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傳播

一、官與民——傳播主體的多元化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dman)認為，我們正處於全球化“3.0”時代，這一時代的全球化推動力則來自個人和小的集團。

在全球化“3.0”時代，傳播的時間與空間結構改變了，國際輿論場的格局亦被重塑了，傳統的以國家為主的區域性單元輿論場逐漸成為全球傳播輿論場的分場。在這種複雜的輿論環境中，民間輿論場越來越呈現出巨大的影響力。

二、新與舊——傳播渠道的多形態化

新媒體外交成為外交新戰略。中國亟需加強網絡技術研究和信息資源，通過加強與國外網絡媒體的對話、改變國內網絡管理思路與體制等方式來推動網絡外交的發展。新興傳播媒體這一方面，大幅度降低了信息跨境傳播的成本，帶來無域化網民全球性的大規模增長，另一方面，則實現着日益精確化的分眾化傳播，持續提升了信息公民個人的文化動能和經濟動能，也就是以個人努力影響和作用於整個人類社會的能力”。

三、內與外——傳播空間的去地域化

在全球化時代，輿論焦點的中國大地上再也沒有一個事件是國內的事件了。

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傳播的眼光，不能只盯着國際事務。國內事務處理的好與壞，同樣是國際輿論關注的熱點。國家形象、國民形象與政府形象既體現在國際交往之中，也體現在國內事務之中。

四、張與馳——國際傳播的節奏感

國際輿論場的建構，同樣需要這樣的快慢張馳的節奏感

五、顯與隱——傳播方法的柔性化

國際傳播當然也不是説就不可以有鋼硬的、顯性的宣傳手段，只是更有效的方式是通過雙向的溝通與互動的方式來引導、説服來實現的。這種強調交互式的參與溝通，以對話取代獨語，以溝通取代命令的交互式的溝通對話，會更有效而更完整地瞭解他國公眾心中的想法，也可能使信息的傳遞更為完整、更正確。

六、硬與軟——傳播戰略的雙重佈局

無論是硬權力還是軟權力，控制和影響他人，都是權力的基本慾望。正如約瑟夫•奈所言:“權力就是有所作為與控制別人的能力。簡單地説，就是能隨心所欲的能力，能夠影響別人行為而達到自己目的的能力。”正是在這一基礎上，他將軟權力定義為“當一個國家使得其他國家以其預期目標為目標時的同化權力。”可見，“軟權力”是一種更高遠的控制與影響力，它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識形態或政治價值觀念的吸引力、塑造國際規則和決定政治議題的能力。在國際政治中，“軟實力”和“硬實力”同樣重要。

問題：

一、中國的問題仍然是宣傳的手段太明顯，傳播策略比較單一，缺少國際上認可的媒體渠道，不會講述中國的故事

二、中國對軟實力構成的三要素——文化、價值觀和政策——的建設方面都存在嚴重不足。在文化上，中國尚未梳理出中國文化對於世界未來發展最具有正能量、而又可能有廣泛吸引力的元素。價值上，我們因為糾纏於可能因為接受普世價值而處於被動地位，反而未能利用這些全球廣泛接收的理念來傳播和建構中國的影響力;而在政策安排上，中國一直沒有建立強大的智庫羣

三、話語權的缺失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1.全球傳播渠道更多元化，但西方社會仍然掌握主動權。

2.在國際信息新聞傳播市場，缺少中國的故事。

就中國新聞的對外報道而言，就是既要講發展成就，也要正視存在的問題，講兩面才符合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點

其三，國際傳播人才也嚴重不足。

四、中國在國際傳播場，仍然缺少真正瞭解中國、願意為中國鼓與呼的第三方力量。但對中國官方的傳媒，西方受眾持有一種“壞孩子印象”。“‘壞孩子印象’造成一種逆反心理，即使我們的報道是實事求是的，但傳播效果卻打了折扣，正面報道無形中可能會產生負面效果，甚至變成了負面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