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蟄一過，春寒加劇。先是料料峭峭，繼而雨季開始，時而淋淋漓漓，時而淅淅瀝瀝，天潮潮地濕濕，即連在夢裏，也似乎把傘撐着。而就憑一把傘，躲過一陣瀟瀟的冷雨，也躲不過整個雨季。連思想也都是潮潤潤的。每天回家，曲折穿過金門街到廈門街迷宮式的長巷短巷，雨裏風裏，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這樣子的台北悽悽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個中國整部中國的歷史無非是一張黑白片子，片頭到片尾，一直是這樣下着雨的。這種感覺，不知道是不是從安東尼奧尼那裏來的。不過那一塊土地是久違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紀，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萬山，千傘萬傘。二十五年，一切都斷了，只有氣候，只有氣象報告還牽連在一起，大寒流從那塊土地上彌天捲來，這種酷冷吾與古大陸分擔。不能撲進她懷裏，被她的裾邊掃一掃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這樣想時，嚴寒裏竟有一點温暖的感覺了。這樣想時，他希望這些狹長的巷子永遠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門街到廈門街，而是金門到廈門。他是廈門人，至少是廣義的廈門人，二十年來，不住在廈門，住在廈門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過説到廣義，他同樣也是廣義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兒，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時代了。再過半個月就是清明。安東尼奧尼的鏡頭搖過去，搖過去又搖過來。殘山剩水猶如是。皇天后土猶如是。紜紜黔首紛紛黎民從北到南猶如是。那裏面是中國嗎？那裏面當然還是中國永遠是中國。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遙指已不再，劍門細雨渭城輕塵也都已不再。然則他日思夜夢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裏呢？
在報紙的頭條標題裏嗎？還是香港的謠言裏？還是傅聰的黑鍵白鍵馬思聰的跳弓撥絃？還是安東尼奧尼的鏡底勒馬洲的望中？還是呢，故宮博物院的壁頭和玻璃櫃內，京戲的鑼鼓聲中太白和東坡的韻裏？
杏花。春雨。江南。六個方塊字，或許那片土就在那裏面。而無論赤縣也好神州也好中國也好，變來變去，只要倉頡的靈感不滅，美麗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當必然長在。因為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太初有字，於是漢族的心靈他祖先的回憶和希望便有了寄託。譬如憑空寫一個“雨”字，點點滴滴，滂滂沱沱，淅瀝淅瀝淅瀝，一切雲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視覺上的這種美感，豈是什麼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滿足？翻開一部“辭源”或“辭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便悉在望中，美麗的霜雪雲霞，駭人的雷電霹雹，展露的無非是神的好脾氣與壞脾氣，氣象台百讀不厭門外漢百思不解的百科全書。
聽聽，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聞聞，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下在他的傘上這城市百萬人的傘上雨衣上屋上天線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海峽的船上，清明這季雨。雨是女性，應該最富於感性。雨氣空濛而迷幻，細細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點點薄荷的香味，濃的時候，竟發出草和樹沐發後特有的淡淡的土腥氣，也許那竟是蚯蚓和蝸牛的腥氣吧，畢竟是驚蟄了啊。也許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許古中國層層疊疊的記憶皆蠢蠢而蠕，也許是植物的潛意識和夢吧，那腥氣。
第三次去美國，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了兩年。美國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乾旱，天，藍似安格羅薩克遜人的眼睛，地，紅如印地安人的肌膚，雲，卻是罕見的白鳥，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峯上，很少飄雲牽霧。一來高，二來幹，三來森林線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國詩詞裏“蕩胸生層雲”，或是“商略黃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難睹的景象。落基山嶺之勝，在石，在雪。那些奇巖怪石，相疊互倚，砌一場驚心動魄的雕塑展覽，給太陽和千里的風看。那雪，白得虛虛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皚皚不絕一仰難盡的氣勢，壓得人呼吸困難，心寒眸酸。不過要領略“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的境界，仍須回來中國。台灣濕度很高，最饒雲氣氤氲雨意迷離的情調。兩度夜宿溪頭，樹香沁鼻，宵寒襲肘，枕着潤碧濕翠蒼蒼交疊的山影和萬賴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樣睡去。山中一夜飽雨，次晨醒來，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靜中，衝着隔夜的寒氣，踏着滿地的斷柯折枝和仍在流瀉的細股雨水，一徑探入森林的祕密，曲曲彎彎，步上山去。溪頭的山，樹密霧濃，蓊鬱的水氣從谷底冉冉升起，時稠時稀，蒸騰多姿，幻化無定，只能從霧破雲開的空處，窺見乍現即隱的一峯半壑，要縱覽全貌，幾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入山兩次，只能在白茫茫裏和溪頭諸峯玩捉迷藏的遊戲。回到台北，世人問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閒，故作神祕之外，實際的印象，也無非山在虛無之間罷了。雲繚煙繞，山隱水迢的中國風景，由來予人宋畫的韻味。那天下也許是趙家的天下，那山水卻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筆像中國的山水，還是中國的山水上紙像宋畫，恐怕是誰也説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親，更可以聽。聽聽那冷雨。聽雨，只要不是石破天驚的颱風暴雨，在聽覺上總是一種美感。大陸上的秋天，無論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驟雨打荷葉，聽去總有一點淒涼，悽清，悽楚，於今在島上回味，則在悽楚之外，再籠上一層悽迷了，饒你多少豪情俠氣，怕也經不起三番五次的風吹雨打。一打少年聽雨，紅燭昏沉。兩打中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三打白頭聽雨在僧廬下，這便是亡宋之痛，一顆敏感心靈的一生：樓上，江上，廟裏，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場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該是一滴濕漓漓的靈魂，窗外在喊誰。
雨打在樹上和瓦上，韻律都清脆可聽。尤其是鏗鏗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樂，屬於中國。王禹偁在黃岡，破如椽的大竹為屋瓦。據説住在竹樓上面，急雨聲如瀑布，密雪聲比碎玉，而無論鼓琴，詠詩，下棋，投壺，共鳴的效果都特別好。這樣豈不像住在竹筒裏面，任何細脆的聲響，怕都會加倍誇大，反而令人耳朵過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濕濕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則微明，背光則幽黯，對於視覺，是一種低沉的安慰。至於雨敲在鱗鱗千瓣的瓦上，由遠而近，輕輕重重輕輕，夾着一股股的細流沿瓦槽與屋檐潺潺瀉下，各種敲擊音與滑音密織成網，誰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輪。“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來了，她冰冰的纖手在屋頂拂弄着無數的黑鍵啊灰鍵，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黃昏。
在古老的大陸上，千屋萬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來這島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黯了下來，城市像罩在一塊巨幅的毛玻璃裏，陰影在户內延長復加深。然後涼涼的水意瀰漫在空間，風自每一個角落裏旋起，感覺得到，每一個屋頂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雲。雨來了，最輕的敲打樂敲打這城市。蒼茫的屋頂，遠遠近近，一張張敲過去，古老的琴，那細細密密的節奏，單調裏自有一種柔婉與親切，滴滴點點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時在搖籃裏，一曲耳熟的童謠搖搖欲睡，母親吟哦鼻音與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澤國水鄉，一大筐綠油油的桑葉被齧於千百頭蠶，細細瑣瑣屑屑，口器與口器咀咀嚼嚼。雨來了，雨來的時候瓦這麼説，一片瓦説千億片瓦説，説輕輕地奏吧沉沉地彈，徐徐地叩吧撻撻地打，間間歇歇敲一個雨季，即興演奏從驚蟄到清明，在零落的墳上冷冷奏輓歌，一片瓦吟千億片瓦吟。
在日式的古屋裏聽雨，聽四月，霏霏不絕的黃梅雨，朝夕不斷，旬月綿延，濕黏黏的苔蘚從石階下一直侵到他舌底，心底。到七月，聽颱風台雨在古屋頂一夜盲奏，千噚海底的熱浪沸沸被狂風挾來，掀翻整個太平洋只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壓下，整個海在他的蝸殼上嘩嘩瀉過。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煙一般的紗帳裏聽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撲來，強勁的電琵琶忐忐忑忑忐忑忑，彈動屋瓦的驚悸騰騰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牆上打在闊大的芭蕉葉上，一陣寒瀨瀉過，秋意便瀰漫日式的庭院了。
在日式的古屋裏聽雨，從春雨綿綿聽到秋雨瀟瀟，從少年聽到中年，聽聽那冷雨。雨是一種單調而耐聽的音樂是室內樂是室外樂，户內聽聽，户外聽聽，冷冷，那音樂。雨是一種回憶的音樂，聽聽那冷雨，回憶江南的雨下得滿地是江湖下在橋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濕布穀咕咕的啼聲，雨是潮潮潤潤的音樂下在渴望的脣上舐舐吧那冷雨。
因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樂從記憶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樂器灰濛濛的温柔覆蓋着聽雨的人，瓦是音樂的雨傘撐起。但不久公寓的時代來臨，台北你怎麼一下子長高了，瓦的音樂竟成了絕響。千片萬片的瓦翩翩，美麗的灰蝴蝶紛紛飛走，飛入歷史的記憶。現在雨下下來下在水泥的屋頂和牆上，沒有音韻的雨季。樹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楓樹，柳樹和擎天的巨椰，雨來的時候不再有叢葉嘈嘈切切，閃動濕濕的綠光迎接。鳥聲減了啾啾，蛙聲沉了閣閣，秋天的蟲吟也減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這些，一個樂隊接一個樂隊便遣散盡了。要聽雞叫，只有去詩經的韻裏尋找。現在只剩下一張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馬車的時代去後，三輪車的時代也去了。曾經在雨夜，三輪車的油布篷掛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裏的世界小得多可愛，而且躲在警察的轄區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隻手裏握一隻纖纖的手。台灣的雨季這麼長，該有人發明一種寬寬的雙人雨衣，一人分穿一隻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無論工業如何發達，一時似乎還廢不了雨傘。只要雨不傾盆，風不橫吹，撐一把傘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韻味。任雨點敲在黑布傘或是透明的塑膠傘上，將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噴濺，傘緣便旋成了一圈飛檐。跟女友共一把雨傘，該是一種美麗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戀，有點興奮，更有點不好意思，若即若離之間，雨不妨下大一點。真正初戀，恐怕是興奮得不需要傘的，手牽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輕的長髮和肌膚交給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後向對方的脣上頰上嘗涼涼甜甜的雨水。不過那要非常年輕且激情，同時，也只能發生在法國的新潮片裏吧。
大多數的雨傘想不會為約會張開。上班下班，上學放學，菜市來回的途中。現實的傘，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傘。他聽那冷雨打在傘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濕濕的灰雨凍成乾乾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結晶體在無風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來。等鬚眉和肩頭白盡時，伸手一拂就落了。二十五年，沒有受故鄉白雨的祝福，或許發上下一點白霜是一種變相的自我補償吧。一位英雄，經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額頭是水成巖削成還是火成巖？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蘚？廈門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與記憶等長，一座無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盞燈在樓上的雨窗子裏，等他回去，向晚餐後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記憶。
前塵隔海。古屋不再。聽聽那冷雨。
1974年春
那天在悠悠的西敏古寺裏，眾鬼寂寂，所有的石像什麼也沒説。遊客自紐約來，遊客自歐陸，左顧右盼，恐後爭先，一批批的遊客，也嚇得什麼都不敢妄説。岑寂中，只聽得那該死的嚮導，無禮加上無知，在空廳堂上指東點西，製造合法的噪音。十個嚮導，有九個進不了天國。但最後，那卑微繼續的噪音，亦如歷史上大小事件的騷響一樣，終於寂滅，在西敏古寺深沉的肅穆之中。遊客散後，他兀自坐在大理石精之間，低迴久不能去。那些石精銅怪，百魄千魂的噤嘿之中，自有一種冥冥的雄辯，再響的噪音也辯它不贏，一層深似一層的陰影裏，有一種音樂，灰樸樸地安撫他敏感的神經。當晚回到旅舍，他告訴自己的日記：“那是一座特大號的鬼屋。徘徊在幽光中，被那樣的鬼所祟，卻是無比的安慰。大過癮。大感動。那樣的被祟等於被祝福。很久，沒有流那樣的淚了。”
説它是一座特大號的鬼屋，一點也沒錯。在那座嵯峨的中世紀古寺裏，幢幢作祟的鬼魂，可分三類。掘墓埋骨的，是實鬼。立碑留名的，是虛鬼。勒石供像的一類，有虛有實，無以名之，只好叫它做石精了。而無論是據墓為鬼也好，附石成精也好，這座石寺裏的鬼籍是十分雜亂的。帝王與布衣，俗眾與憎侶，同一拱巍巍的屋頂下，鼾息相聞。高高低低，那些嶙峋的雕像，或立或坐，或倚或卧，或鍍金，或敷彩，異代的血肉都化為同穴的冷魂，一礦的頑塊。李白所説“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在此地並不適用。在西敏寺中，詩人一隅獨擁，固然受百代的推崇，而帝王的墓穴，將相的遺容，也遍受四方的遊客瞻仰。一九六六年，西敏寺慶祝立專九百年，宣揚的精神正是“萬民一體”。
西敏寺的位置，居倫敦的中心而稍稍偏南，詩人史賓塞筆下的“風流的泰晤士河”在其東緩緩流過，華茲華斯駐足流過的西敏寺大橋凌乎波上，在寺之東北。早在公元七世紀初年，這塊地面已建過教堂。一○六五年，敕建西敏寺的英王，號稱“懺悔的愛德華”。次年諾曼第公爵威廉北渡海峽，征服了大不列顛，那年的耶誕節就在西敏寺舉行加冕大典，成為法裔的第一任英王。從此，在西敏寺加冕，成了英國宮廷的傳統，而歷代的帝王卿相高僧名將皇后王子等等，也紛紛葬在寺中，不葬在此地的，也往往立碑勒銘，以志不忘。西敏寺，是一座大理石砌的教堂，七色的玻璃窗開向天國，至今仍是英國人每日祈禱的聖殿。但同時是一座石氣陰森陽光罕見的博物巨館，石槨銅棺，拱門迴廊，無一不通向死亡，無一不通向幽喑的過去。
對於他，西敏古寺不止是這些。坐在南翼大壁畫前的古木排椅上，兩側是歷代詩人的雕像，凌空是百呎拱柱高舉的屋頂，遠眺北翼，歷代將相成排的白石立像盡處是所羅門的走廊，其上是宜徑廿呎的薔薇圓窗，七彩斑斕的薔瓣上，十一使徒的繪像，集花了上界的天光——這麼坐着，仰望着，恍恍惚惚，神遊於天人之際，西敏寺就是一部立體的英國曆史，就是一部，尤其是對於他，石砌的英國文學史。
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詩人之隅，他是屏息斂氣，放輕了腳步走進來的。忽然他已經立在詩魂蠢動的中間，四周，一尊尊的石像，頂上，一方方的浮雕，腳下，一塊接一塊的紀念碑平嵌於地板，令人落腳都為難。天使步躊躇，妄人踹莫顧，他低吟起頗普的名句來。似曾相識的那許多石像，逼近去端詳，退後來打量，或正面瞻仰，或分行側望，或碑文喃喃以沉吟，或警句津津而冥想，詩人雖一角，竟低迴了兩個小時。終於在褐色的老木椅上坐下來，揹着哥德斯密司的側面浮雕，仰望着崇高的空間怔怔出神。六世紀的英詩，巡禮兩小時。那麼多的形象，聯想，感想，疲了，眼睛，酸了，肩頸，讓心靈慢慢去調整。
最老的詩魂，是六百多歲的喬叟。詩人晚年貧苦，曾因負債被告，乃戲筆寫了一首諧詩，向自己的阮羹訴窮。亨利四世讀詩會意，加賜喬叟年俸。不到幾個月，喬叟卻病死在寺側一小屋中，時為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寺方葬他在寺之南翼，屍體則由東向的側門抬入。但身後之事並未了結。原來喬叟埋骨聖殿，不是因為他是英詩開卷的大師，或什麼“英詩之父”之類的名義——那都是後來的事——而是因為他做過朝官，當過宮中的工務總監，死前的寓所又恰是寺方所賃。七十多年後，凱克斯敦在南翼牆外裝置了英國第一架印刷機，才向專方請準在喬叟墓上刻石致敬，説明墓中人是一位詩人。又過了八十年的光景，英國人對自己的這位詩翁認識漸深，乃於一五五六年，把喬叟從朱艾敦此時立像的地點，遷葬於今日遊客所瞻仰的新墓。當時的詩人名布禮根者，更為他嵌立一方巨碑，橫於碩大典麗的石棺之上，赫赫的詩名由是而彰，其後又過百年，大詩人朱文敦提出“英詩之父，或竟亦英詩之王”之説，喬叟的地位更見崇高。所謂寂寞身後事，看來也真不簡單。蓋棺之論論難定，一個民族，有時要看上幾十年幾百年，才看得清自己的詩魂。
喬叟死後二百年，另一位詩人葬到西敏寺來。一五九八年的耶誕前夕，史實塞從兵燹餘燼的愛爾蘭逃來倫敦，貧病交加，不到一月便死了。親友遵他遺願，葬他於喬叟的墓旁，他的棺木入寺，也是經由當年的同一道側門。據説寫詩吊他的詩友，當場即將所寫的詩和所用的筆一齊投入墓中陪葬。直到一六二○年，杜賽特伯爵夫人才在他墓上立碑紀念，可見史賓塞死時，詩名也不很隆。
其實盛名即如莎士比亞，蓋棺之時，也不是立刻就被西敏寺接納的。英國最偉大的詩人，死於一六一六年，卻要等到一七四○年，在寺中才有石可託。一六七四年米爾頓死時，清教徒的革命早已失敗，在政治上，米爾頓是一個失勢的叛徒。時人報道他的死訊，十分冷淡，只説他是“一個失明的老人，書寫拉丁文件維生”。六十三年之後，他長髮垂肩的半身像才高高俯臨於詩人之隅。
西敏寺南翼這一角，成為名詩人埋骨之地，既始於喬叟與史賓塞，到了十八世紀，已經相沿成習。一七一一年，散文家艾迪生在《閲世小品》裏已經稱此地為“詩人之苑”，他説：“我發現苑中或葬詩人而未立其碑，或有其碑而未葬其人。”至於首先使用“詩人之隅”這名字的，據説是後來自己也立碑其間的哥德斯密司。
詩人之隅的形成，是一個緩慢的傳統而且不規則。説它是石砌的一部詩史吧，它實在建得不夠嚴整。時間那盲匠運斤成風，鬼斧過處固然留下了核目的神工，失手的地方也着實不少。例如石像羅列，重鎮的詩魁文豪之間就繚繞着一縷縷虛魅遊魂，有名無實，不，有石無名，百年後，猶飄飄浮浮沒有個安頓。雪萊與濟慈，有碑無像。柯立基有半身像而無碑。相形之下，普賴爾（MatthewPrior）不但供像立碑，而且天使環侍，獨據一龕，未免大而無當了。至於謝德威爾（ThomasShadwell）不但浮雕半身，甚且桂冠加頂，帷飾儼然，乍睹之下，他不禁啞然失笑，想起的，當然是朱艾敦那些斷金削玉冷鋒凜人的千古名句。朱艾敦的諷刺詩猶如一塊堅冰，謝德威爾冥頑的形象急凍冷藏在裏面，透明而凝安。謝德威爾亦自有一種不朽，但這種不朽不是他自己光榮掙來的，是朱艾敦給罵出來的，算是一種反面的永恆，否定的紀念吧。跟天才吵架，是沒有多大好處的。
詩人之隅，不但是歷代時尚的記錄，更是英國官方態度的留影。拜倫生前名聞全歐，時譽之隆，當然有資格在西敏寺中立石分土，但是他那叛徒的形象，法律，名教，朝廷，皆不能容，註定他是要埋骨異鄉。浪漫派三位前輩都安葬本土，三位晚輩都魂遊海外，葉飄飄而歸不了根，拜倫死時，他的朋友霍普浩司出面呼籲，要葬他在西敏寺裏而不得。其後一個半世紀，西敏寺之門始終不肯為拜倫而開。十九世紀末年，又有人提議為他立碑，為住持布瑞德禮所峻拒，引起一場論戰。直到一九六九年五月，詩人之隅的地上才算為這位浪子奠了一方大理石碑，上面刻着：“拜倫勛爵，一八二四年逝於希臘之米索郎吉，享年三十六歲。”英國和她的叛徒爭吵了一百多年，到此才告和解。激怒英國上流社會的，是一個魔鬼附身的血肉之驅，被原諒的，卻是一堆白骨了。
本土的詩人，魂飄海外，一放便是百年，外國的詩客卻高供在像座上，任人膜拜，是詩人之隔的另一種倒置。莎士比亞，米爾頓，布雷克，拜倫，都要等幾十年甚至百年才能進寺，新大陸的朗費羅，死後兩年便進來了。丁尼生身後的柱石上，卻是澳洲的二流詩人高登（A。L。Gordon）。頗普不在，他是天主教徒。洛裏爵士也不在，他已成為西敏宮中的冤鬼。可是大詩人葉慈呢，他又在哪裏？
甚至詩人之隅的名字，也發生了問題。南翼的這一帶，鬼籍有多麼零亂。有的鬼實葬在此地，墓上供着巍然的雕像，像座刻着堂皇的碑銘，例如朱艾敦，約翰遜，江森。至於葬在他處的詩魂，有的在此只有雕像和碑銘，例如華茲華斯和莎翁，有的有像無碑，例如柯立基和史考特，有的有碑無像，例如拜倫和奧登。生前的遭遇不同，死後的待遇也相異，這些幽靈之中，附詩魂之外，尚有散文家、小説家、戲劇家、批評家、音樂家、學者、貴婦、僧侶和將軍，詩人的一角也不盡歸於詩人。大理石的殿堂，碑接着碑，雕像凝望着雕像，深刻拉丁文的記憶英文的玄想。聖樂繞樑，猶繚繞韓德爾的雕像。哈代的地碑毗鄰狄更司的地碑。麥考利偏頭側耳，聽遠處，歷史迂緩的迴音？巧舌的名伶，賈禮克那樣優雅的手勢，掀開的絨幕裏，是哪一齣悲壯的莎劇？
而無論是雄辯滔滔或情話喃喃，無論是風琴的聖樂起伏如海潮，大理石的聽眾，今天，都十分安寧，冷石的耳朵，白石的盲瞳，此刻都十分肅靜。遊客自管自來去，朝代自管自輪替，最後留下的，總是這一方方、一稜稜、一座座，堅冷凝重的大理白石，日磋月磨，不可磨滅的石精石怪永遠祟着中古這廳堂。風晚或月夜，那邊的老鐘樓噹噹敲罷十二時，遊人散盡，寺僧在夢魘裏翻一個身，這時，石像們會不會全部醒來，可驚千百對眼瞳，在暗處矍矍復眈眈，無聲地旋轉，被不朽罰站的立像，這時，也該換一換腳了。
因為古典的大理石雕像，在此地正如在他處一樣，眼雖睜而無瞳如盲。傳神盡在阿堵，畫龍端待點睛。希臘人放過這靈魂的洞口，一任它空空茫茫面對着大荒，真是聰明，因為石像所視不是我們的世界，原不由我們向那盈寸間去揣摩，妄想。什麼都不説的，説得最多。倚柱支頤，莎翁的立姿，俯首沉吟，華茲華斯的坐像，朱艾敦的儒雅，米爾頓的嚴肅，詩人之隅大大小小的石像，全身的，半身的，側面浮雕的，全盲了那對靈珠，不與世間人的眼神灼灼相接。天人之間原應有一堵牆，哪怕是一對空眶。
死者的心聲相通，以火焰為舌，
活人的語言遠不可接。
所以隱隱他感到，每到午夜，這一對對偽裝的盲睛，在暗裏會全部活起來，空廳裏一片明滅的青磷。但此刻正是半下午，寺門未閉，零落的遊客三三兩兩，在廳上逡巡猶未去。
也就在此時，以為覽盡了所有的石塊，一轉過頭去，布雷克的青銅半身像卻和他猛打個照面！剛強堅硬的圓頭顱光光，額上現兩三條紋路像鑿在絕壁上，眉下的巖穴深深，睜兩隻可怖的眼睛，瞳孔漆漆黑，那眼神驚愕地眺出去，像一層層現象的盡頭驟見到，預言裏駭目的遠景，不忍注目又不能不逼視。雕者亦驚亦怒，銅像亦怒亦驚，鼻脊與嘴脣緊閉的稜角，陰影，塑出瘦削的頰骨沉毅的風神。更瘦更剛是肩胛骨和寬大的肩膀，頭顱和頸項從其上挺起矗一座獨立的頑崗。先知就是那樣。先知的眼睛是兩個火山口近處的空氣都怕被灼傷。惶惶然他立在那銅像前，也怕被灼傷又希望被灼傷。於是四周的石像都顯得太馴服太乖太軟弱太多脂肪，鎖閉的盲瞳與盲瞳之間唯有這銅像瞑目而裂眥。古典脈脈。現代眈眈。
銅像是艾普斯坦的傑作。千座百座都兢兢仰望過，沒一座令他悸慄震動像這座。布雷克默默奮鬥了一生，老而更貧，死後草草埋彭山的荒郊，墓上連一塊碑也未豎。生前世人都目他為狂人，現在，又追認他為浪漫派的先驅大師，既歎其詩，復驚其畫。艾普斯坦的雕塑，粗獷沉雄出於羅丹，每出一品，輒令觀者駭怪不安。這座青銅像是他死前兩年的力作，那是一九五七年，來供於詩人之隅，正是布雷克誕生的兩百週年。承認一位天才，有時需要很久的時間。
詩人之隅雖為傳統的聖地，卻也為現代而開放。現代詩人在其中有碑題名者，依生年先後，有哈代，吉普林，梅士菲爾，艾略特，奧登。如以對現代詩壇的實際影響而言，則尚有布雷克與霍普金斯。除了布雷克立有雕像之外，其他六人的長方形石碑都嵌在地上。年代愈晚，詩人之隅更供置石像便愈少空間，鬼滿為患，後代的詩魂只好委屈些，平鋪在地板上了。哈代的情形最特別：他之入葬西敏寺，小説家的身份恐大於詩名，同時，葬在寺裏，是他的骨灰，而他的心呢？卻照他遺囑所要求，是埋在道且斯特的故鄉。艾哈特和奧登，死後便入了詩人之隅，足證兩人詩名之盛。而英國的政教也不厚古人而薄今人。奧登是入寺的最後一人。他死於一九七三年九月，葬在奧地利。第二年十月，他的地碑便在西敏寺揭幕，由桂冠詩人貝吉曼獻上桂冠。
下一位可輪到貝吉曼自己？奧登死時才六十六歲，貝吉曼今年卻已過七十。他從東方一海港來喬叟和莎翁的故鄉，四十多國的作家也和他一樣，自熱帶自寒帶的山城與水港，濟慈的一箋書，書中的一念信仰，羣彥倜儻要仔細參詳。七天前也是一個下午，他曾和莎髯的詩苗詩裔分一席講壇；右側是白頭怒發鷹顏矍然的史班德，再右，是清瘦而易愠的羅威爾，半被他擋住的，是貝吉曼好脾氣的龍鍾側影。羅威爾是美國人，雖然西敏寺收納過朗費羅，亨利·詹姆斯，艾略特等幾位美國作家，看來詩人之隅難成為他的永久户籍，然則史班德的鷹隼，貝吉曼的龍鍾，又如何？兩人都有可能，貝吉曼的機會也許更大，但兩人都不是一代詩宗。史班德崛起於三十年代，一次與奧登齊名，併為牛津出身的左翼詩人。四十年的文壇和政局，塵土落定，憤怒的牛津少年，一回頭已成歷史——出征時那批少年誓必反抗法西斯追隨馬克思，到半途旗摧馬蹶壯士齊回頭，遙揮手，別了那眩目而不驗的神。TheGodThatFailed！奧登去花旗下，作客在山姆叔叔家，佛洛伊德，祈克果，一路拜回去回到耶穌。戴路易斯繼梅士菲爾做桂冠詩人，死了已四年。麥克尼斯做了古典文學教授，進了英國廣播公司，作聲已十三載。牛津四傑只剩下煢煢這一人，老矣，白髮皚皚的詩翁坐在他右側，喉音蒼老遲滯中仍透出了剛毅。四十年來，一手揮筆，一手麥克風，從加入共產黨到訣別馬列，文壇政壇耗盡了此生。而繆思呢，是被他冷落了，二十年來已少見他新句。詩句，已落在臭登下，傳誦眾口又不及貝吉曼，史班德最後的地址該不是西敏寺。詩人之隅，當然也不是樑思的天秤，銖兩悉稱能鑑定詩骨的重輕，裏面住的詩魂，有一些，不如史班德遠甚。詩人死後，有一塊白石安慰荒土，也就算不寂寞了，有一座大教堂崢嶸而高，廣蔽歷代的詩魂把栩栩的石像縈繞，當然更美好，但一位詩人最大的安慰，是他的詩句傳誦於後世，活在發燙的脣上快速的血裏，所謂不朽，不必像大理石那樣冰涼。
可是那天下午，南翼那高挺的石柱下坐着，四周的雕像那麼寧靜地守着，他回到寺深僧肅的中世紀悠悠，緩緩地他仰起臉來仰起來，那樣光燦華美的一週又一扇玻璃長窗更上面，猗猗盛武是倒心形的薔薇巨窗天使成羣比翼在窗口飛翔。耿耿詩魂安息在這樣的祝福裏，是可羨的。十九世紀初年，華茲華斯的血肉之身還沒有僵成冥坐的石像，丁尼生，白朗寧猶在孩提的時代，這座哥德式的龐大建築已經是很老很老了——煙薰石黑，七色斑斑黑線勾勒的厚窗蔽暗了白晝。涉海來拜的伊爾文所見的西敏寺，是“死神的帝國：死神冠冕儼然，坐鎮他宏偉而陰森的宮殿，笑做人世光榮的遺蹟，把塵土和遺忘滿布在君王的碑上”。今日的`西敏寺，比伊爾文憑弔時更老了一百多歲，卻已大加刮磨清掃：雕門鏤扉，銅像石碑，色彩凡有剝落，都細加髹繪，玻璃花窗新鑲千扇，燭如復瓣的大吊燈，一蕊蕊一簇族從高不可仰的屋頂拱脊上一落七八丈當頭懸下來，隱隱似空中有飄渺的聖樂，啊這永生的殿堂。
對詩人自己説來，詩，只是生前的浮名，徒增擾攘，何足療飢，死後即使有不朽的遠景如蜃樓，墓中的白骸也笑不出聲來。正如他，在一個半島的秋夜所吟：
倘那人老去還不忘寫詩
燈就陪他低誦又沉吟
身後事付亂革與繁星但對於一個民族，這卻是千秋的盛業，詩柱一折，文啟岌岌乎必將傾。無論如何，西敏寺能闢出這一隅來招詩魂，供後人仰慕低迴，挹不老桂枝之清芳，總是多情可愛的傳統。而他，迢迢自東方來，心香一縷，來愛德華古英王的教堂，頂禮的不是帝后的陵寢與僵像，世胄的旌旗，將相的功勛，是那些漱齒猶香觸舌猶燙的詩句和句中吟嘯歌哭的詩魂。悵望異國，蕭條異代，傷心此時。深闃隔世的西敏古寺啊。寺門九重石壁外面是現代。衞星和巨無霸，Honda和Minolta的現代。車塞於途，人囚於市，魚死於江海的現代。所有的古蹟都陷落，蹂躪於美國的旅行團去後又來日本的遊客。天羅地網，難逃口號與廣告的噪音。月球可登火星可探而有面牆不可攀有條小河不可渡的現代。但此刻，他感到無比的寧靜。一切亂象與噪音，紛繁無定，在詩人之隅的永寂裏，都已沉澱，留給他的，是一個透明的信念，堅信一首詩的沉默比所有的擴音器加起來更清晰，比機槍的口才野炮的雄辯更持久。堅信文字的冰庫能冷藏最燙的激情最新鮮的想象。時間，你帶得走歌者帶不走歌。
西敏寺乃消滅萬篇釋盡眾嫌的大堂，千載宿怨在其中埋葬，史家麥科利如此説。此地長眠的千百鬼魂，碑石相接，生前為敵為友，死後相伴相鄰，一任慈藹的遺忘覆蓋着，渾沌沌而不分。英國的母體一視同仁，將他們全領了回去，冥冥中似乎在説：“唉，都是我孩子，一起都回來吧，願一切都被饒恕。”米爾頓革命失敗，死猶盲眼之罪人。布雷克歿時，忙碌的倫敦太忙碌，渾然不知。拜倫和雪萊，被拒於家島的門外，悠悠遊魂無主，流落在南歐的江湖。有名的野鬼陰魂總難散，最後是母土心軟，一一招回了西敏寺去。到黃昏，所有的鴉都必須歸塔。詩人的南翼對公侯的北堂，月桂擎天，同樣是為棟為樑，西敏寺兼容的傳統是可貴的。他想起自己的家渺渺在東方，崑崙高，黃河長，一百條泰晤士的波濤也注不滿長江，他想起自己的家裏激辯正高昂，仇恨，是人人上街佩戴的假面，所有的擴音器蟬噪同一個單腔單調，桂葉都編成掃帚，標語貼滿屈原的額頭。
出得寺來，倫敦的街上已近黃昏，八百萬人的紅塵把他捲進去，匯入浮光掠影的街景。這便是肩相摩鷺相接古老又時新的倫敦，西敏寺中的那些鬼魂，用血肉之身愛過，咒過，鬧過的名城。這樣的街上曾走過孫中山，丘吉爾，馬克思，當倫敦較小較矮，滿地是水塘，更走過女王的車輦和紅氅披肩的少年。四百年後，執節戴冕的是另一個伊麗莎白在白金漢宮，但誰是錦心繡口另一個威廉？在一排猶青的楓樹下他回過頭去。那灰樸樸的西敏寺，和更為魁偉的國會，夕照裏，峻拔的鐘樓，高高低低的尖塔纖頂，正託着天色泅藍和雲影輕輕。他向前走去，沿着一排排黑漆的鐵柵長欄，然後是班馬線和過街的綠燈，紅圈藍槓的地下車標誌下，七色鮮麗的報攤水果攤，紀念品商店的櫥窗裏，一列列紅衣黑褲的衞兵，玻璃上映出的卻是兩個警伯的側像，高盔發發而束頸。他沿着風車堤緩緩向南走，逆着泰晤士河的東流，看不厭堤上的榆樹，樹外的近橋和遠橋，過橋的雙層紅巴士，遊河的白艇。
——水仙水神已散盡，
泰晤士河啊你悠悠地流，我歌猶未休。
從豪健的喬叟到聰明的奧登，一江東流水奶過多少代詩人？而他的母奶呢，奶他的汨羅江水飲他的淡水河呢？那年是中國大地震西歐大旱的一年，整個英倫在喘氣，惴惴於二百五十年未見的苦旱。聖傑姆斯公園和海德公園的草地，枯黃一片，恰如艾略特所預言，長靠背椅上總有三兩個老人，在亢旱的月份桔生待雨。而就在同時一場大台風，把小小的香港答成旋轉的陀螺，暴雨急湍，沖斷了九廣鐵路。那晚是他在倫敦最後的一晚，那天是八月最後的一天。一架波音七○七在蓋特威克機場等他，不同的風雲在不同的領空，東方迢迢，是他的起點和終點。他是西征倦遊的海客，一顆心惦着三處的家：一處是新窩，寄在多風的半島，一處是舊巢，偎在多雨的島城，多雨而多情，而真正的一處那無所不載的後上，倒顯得生疏了，縱鄉心是鐵砧也經不起三十載的捶打捶打，怕早已忘了他吧，雖然他不能忘記。
當晚在旅館的枱燈下，他這樣結束自己的日記：“這世界，來時她送我兩件禮物，一件是肉身，一件是語文。走時，這兩件都要還她，一件，已被我用壞，連她自己也認不出來，另一件我愈用愈好，還她時比領來時更活更新。縱我做她的孩子有千般不是，最後我或許會被寬恕，欣然被認做她的孩子。”
一九七六年十月追記
“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我對朋友這麼説過。
大陸是母親，不用多説。燒我成灰，我的漢魂唐魄仍然縈繞着那一片后土。那無窮無盡的`故國，四海漂泊的龍族叫她做大陸，壯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難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還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龍族。還有幾千年下來還沒有演完的歷史，和用了幾千年似乎要不夠用了的文化。我離開她時才二十一歲呢，再還鄉時已六十四了：“掉頭一去是風吹黑髮/回首再來已雪滿白頭。”長江斷奶之痛，歷四十三年。洪水成災，卻沒有一滴濺到我脣上。這許多年來，我所以在詩中狂呼着、低囈着中國，無非是一念耿耿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會魂飛魄散，被西**淘空。
當你的女友已改名瑪麗，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薩蠻》？
朝代來來去去，強加於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親：我們只聽説有文化，卻沒聽説過武化。要動用武力解放這個、統一那個，都不算文化。湯瑪斯曼逃離納粹，在異國對記者説：“凡我在處，即為德國。”他説的德國當然是指德國的文化，而非納粹政權。
台灣是妻子，因為我在這島上從男友變成丈夫再變成父親，從青澀的講師變成滄桑的老教授，從投稿的“新秀”變成寫序的“前輩”，已經度過了大半個人生。幾乎是半世紀前，我從廈門經香港來到台灣，下跳棋一般連跳了三島，就以台北為家定居了下來。其間雖然也去了美國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雙城記》不在巴黎、倫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為家，在城南的廈門街一條小巷子裏，“像蟲歸草間，魚潛水底”，蟄居了二十多年，喜獲了不僅四個女兒，還有滿屋子的書。及至晚年海外歸來，在這高雄港上、西子灣頭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載。廈門街一一三巷是一條幽深而隱祕的窄巷，在其中度過有如壺底的歲月。西子灣恰恰相反，雖與高雄的市聲隔了一座山，卻海闊天空，坦然朝西開放。高雄在貨櫃的吞吐量上號稱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風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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