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華活頁文選》上的一篇文章。雖然字數少，但是很有紀念意義。
本文主要講述梁實秋在世時，筆者與他同桌進餐，發現患有糖尿病的樑並未接觸任何含糖或澱粉的食物，而是要了一份既有糖又有米的“八寶飯”。原來他知道自己有喜歡的“八寶飯”，所以特別剋制，打算把“名額”留給喜歡的。
作者闡述了閲讀和工作中的“收穫與付出”原則。“獲得”和“給予”往往是相對的。當我們選擇其中一個的時候，往往不得不放棄一些東西。就像梁實秋先生，他決定吃最後的八寶飯，所以在面前特別剋制。
最能體現這一點的是：如果不想少玩一分鐘，更努力學習；我想取得好成績，但不想犧牲自己的發揮時間。手機開着看書，一邊玩一邊擔心作業，怎麼能成功？結果我玩不好，錯過了學習。這句話讓我明白了，無論做什麼，都只有一心一意才能學好。
看完這本書，我學會了一心一意地做事，這樣我就能很好地完成它們。適當安排時間是必要的。玩的時候要玩的開心，放鬆自己。回去上課的時候要認真，小心，全力以赴。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這樣你才“有資格玩”。相反，玩的時候忘了時間，忘了考試，回到書本上依然不能振作的同學，是做不好的。總結起來就是：成功=適度輕鬆，一切努力，目標，計劃。失敗=邊玩邊學，邊學邊玩。上癮=犧牲。先苦後甜。
前兩天，我看了一本叫《王子與貧兒》的書，它是美國作家馬克。吐温的童話式小説，令我難以忘懷。
那是在16世紀，英國倫敦的王宮裏一位名叫愛德華的小王子誕生了，在同一天，一個叫湯姆的孩子也在垃圾堆一樣的大院裏出生了。王子在王宮中過着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湯姆卻每天在街上乞討，吃不飽，連衣服也破爛不堪。可憐的他還常被喝醉酒的父親一陣好打。兩個同年齡的孩子過着不同的生活。
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們兩相遇了，在好奇心的驅動下，他們互換了衣服，就這樣兩個相貌極為相似的男孩，互相交換身份，也換了命運。王子愛德華成了貧兒湯姆，貧兒湯姆變成了王子愛德華。
後來，湯姆接替了王位，成了國王。體驗過貧苦生活的湯姆廢除了許多殘酷的刑法，修訂了許多合理的法令，讓國民過着幸福的生活。而真正的王子愛德華卻生活在民間，受盡了磨難。他體驗到了人民的辛苦和不易。
在一次國王的遊行會上，湯姆和愛德華又互相換了身份，把王位還給了愛德華。
這本書讓我想到了湖南電視台播放的《變形計》，這個節目請的主要是分別在農村和城市的兩個孩子互相換一下身份，換一下環境去生活一段時間。讓孩子們知道自己生活以外的一些東西，體驗不同的生活感受。讓他們更懂得人間的冷暖。更加成熟，能好好的珍惜所擁有的生活，發奮圖強。
這難道不是現代版的《王子與貧兒》嗎?
我相信你對海倫凱勒有很多要説的。她一定給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海倫凱勒是一個殘疾婦女，但她培養了自己美好的生活。她是美國著名的殘疾人社會活動家。在她出生在美國的第19個月，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奪去了她的視力和聽力，讓她一生都生活在一個黑暗而寂靜的世界裏。在普通人難以想象的黑暗孤獨的生活中，但在安妮莎莉文老師的支持、鼓勵和幫助下，她對原城區的生活充滿信心，重新點燃了生活之火。她以堅強的毅力，克服了失明的痛苦和失聰的障礙，積極投身於快樂的學習、生活和生活。
還記得嗎？四年級的時候，我們學了一篇課文《生命，生命》。她帶着一顆種子堅強地在沒有土壤的環境中長大，用獨特的心跳安慰自己……要麼乖，要麼繼續！它也鼓勵我們永生，激發我們對生活的熱愛。1959年，由於海倫對盲人福利的無私奉獻，年輕的聯合國為她舉行了盛大的表彰儀式，向她致以崇高的敬意。而這背後，你知道海倫凱勒是怎麼和外界對話的嗎？她10歲左右才能説簡單生活的語言，但聽不到別人説什麼。用手指寫在她手上，讓她知道你想説什麼。她堅持這樣艱難的生活。你知道她活了多少年嗎？這是一個難以想象的答案。她活了87年。
我知道1967年，海倫來到這裏，什麼也做不了。也就是在這一年，她停止了呼吸，安詳地死去。這就是人們對這個女人的評價。她一生都在向世人證明，“殘疾”不等於“無能”！
這樣堅強的人難道不值得我們欣賞嗎？
書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大羣烏鴉棲息在沈家左側的一棵菩提樹上。起初，沈對恨之入骨。但是有一次，沈把小烏鴉從紅嘴藍喜鵲手裏救了出來。然後沈去打獵，烏鴉救了沈。後來，沈與烏鴉和睦相處。一天晚上，當沈呆在家裏的`時候，他聽到烏鴉在大聲地叫。他覺得有些奇怪，就離開了家，留在村長家。結果房子很快就塌了。之後烏鴉就消失了。
在這個故事裏，一直被人類視為不吉利象徵的烏鴉，是那麼深情，那麼正義。如果烏鴉不肯鳴笛救他，沈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相反，長相豔麗的藍喜鵲利用人的危險去攻擊別人，內心極其惡劣。
不要以貌取人。如果把這件事帶入我們的生活，把紅嘴烏鴉和藍喜鵲當大人看待，我們身邊的這些人和這些事算不算？如果脱掉華麗的外表和語言的偽裝，裏面是什麼？
我們身邊，像一隻烏鴉，沒有美麗的容顏，卻有很多懂得報恩的人：日夜堅守崗位的警察叔叔；拋開冰冷酷酷的部門，默默為社會清潔買單的清潔工爺爺；給我們知識的老師；也有我們的父母，在我們出生的時候就註定要努力一輩子。這些默默付出的人，從來不在乎別人説什麼，卻依然堅守崗位，盡職盡責。這是多麼崇高的精神和堅定的信念啊！這不就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嗎？
讓我們擺脱所謂的虛榮和偽裝，用自己的力量站在每一個班次上，用我們的力量證明我的力量！
激動之下，我打開了一篇古典文學中題為《赤壁之戰》的文章，名為《三國演義》。本文選自羅貫中的著名小説《三國演義》。故事發生在東漢末年。曹操的詭詐，劉備的卑微孫子，孔明的謹慎，周瑜的小心眼，每個人物都有不同的性格。作者描述的很透徹，細細品味，讓讀者彷彿進入了一個境界。孫權、劉備會師，率軍在赤壁與他們交戰。
黃蓋獻火攻，周瑜、黃蓋連擔風險，然後令蔣幹送詐書。後來，赤壁被燒，曹駿受了無數的傷，只好丟下頭盔狼狽逃竄。曹操，你為什麼輸得這麼慘？是兵力不夠嗎？你的八十萬大軍打不過孫權的三萬大軍嗎？會在瞬間消失嗎？軍隊士氣低落嗎？我想你曾經破袁紹，斬呂布，一路高歌。也許你輕易相信人，先靠周瑜的計謀，再靠蔣幹的詐書。
曹操曹操，讓你疑神疑鬼，逃不出周瑜的一系列詭計；也許是因為你是遠方的老師，一路跋涉，疲憊不堪，周瑜完全是在等待工作；也許你們是陌生人，周瑜有長江天險，會牽着你的鼻子走；可能你太低估敵人了；如果人多周少，你就贏了；也許你的士兵都是北方人，不懂水性。雖然是陸地上的精英老師，無敵無敵無敵，但一旦到了長江這樣的大河，就成了烏合之眾；可能孔明太聰明，東風對周郎感興趣。可能。曹操，你的失敗給現代人留下了很多疑問。至今很多人還在爭論。你的失敗是必然的還是天意？
迄今為止唯一一本白話正説明朝大歷史——明朝那些事兒。
從窮苦卑賤的放牛娃，到被送到佛教寺院做小行童，當雜差，再到成為統領百萬人馬的元帥，再到即吳王位，建立大明，萬人之上。朱元璋，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一個軍事、認識管理天才！
童年。他的童年黯淡無光，為了吃飯，從小便要去給地主放牛；他出自佃農之家，他們和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可親人死後，竟沒有一塊土地可以讓他們入土為安。為了吃飯，他跑去當了和尚，做小行童，做雜役，做那些最苦最累的活，去最貧瘠的地方化緣。直到他忍無可忍，參與了造反。
造反。他本想安安穩穩的度過這一生，而一封信，卻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因為那封信，他被逼上了絕路，走投無路之時，他投奔了濠州城池的守衞者郭子興，開始了他傳奇的一生。他憑藉着自己出色的才能，歷經坎坷，當上了元帥，勝仗無數。通過連年征戰，滅掉了元朝，即吳王位，建立了大明，從放牛娃變成了萬人之上的皇帝。
稱帝。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結束了名族等級制度，在位期間，為了緩和尖鋭、複雜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的矛盾，實行了抗擊外侵、革新政治、發展生產、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於社會前進的政策，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強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
他，出身貧寒，也沒有很高的文化，就是這樣一個人，後來竟成為一位很有作為的皇帝，民間關於他的傳説很多，所以他也是一位傳奇皇帝。他就是，朱元璋。
貧兒湯姆從小過着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貧困生活，幻想着自己能有一天當上富貴的王子，而愛德華因厭倦死板、空虛的宮廷生活，也幻想着能到民間嚐嚐作貧兒的滋味。於是有一天，他們交換了身份，開始了新的生活。
通過這個童話情節，小説首先用鮮明的對比手法，展現了勞動人民生活的極端艱難困苦和統治階級生活的極端豪華奢侈。在此同時，小説還鮮明地表明瞭人生生來平等的民主主義思想和環境決定人物性格的唯物主義觀念。 湯姆並非天生就只能當貧兒，愛德華也不是生來就只能當王子，全部的不同只在服飾和地位。愛德華就曾跟湯姆説：“要是我們光着身子走出去，誰也分不清哪個是你，哪個是我!”的確，當貧兒穿上王子衣服時，大家都把他當成王子;而愛德華穿上貧兒衣服後，大家便認定他是貧兒，這裏既沒有什麼“天生富貴”，也沒有什麼“天賦王權”，問題的關鍵只在穿什麼服飾和處在什麼地位。
不僅如此，湯姆在穿上王子衣服，被人推上王位後，便立即頒發仁慈的法律，釋放無罪的囚犯，否定封建法律的荒謬，指責宗教裁判所的草菅人命，成了被萬民擁戴的開明君主。而愛德華在穿上貧兒衣服後，也能在重新當上國王時廢止酷刑，昭雪冤獄，頒佈新法，以改善人民的處境。這是他倆突然心血來潮或良心復甦嗎?不，這是環境對人物性格的客觀影響，是健康、樸素的人民生活對人的改造作用。湯姆從人民中來，健康、樸素的人民生活使他從小就具有善良、正直的品質和同情苦難、嫉惡如仇的性格。而愛德華從王宮走到人民中去以後，受人民生活的影響，也逐漸具有了跟統治者截然不同的品質和性格。
小説雖然取材於16世紀英國，但讀者從小説所描寫的人民大眾的苦難生活，很自然會聯想到19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勞動人民的艱難處境;從小説所描寫的統治者的為所欲為，很自然會聯想到當時美國資產階級政府的專橫欺詐;從湯姆和愛德華交換身份後的思想言行，也很自然會聯想到深刻的種族歧視。因此，小説雖然取材於16世紀英國，但其批評的矛頭是指向19世紀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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