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開卷有益”，這是紙質媒介流行年代讀者眼中最好的的宣傳語。讀者們在這樣論調的影響下開始硬着頭皮閲讀某些大部頭著作，把這種行為視做是進身的砝碼。“修身齊家平天下”是讀書的宗旨。“學而優則仕”是讀書的目的。所以“頭懸樑，錐刺骨”是激勵讀書人刻苦攻讀的最佳理由。更何況：“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連皇帝老兒都這樣説了，那儒生們自會寒窗苦讀去博取功名了。科舉制度蒐羅天下文人士子的做法讓封建統治者既找到了治理天下的人才，也把一些對貴族統治構成威脅的文人們羅進書籍的典堂而無瑕他顧。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這樣的讀書總歸是一種政治化，制度化的產物。
其實，倉頡造字的時候可沒想到書寫會呈現這樣一種歷史狀態。結束結繩記事階段的人類應該用文字書寫屬於人民的輝煌歷史。“文字出，泣鬼神”的文字是隸屬於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的基石，許慎的《説文解字》只是從文字學的角度對漢字進行了形象而深入地解説，至於這些漢字在哲人手中排列組合將出現怎樣的哲理，對世人百姓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完全是百家爭鳴，百口置喙的事情。筆墨官司皮裏春秋是造字者和説字者無法也不可能解決的問題。書寫什麼書稿，引導讀書人走向的是凌駕於文字之上的思想家。
掌握書寫技能的讀書人，開始關注周圍人羣的生活，在反思社會人羣的種種作為之後，通過自己獨到的觸角記錄和評判這些現象，前後相襲，形成書稿文章，以至於文化，教化天下。在經歷進化和淘汰的自然機制作用後，部分優秀的書寫者脱穎而出，成為思想大家，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流傳後世，澤被全國甚至全球是當今學術界公認的事實。而大部分書寫者只能步他人後塵或者另闢蹊徑，以另類的身份自居。文章是統治者所管轄的，什麼樣的社會，需要什麼樣的文章。需要什麼樣的文風，那都是最高統治者的一句話。
在這樣的態勢下，讀書人的視野開始狹窄化，專業化。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漢代的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再到隋唐的科舉取仕，經歷朝政干預的讀書人自然會成為朝廷的服務者，成為官吏的候選人。四書五經是讀書人的首選。在這種選拔制度下，一些社會的蠹蟲應運而生。他們把科舉制度作為人生的跳板作為博取功名和富貴的橋樑。於是，讀書人開始戴上鐐銬起舞，成為刀尖上的小丑。歷代文人刀吏都是這樣搖尾乞憐的哈巴狗，為奴隸地生存並沾沾自喜於主子的點滴恩賜。這點，在蒲松齡《聊齋志異》詼諧幽默的故事裏以及魯迅雜文犀利有力的評議中世人已經瞭解的非常透徹，這裏就不一一贅述了。
這種讀書法，苦了一代代汲汲於富貴的讀書人。也養肥了一代代的這樣的讀書人。
與此不同的是還有部分人讀書人不是這樣思考問題的，他們讀書的方式也是決然不同的。
有一部分讀書人的性靈未被僵硬的封建禮教或“理學”規矩所拘泥，他們是結合自己心性去讀書和寫作的。許多文章寫作者的本意不是要在金鑾殿裏得到功名，也不是要應時應世應景而作，而是完全從自然的、人倫的、情感的真實角度出發，去閲讀和書寫契合自己性靈，屬於自己的那片天空或那段歷史。這樣的讀書人雖然是官場文化之外的零餘人，但他們卻對中國文學的繁榮發達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建安七子的狂疏與放達，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的讀書，李白的遊覽名山大川之讀書，明代性靈派公安派文學流派的興起都是這種讀書方式的沿襲與繼承。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一種讀書方式，許多知識不走出書齋是無法獲取的。“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非躬行”就是告誡讀書者不要盲從於書上的結論，應該結合自然、社會去讀書，把僵硬的知識轉化為有用的技能，應用於人羣，服務於國家。徐霞客是歷史上著名的地理學家，他的著作就是在野外考察中著述的。
“實踐出真知”脱離了自然規律和社會生產實際的知識並非真知灼見。只有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在實踐中及時總結經驗教訓，並上升到理論高度的知識才能廣泛地應用到社會生產實踐中，指導社會生活。這種讀書方式是最為實效有用的讀書方式，毛澤東同志就是運用這種讀書方式而成就了千秋偉業。在馬背上讀書，在長征征途上讀書，在指揮軍事鬥爭的間歇裏讀書，在治理國家的空當中讀書，在讀書中融進自己的智慧，結合實踐，寫出指導中國人民前進方向的理論鉅著。書生本色是讀書，書外人生非書蠹。這是讀活書，活讀書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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