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晏殊 〔宋代〕
家住西秦。賭博藝隨身。花柳上、鬥尖新。偶學念奴聲調，有時高遏行雲。蜀錦纏頭無數，不負辛勤。
數年來往鹹京道，殘杯冷炙漫消魂。衷腸事、託何人。若有知音見採，不辭遍唱陽春。一曲當筵落淚，重掩羅巾。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晏殊遷升為戶部尚書（戶部長官，屬三司），以觀文殿大學士的官銜做了永興軍的長官。這首詞作於晏殊知永興軍任上，此時晏殊年過六十。被貶官多年，心中不平之氣，難以抑制，假借歌者之名一吐心中的抑鬱之情。
譯文
我家住在西秦，開始只是靠小小的隨身技藝維持生活。在吟詞唱曲上別出新裁，翻新花樣。我偶然學得了念奴的唱腔，聲調有時高亢能遏止住行雲。所得的財物不計其數。沒辜負我的一番辛勞。
數年來往返於鹹京道上，所掙得的不過是一些剩灑冷飯。滿腹心事，該向何人去訴說？若得知音賞識，我不會拒絕為他唱那些最難最高雅的歌曲。唱完一曲後我在酒宴上當眾落下淚來，再次拿起羅帕掩面而泣。
註釋
山亭柳：詞牌名，晏殊是宋詞中第一次用平聲韻填寫此調的作者。
晏殊小詞一向並無標題，這首詞以《贈歌者》題名是一種例外。
西秦：地名，在今甘肅省榆中北。
博：眾多，豐富。
花柳：泛指一切歌舞技巧。 鬥：競爭。
念奴：唐代天寶年間著名歌女。
高遏行雲：《列子·湯問》說古有歌者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遏，止。
蜀錦：出自蜀地的名貴絲織品。 負：辜負。
‘數年”二句：杜甫《贈韋左丞》詩：“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漫：枉，徒然。
採：選擇，接納。 《陽春》：即《陽春曲》，一種屬於“陽春白雪”的高雅歌曲。
全詞通過一個歌者年老色衰遭遺棄的悲慘命運，道出封建社會千千萬萬被玩弄、遭遺棄的歌女藝妓的共同心聲。
上片通過描寫紅歌女年輕時的盛況，反襯出年老的失意。
“家住西秦，賭博藝隨身。”是歌女的語氣自信而又自負。“家住西秦”是寫實，因為下面有“數年來往鹹京道”的句子，歌女當是住陝西附近。“賭”是比賽競爭之意。這兩句是歌女述說自己的出身，自言具有多種浪漫的藝術技能，敢和人比賽競爭。
“花柳上，鬥尖新。偶學念奴聲調，有時高遏行雲”，仍然是歌女十分自負的口氣。“花柳上，鬥尖新”之“花柳”代指一切歌舞藝術才能技巧。“鬥”，仍是競賽之意。“尖”，是高處，是過人之處。“新”，不是陳陳相因的舊套。合起來，這是歌女說自己多種藝術才能上敢和大家競賽，並且比別人高超，新穎獨創，絕不流俗。
“偶學念奴聲調，有時高遏行雲”，是具體形象地誇述自己的才能如何。“偶”，有隨便之意。“念奴”是唐天寶年間有名的歌女。詞中歌女似乎自豪地訴說：我偶爾隨便一唱當年念奴曾經唱過的歌，能讓天上的行雲停住，聽我歌唱，足見我唱得有多麼美，多麼動聽。“高遏行雲”，語出《列子·湯問》，說古有歌者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這幾句，當是失意時回憶當年得意情事所言，所以，每一句自負的話後面，都有一種反襯中的失意悲慨。自負的口氣，實是自負的不平。
“蜀錦纏頭無數，不負辛勤”，寫當年得意之時，歌聲一發，令眾人傾倒，博得賞賜無數，不辜負自己多年的辛勞。“蜀錦”，是四川的絲織品，當時很名貴，古時歌女多以錦纏頭，因借“纏頭”之名指稱贈與她們的財帛。
下片描寫歌女年老色衰後所遭逢的冷遇，抒發詞人對她的無限同情。
“數年來往鹹京道，殘杯冷炙漫消魂”，是失意後淒涼冷落境遇的寫照。從詞裡的“西秦”、“鹹京道”地點上看，當是晏殊被貶知永興時，慨嘆自己的不平境遇而作的。可見作者這首詞確有“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之寓意。這首詞的整個口吻都寄託著感慨。“殘杯冷炙”語本杜甫《贈韋左丞》詩：“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殘懷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此處寫歌女境遇如此可悲，令人“消魂”。
“衷腸事，託何人？”歌者因為封建社會女子沒有獨立的地位，盼望能找一個可以終生相托的人，盼望找到一個足以託身的所，可以安身立命，終生為之奉獻而不改變。“衷腸事”，是指內心的事，這裡是指終生相托的大事。
“若有知音見採，不辭徧唱陽春”，仍是以歌女的口氣自述：假如有一個知我心的人“見採”（“採”，選擇、接納），那麼我將唱盡高雅美好的《陽春白雪》的曲子，把一切最美好的東西都奉獻給他。這雖然是一個歌女的口吻，但又體現了一箇中國舊知識分子、封建士大夫的報國之情。這裡的“若有知音見採”之“若有”是實無，也就是悲嘆找不到知音。
“一曲當筵落淚，重掩羅巾”了。可以想象得出，這個歌女酒筵前唱歌，想起當年得意之時的滿堂彩聲，眼下卻這樣悽清冷落，不禁當即流下了眼淚。而當時這個筵席前，作者由歌女之悲哀，引起了自身遭貶受逐，客居外鄉的悲傷。晏殊所託喻的是歌女，而歌女內心即使有悲哀，眼中有淚水，也要“重掩羅巾”，不能讓人看到。“重掩”，是屢次流淚，屢次擦乾。每次感到悲哀，都要強作笑顏，其悲哀就更為深重了。
這首詞在《珠玉詞》中是別具一格的。從思想內容看，它一反以往流連酒歌的生活、相思離別的閒愁、風花雪月的吟詠，而是反映了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歌女的不幸命運，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從作品的風格來說，也一反以往的雍容華貴、閒雅圓融，而變得激越悲涼。這一轉變或許與作者罷相知外郡的境遇有關，雖則詞中沒有象自居易的《琵琶行》明寫“坐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但讀者仍可以看出作者借歌女之酒杯澆自己塊壘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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