但不因為山水相隔而彼此冷淡，反倒是因為隔離而更親密。
到勝利那一天啊，我們必會開一次慶祝大會，山南海北的都來赴會，用酒洗一洗我們的筆，把淚都滴在手背上，當我們握手的時候。
那才是我們最快樂的日子啊！勝利不是夢想，快樂來自艱苦，讓我們今日受盡了苦處，賣盡了力氣，去取得勝利與快樂吧！
貓的性格實在有些古怪。説它老實吧，它的確有時候很乖。它會找個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覺，無憂無慮，什麼事也不過問。可是，它決定要出去玩玩，就會出走一天一夜，任憑誰怎麼呼喚，它也不肯回來。説它貪玩吧，的確是呀，要不怎麼會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它聽到老鼠的一點響動，又是多麼盡職。它屏息凝視，一連就是幾個鐘頭，非把老鼠等出來不可！
它要是高興，能比誰都温柔可親：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子伸出來讓你給它抓癢，或是在你寫作的時候，跳上桌來，在稿紙上踩印幾朵小梅花。它還會豐富多腔地叫喚，長短不同，粗細各異，變化多端。在不叫的時候，它還會咕嚕咕嚕地給自己解悶。這可都憑它的高興。它若是不高興啊，無論誰説多少好話，它也一聲不出。
它什麼都怕，總想藏起來。可是它又那麼勇猛，不要説見着小蟲和老鼠，就是遇上蛇也敢鬥一鬥。
小貓滿月的時候更可愛，腿腳還不穩，可是已經學會淘氣。一根雞毛，一個線團，都是它的好玩具，耍個沒完沒了。一玩起來，它不知要摔多少跟頭，但是跌倒了馬上起來，再跑再跌。它的頭撞在門上，桌腿上，撞疼了也不哭。它的膽子越來越大，逐漸開闢新的遊戲場所。它到院子裏來了。院中的花草可遭了殃。它在花盆裏摔跤，抱着花枝打鞦韆，所到之處，枝折花落。你見了，絕不會責打它，它是那樣生氣勃勃，天真可愛！
梅花香自苦寒來。老舍在艱苦的生活環境中培養了勤儉節約的精神，樹立了遠大的志向。當他功成名就之後，仍然保持着勤儉的好習慣。一次，朋友邀請他參加一個舞會。舞會是一個隆重的場合，穿着自然要講究一些，可是老舍只有兩套灰布中山裝，洗過幾次後，就顯得舊了，穿在身上像個清潔工。老舍就穿着這套衣服進了舞會，他對投來不解目光的朋友説：“對不起了，這已經是我最好的衣服了。
老舍已是中國的大文豪，但他依然那麼的勤儉，那麼的廉潔。
你為什麼喜歡花生呢，姐姐説花生味美甘甜，是一個極其好吃解饞的零食；哥哥説花生可以用來榨油，是一種非常有實用價值的植物；作者説花生物美價廉，是一種很招人喜歡和值得人付錢的東西。而父親卻説花生是一種很實用、很低調、很無私的植物，因為花生從不喜歡招搖和顯擺，也不喜歡邀功和爭寵，它只是一聲不吭把自己埋在地底下，然後默默無聞、竭盡所能的貢獻自己的果實，從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所以花生才如此會受人歡迎。
父親説桃子很甜美，石榴很紅火，蘋果很嬌豔，它們一旦成熟之後就會高掛枝頭，讓人一見便會生出無限的愛慕之情。可是花生就很從容淡定，它不會追求表面的風光和靚麗，他只注重自身的價值和貢獻，所以它才是值得人學習和讚美的好榜樣。父親這一番關花生的解讀和讚美讓作者對花生有了不一般的見解和情感，與此同時，作者也從花生身上學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正如作者所言：“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講體面，而對別人沒有好處的人。”因此，一個卓越的人應該是一個有用的人，他除了要有表面的華麗體面之外，他更應該注重內心的修養和塑造，只有這樣他才是一個完完整整的、值得尊敬和效仿的成功人士。
正所謂“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一個人要想讓自己的一生變得輝煌和榮耀，那麼他就應該成為一個對社會、對人民、對集體有貢獻的人。因此，我也真心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像落花生一樣可以成為一個低調謙遜、無私奉獻、實用有用的人，只有這樣我們才會得到別人的尊敬，唯有這樣我們才會實現生命的價值。
到濟南來，這是頭一遭。
擠出車站，汗流如漿，把一點小傷風也治好了，或者説擠跑了；沒秩序的社會能治傷風，可見事兒沒絕對的好壞；那麼，“相對論”大概就是這麼琢磨出來的吧？
挑選一輛馬車。
“挑選”在這兒是必要的。
馬車確是不少輛，可是稍有聰明的人便會由觀察而疑惑，到底那裏有多少匹馬是應當僱八個腳伕抬回家去？有多少匹可以勉強負拉人的責任？自然，剛下火車，決無意去替人家抬馬，雖然這是善舉之一；那麼，找能拉車與人的馬自是急需。
然而這絕對不是容易的'事兒，因為：第一，那僅有的幾匹頗帶“馬”的一精一神的馬，已早被手急眼快的主顧僱了去。
第二，那些“略”帶“馬氣”的馬，本來可以將就，那怕是隻請他拉着行李——天下還有比“行李”這個字再不順耳，不得人心，惹人頭皮疼的？而我和趕車的在轅子兩邊擔任扶持，指導，勸告，鼓勵，（如還不走）拳打腳踢之責呢。
這憑良心説，大概不能不算善於應付環境，具有東方文化的妙處吧？可是，“馬”的問題剛要解決，“車”的問題早又來到：即使馬能走三裏五里，堅持到底不摔跟頭；或者不幸跌了一交，而能爬起來再接再勵；
那車，那車，那車，是否能裝着行李而車底兒不嘩啦啦掉下去呢？
又一個問題，確乎成問題！假使走到中途，車底嘩啦啦，還是我扛着行李（趕車的當然不負這個責任），在馬旁同行呢？還是叫馬揹着行李，我再揹着馬呢？自然是，三人行必有我師，陪着御者與馬走上一程，也是有趣的事；可是，花了錢僱車，而自扛行李，單為證明“三人行必有我師”，是否有點發瘋？
至於馬背行李，我再負馬，事屬非常，頗有古代故事中巨人的風度，是！可有一層，我要是被壓而死，那馬是否能把行李送到學校去？我不算什麼，行李是不能隨便掉失的！
不為行李，起初又何必僱車呢？小資產階級的邏輯，不錯；但到底是邏輯呀！第三，別看馬與車各有問題，馬與車合起來而成的“馬車”是整個的問題，敢情還有驚人的問題呢——車價。
一開首我便得罪了一位趕車的，我正在向那些馬國之鬼，和那堆車之骨骼發呆之際，我的行李突然被一位御者搶去了。
我並沒生氣，反倒感謝他的熱心張羅。
當他把行李往車上一放的時候，一點不冤人，我確乎聽見嘩啦一聲響，確乎看見連車帶馬向左右搖動者三次，向前後進退者三次。
“行啊？”我低聲的問御者。
“行？”他十足的瞪了我一眼。
“行？從濟南走到德國去都行！”我不好意思再懷疑他，只好以他的話作我的信仰；心裏想：“有信仰便什麼也不怕！”為平他的氣，趕快問：“到——大學，多少錢？”他説了一個數兒。
我心乎氣和的説：“我並不是要買貴馬與尊車。
”心裏還想：“假如弄這麼一份財產，將來不幸死了，遺囑上給誰承受呢？”正在這麼想，也不知怎的，我的行李好象被魔鬼附體，全由車中飛出來了。
再一看，那怒氣沖天的御者一揚鞭，那瘦病之馬一掀後蹄，便軋着我的皮箱跑過去。
皮箱一點也沒壞，只是上邊落着一小塊車輪上的膠皮；為避免麻煩，我也沒敢叫回御者告訴他，萬一他叫“我”賠償呢！同時，心中頗不自在，怨自己“以貌取馬”，那知人家居然能掀起後蹄而跑數步之遙呢。
幸而××來了，帶來一輛馬車。
這輛車和車站上的那些差不多。
馬是白色的，雖然事實上並不見得真白，可是用“白馬之白”的抽象觀念想起來，到底不是黑的，黃的，更不能説一定準是灰色的。
馬的身上不見得肥，因此也很老實。
韁，鞍，肚帶，處處有麻繩幫忙維繫，更顯出馬之穩練馴良。
車是黑色的，配起白馬，本應黑白分明，相得益彰；可是不知濟南的太陽光為何這等特別，叫黑白的相配，更顯得暗淡灰喪。
當我到達洛陽的時候，作家訪問團——由王禮錫先生率領——已在那裏住了好幾天。
大雨，他們非等放晴不能渡河。
剛一進旅館，我就聽到訪問團還沒能走的消息，馬上想看他們去。
不大會兒，在電話中，聽到之的的笑聲，與因找不到足以表示情感的話而來的一串“啊，啊……”。
又過了一會兒，我和他們一一的握了手。
那種痛快、高興、親熱，簡直説不出來！
他們的院裏滿是花木，高而濃綠的梧桐，與紅白相間的木槿花，首先在大家歡笑中被我看到，至今還一閉目就在我眼前。
晚間，我就是在一株白木槿花旁與禮錫先生談了好久。
這，難道是個夢麼？禮錫，還記得你我都誇獎過的那幾朵大而玲瓏的白花麼？
他與我談自重慶到洛陽一路上的經過情形，將來團體工作的計劃，與團員們的才能與可愛……，最後，還談到詩歌問題。
他雖然在路上仍舊依着他自創的詩體寫了不少的詩，可是他聲明那只是“鬧着玩”；他將來不論是翻譯，還是創作，必定要用白話的。
詩是他的命，他要運用白話加強這生命，使之更活潑，更富於宣傳性。
他臉上沒有一點病容。
還是那麼胖、那麼一精一神、那麼和藹，嘴角上老微笑着。
笑着，他告訴我，因警報，他那天只剪了半邊發，還得去第二次！一切團中事務，他都不辭勞苦不怕麻煩，為一件小事也許跑多少路，只求把它作得妥貼。
前發也須跑兩次了，他微笑着。
他走不了，我也走不了；彷彿洛陽所有的雨都積蓄在一處，一總在那幾天落下來。
冒着雨，我幾乎是天天找他去。
他沒有病；工作、談笑，他與年歲輕些的朋友們是一樣的。
只有一天午飯間，他聲明不喝酒。
可是，大家的高興使他自動撤消前議，“好，我還是得陪你們一杯；就是一杯。
”喝完，他便躺下睡了。
第二天又見到，他笑着向我道歉：“你看，一杯酒就醉了！昨天你由這裏走，我會不知道！”
啊，禮錫兄，你“走”，我可也不知道啊！連夢想也想不到啊！
洛陽分別，他們往北，我們往南。
我再到西安，那不能使人相信的消息已在報紙上登出！沒錢，沒交通工具，我沒法子到洛陽去哭！
死得光榮，可是，我們失去一位益友，一個抗戰文藝工作最有力的指導人！光榮的死便是永生，我們該怎麼辦呢？我又回到重慶來了，禮錫兄！我又看見了你，你的遺像是懸在文協會所裏；我老想看着你，可是不敢抬頭；你是在我的面前，在我的心中，可是……
吳泰昌
1979年11月30日，巴金開完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和第三次全國作代會後回滬。12月6日下午開始寫《懷念老舍同志——隨想錄三十四》，15日下午改定。這是我讀到的巴金寫懷念友人文章中最長的一篇。巴金在文章中“贊老舍是‘新中國的最大的歌德派’，‘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貢獻給了祖國’，是‘偉大的愛國者’；為老舍‘“”’中被迫害慘死而痛苦、憤怒；説老舍‘要在中國人民中間永遠地活下去’。”説他想起了老舍那句“遺言”：“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來愛我呢？”“我會緊緊捏住他的手，對他説：‘我們都愛你，沒有人會忘記你，你要在中國人民中間永遠地活下去！’”
巴金在《懷念老舍同志》中説了那麼多話，不僅僅是為老舍，而是為一代知識分子。他在1980年3月6日給李健吾的信中説：“我寫了篇懷念老舍的文章，為知識分子講了兩句話。我這樣想：要實現四化，就離不了知識分子。一般地説，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好的，老舍是一個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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