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的耕讀文明、社會的轉型趨向以及國家發展戰略的漸進調適，一致形塑了鄉村這一基礎性場域在中國共產黨施政話語關懷和戰略擘畫中的重要角色。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有機構成和基礎保障。歷經一百多年的艱苦探索，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壓在農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封建剝削土地所有制被徹底革除；決定中國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改革浪潮首先在廣袤的農村大地興起；多元主體協同發力、各類治理手段融合互促的鄉村治理新體系得以探索；統領未來“三農”工作的鄉村振興戰略被提出；中國式社會主義新農村發生千百年來未有之鉅變。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過程中，深刻總結黨波瀾壯闊鄉村治理實踐的鮮活經驗，無疑具有鮮明的理論與現實意義，能夠為走好鄉村善治之路提供啟示鏡鑑。
一、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解答鄉村發展難題
我國是典型的三元一體（農業、農村、農民）架構，“人”“物”並存的問題決定了中國農村問題更具綜合性與複雜性。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因其研究視域的整體性特徵，進而確證了其解答中國“三農”問題的天然優勢，能夠從根本上為化解“三農”痼疾提供兼具時代理據的理論指導。具體而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在一個飽經戰爭摧殘、落後傳統的農業大國建立新生國家政權，實現百年民族獨立解放之夙願，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敏鋭反思大革命慘敗的歷史教訓並根據世界革命形勢的整體變化，堅持以馬克思主義革命和階級理論為具體指導，並在考量中國具體實際的基礎上成功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火種，為鄉村社會的發展甚至新生國家政權的誕生奠定了必要的革命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面對工農、城鄉發展的兩極分化，鄧小平果斷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推動農業現代化的戰略起點，探索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事實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馬克思土地產權分離理論在中國的現實應用。通過將土地使用權從所有權中解放出來給付農民，不僅激活了幾億農民的主人翁精神和創造力，也使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在改革開放40多年裏取得了輝煌成就。黨的十九大以來，對標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農業農村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成為不容忽視的問題。習近平深刻把握馬克思主義鄉村發展思想，高瞻遠矚地提出了鄉村振興的遠景戰略規劃，形成了馬克思主義鄉村發展思想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使“三農”事業發生了千百年來未有之鉅變。因此，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解答鄉村發展難題，是被實踐證明的符合中國鄉村發展規律的重要經驗。
二、始終發揮黨與各方力量齊抓共管的協同作用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鮮明特徵和根本保證。黨管農村工作是我們的優良傳統，鄉村實現的深刻變革和長足發展離不開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不同時期，中國共產黨分別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土地改革的過程中，徹底地推翻了根植於中國農村數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理順了農民與土地間的深層關係，並通過強有力的政治動員，以較低的外部資源投入大幅改善了農村醫療、水利、教育、五保供養等基本民生公共服務。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九大以來，全黨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並從政黨政治的邏輯層面指出，農村基層黨組織作為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執政代表，“是整個政黨組織體系的基礎與末端”，決定着黨和國家治村方略、政策在村一級的具體落實與推進，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但展望未來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建設之路不難發現，鄉村治理必然是一項艱鉅繁雜的社會系統工程且面臨系列風險挑戰，僅依靠黨的一元力量不足以全面實現鄉村振興，這就客觀上要求我們必須始終凝聚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以村民自治組織為主體、以集體經濟組織為紐帶、以其他各類服務組織為補充的多方力量，在齊抓共管的協同治理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
三、始終錨定農民羣眾切身權益保障的不渝使命
從農業人口大國的歷史與國情出發，充分保障農民羣眾切身權益，矯正農民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的弱勢地位，進而實現包括億萬農民在內的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從一開始便是我們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大黨進行鄉村治理的使命和目標。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通過領導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幫助億萬農民從封建地主的虎口中奪回了土地，奠定了革命勝利的必要羣眾基礎，迎來了農民“站起來”的偉大時刻。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以及改革開放新時期，黨為了使農民能夠完全擺脱貧困仍舊不遺餘力地接續奮鬥。其中，中國共產黨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的全盤改造、對農民與土地關係的調整理順、對村民自我治理的賦權予能、對兩千餘年農業税費的徹底廢除、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謀篇佈局，一致保障了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與農民利益的有效兼容。也是在這一過程中，廣大農民又實現了由“站起來”向“富起來”的歷史性轉變。黨的十八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説到底，關鍵在人”。因此，全黨也在持續深化農村改革的過程中，更大程度地保護農民、扶持農民、造福農民，使億萬農民進一步實現了由“富起來”向“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當然，伴隨着百餘年來農民羣眾的每一次發展強大，中國鄉村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也同樣得到了來自農民的巨大支持。特別是在當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節點上，始終保障農民羣眾切身權益，進而激發億萬農民的主體作用與首創精神就顯得更加彌足珍貴。
四、始終把握國家建設與鄉村治理的辯證統一關係
縱覽中國共產黨百餘年來的治村史可以發現，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不同時期，黨關於鄉村治理的內容與思路儘管存在明顯差異，但始終正確把握了國家建設與鄉村發展的辯證統一關係。一方面，黨始終認為鄉村的有序治理是國家建設的前提基礎；另一方面，黨亦始終肯定國家的發展強大是鄉村治理的強力保障。由此，黨始終在國家發展的大目標下統籌考量鄉村治理的內容與思路，高度重視農民農村問題，使二者彼此增益。具體而言，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牢牢秉持農民是革命主力軍，農村是革命主陣地的價值判斷，重視引導農民參與革命並積極開拓農村革命根據地，使黨的政權力量順利實現全面下沉，最終奪取了革命的勝利，建成了新生國家政權，而新中國的建立反過來又為鄉村發展提供了長期穩定的政權環境。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國共產黨通過一系列制度舉措積極治理鄉村社會，使得鄉村社會平穩有序，為國家工業化體系的建設供給了必要的資金和原料支持，而社會主義工業化體系的建成反過來又保障了農業生產設備的高效供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率先在廣袤農村掀起改革開放的浪潮，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對農業税費的減免、實施的鄉村振興戰略等極大地激活了農業生產力和農民的主人翁精神，使農村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根治。當然，隨着農村絕對貧困問題的消除、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農村、農民和農業發展必定又會得到來自國家的更多支持和保障。因此，在新發展階段，鄉村治理仍然要正確把握國家建設與鄉村治理的辯證統一關係。
五、始終秉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價值共識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我們黨在百餘年的鄉村治理過程中探索出的制度結晶。因其據不排斥市場化和靈活多樣的土地經營方式，能夠在不改變農村土地所有權集體歸屬的前提下，創新性地構設“三權分置”的產權結構，並通過確權頒證從法律上保障每項權利的真實權能，進而讓以集體經濟組織為代表的所有者用心、讓以農民為代表的的承包者定心、讓以農業經營大户為代表的經營者放心。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牢牢秉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價值共識，通過集體經濟組織與家庭經營“統與分”的高效結合，不僅帶來了農業生產的適度規模經營，使農業生產效率大幅躍升，徹底阻斷了歷史上廣大農村土地被強制兼併、農民慘遭高額地租盤剝的經濟亂象，而且有效溶解了新發展階段農業生產面臨的土地“細碎化”、經營主體“波動化”、農業基礎設施有效供給“缺失化”等硬核挑戰，為鞏固和強化農業基礎性與戰略性地位以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夯實了制度基石。所以，在新發展階始終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無疑就成了一項必須長期遵循的重要經驗。
六、始終探索以解決實踐問題為導向的政策變革創新
任何一次具體政策的變革創新只有在充分遵循社會發展規律並以解決實踐問題為目標導向時，才能最終迴歸既定政策變革創新的價值初心。中國共產黨百餘年來鄉村治理政策的選擇亦是如此，並總體上遵循這樣一種邏輯：以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為目的相應地變革創新政策，變革之後的政策在廣泛的實踐過程中又衍生出新的問題，進而倒逼政策進一步創新。具體而言，在我國鄉村治理政策的初創階段，中國共產黨通過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積蓄農民革命力量推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但新生國家政權下的工業化建設基礎極為孱弱，這就促使治村政策向能夠助力工業化建設轉變；經過以“兩個支持”（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為主旨的治村政策調整後，逐漸形成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及與之配套的户籍管理制度等助力工業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全方位高度集權的管控模式也造成了農業生產效率低下、農村發展活力不再，進而推動治村政策向能夠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富裕農民、繁榮農村轉變；而在經過以“兩個反哺”（城市反哺鄉村、工業反哺農業）為核心的治村政策再度調整後，以農業税費全面廢除為標誌的各項惠農政策在有效緩解“三農”問題的同時又引致了“鄉政”與“村治”等多對主體間的無謂博弈，這又使得創新鄉村治理體系、實現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成為黨的十八大以來鄉村治理政策的中心議題。正是這一“問題—改革創新—新問題—再改革創新”的變遷機制推動了我國鄉村治理政策逐漸趨於合理，進而打造出一系列高效治村的中國方案，被歷史證明是應當且必須遵循的一項治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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