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不長也不短，聽説澳大利亞人史什麼的，寫了個《紅星照耀中國》，我特地調查了一下。也算是對自己的一種負責吧，因為出版了這麼重要的一部書，裏面肯定有什麼值得關注的地方。
所謂的紅星，就是指原星，好象是上帝遺棄的一粒塵土，偶然間變成了一顆孤獨的恆星。那麼紅星為什麼會照耀中國?原來是指宇宙輪迴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裏，許多曾經失落的文明，都被世界末日給淹滅了，宇宙裏只留下上帝遺棄的塵土，隨着末日的曙光在不斷地走向輝煌。這些紅巨星，象徵着什麼?它象徵着孤獨世界留給我們的一絲氣息，透過宇宙的天窗，我們可以看到世界在向我們招手。如果我們不坐以待斃，那麼我們就無法越過這座孤獨的城堡，去尋找自己心中的聖地。世界留給我們的時間太少了，很多時候，我們都無法去想像紅星是什麼樣子，究竟有什麼值得我們去創造這個世界，或者去改變這個現實。
我常常想，紅巨星它會是個什麼樣子，它會不會象我們的地球?答案是肯定的，這個世界上肯定有地球的影子，只不過它會在哪裏出現，才是我們的研究範圍。首先它肯定已經存在了至少五十億年，與我們的星球同時誕生，不過它不是空心的，而是實心體，象一個出頭的巨人一樣，帶領着一條星系在孤獨的宇宙中前進。這是可以肯定的，只是這個紅巨星，還有沒有同胞兄弟?答案是可以肯定的，只是兩者之間的距離太遠了，根本無法去丈量。()
那麼在紅星之間有什麼?應該是一顆光輝的太陽，這顆太陽可能已經有二百億年了，它與紅星是陰陽相照的。在太陽為中心的邊緣，在同樣五億年前(合現在約為30年)，會出現一個小小地球，面積大概相當於5100多平方公里吧，這就是人類目前已知最遠的地球了。而且這顆地球，能不能夠在75年的時間內躲過浩劫，還需要我們人類的不斷地探索和追求，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實現的。也祝願我的同行，能夠取得勝利。
這本書讓我想起了《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和愛麗絲夢遊仙境，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對斯諾來説，那次紅色中國之旅是他生命中僅有一次的神奇體驗。一個外國人，竟然和萬里之外東方古國的農民、戰士、革命領導人有了聯繫，產生了羈絆，這大概就是一期一會的緣分吧。
至於我，我彷彿也跟着斯諾一道，走進大西北的窯洞，看見一頂頂帽子上的閃閃紅星。外國讀者讀本書，會讚歎，會驚訝，會滿足好奇心。而對我來説，這就是曾經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真真切切的故事，先輩們的故事，我們是他們結出的果實。
斯人已乘黃鶴去，白雲千載空悠悠，他們歡笑，流淚，戰鬥過，現在接力棒傳到我們手裏了。
生命旅程，願智慧之光照耀一生。"
《紅星照耀中國》，一本真實描述紅色中國的著作。埃德加斯諾以他充滿熱情和生動的筆觸，記述了日漸成熟的中國共產黨的一點一滴，描繪了堅忍不拔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戰士，英勇卓越的革命鬥爭，以及熠熠生輝的革命理解。大到毛澤東對抗日戰爭的著名論斷，共產黨的基本政策，小到黨員和民眾的言行舉止，構成了傳神而又立體的影像，令讀者無不身臨其境，為之動容。作品沒有過多的政治説教和歌功頌德，寫得富有生活氣息，很有趣味，讀來輕鬆愉快，再現了當時的社會風貌和精神風貌。
那個時代的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偉大的傳奇。或許他們十分孤獨，但卻在幽暗的歷史隧道中閃閃發光。時間會印證真相，功過有後人評判。
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侵略者的鐵蹄踐踏着國土，而當權者卻打着“攘外必先安內”的旗號，把屠刀指向人民。整個中國都處於水深火熱，這種時候迫切需要有人，站出來挽救危局，這個人無疑是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越來越多的人義無反顧，前仆後繼地參加革命，參加共產黨(尤其受此書影響，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奔赴中國戰場)。正如夏明翰詩所言，“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因為這是一個有理想的政黨。
而共產黨是人民的隊伍，得民心者得天下。共產黨的勝利，從某個角度折射出當時藴藏在民眾思想裏的智慧之光，這是正義的力量，也是中國的希望。
在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爭取解放，支持獨立的道路上，艱苦卓絕的崢嶸歲月，遺忘及背叛!
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的報告文學《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2018年度第21本讀物。董樂山翻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6月版，30萬字，475頁。
這本書的插圖照片，清晰度不及新華出版社1984年8月版的《紅星照耀中國》;但新版的印刷質量明顯勝於老版本。兩個版本都是董樂山的譯本。
上個世紀80年代末，我曾經懷着一顆激動無比的心，讀過《紅星照耀中國》，今天再次讀來，仍然是震撼無比。喜馬拉雅聽書軟件上葉護羅的演播也聲情並茂，讓人感動。給五星+。
斯諾當時在書中講到的那些所見所聞，可能有一定的誇大成分，但肯定都是事實。訪問蘇區長達4個月，紅軍讓斯諾隨便看、隨便寫，但類似江西蘇區內鬥、張國燾分裂等事件，並沒有主動告訴他，家醜不外揚麼。
不誇張的説，斯諾《紅星照耀中國》這樣的書，到今天仍然不過時。我們的宣傳機關，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多多的向當代青年推介，不僅僅毛粉要看，果粉更應該仔細看看。畢竟一個美國人的口中眼中的紅軍，一個美國人眼中的毛澤東，一個美國人眼中的蔣介石，比我們自己宣傳的更加讓多疑的當代青年信服。
這本書至少可以給當代的青年確立幾個印象：
一、毛澤東是蘇維埃真正的掌權人物。
斯諾説：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勢力範圍內的影響，今天(指1936年6月)大概比什麼人都要大。在幾乎所有組織裏，他都是一位委員——如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政治局、財政委員會、組織委員會、公共衞生委員會，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實際影響是通過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發揮出來的，因為政治局有着決定黨、政、軍政策的大權。
不過雖然每個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沒有——至少現在還沒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從來沒有碰到過一箇中國共產黨人，口中老是叨唸着“我們的偉大領袖”。我沒有聽到過有人把毛澤東的名字當作是中國人民的同義語，但是，我卻也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不喜歡“主席”——每個人都這樣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
斯諾是1936年6月到達保安的，當時紅軍剛長征到達陝北不久。當時的斯諾就在書中講到毛澤東是蘇維埃真正的掌權人物。而王明1938年回國與毛澤東爭當領袖角色的事情，還在2年之後。兩年後的所謂王明爭權本身就是個笑談，王明怎麼可能是對手?但毛澤東為了平息紛爭，派了任弼時去莫斯科彙報並徵求共產國際的意見，這個人選絕好，第一任弼時是蘇派人物，莫斯科信任他;第二任弼時又是鐵桿毛粉。結果自然明瞭。
同時斯諾的書也側面證明了毛澤東的確是遵義會議之後就早早確立了領導地位的。
可惜斯諾最佩服最珍重的不搞英雄崇拜這一點，沒有幾年就變樣了。個人崇拜隨着革命勝利而悄然流行，而且越演越烈，到中達到了登峯造極的程度。
二、彭德懷的孝道觀
彭德懷在接受斯諾採訪時，談到了孝道，説孩子是父母尋歡作樂的產物，認為孩子也不必要對父母盡孝道。
尋歡作樂固然不假，可這正是大自然賦予生命的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如果沒有快樂，人類將怎樣傳承?而且十月懷胎的辛苦、十幾年的養育之恩，又是怎麼可以一筆勾銷的呢?
無論如何，作為紅軍的首腦人物，這樣的話太不負責任。彭一生沒有後代，下場也不好，隱約中存在因果。
三、斯諾眼中的蔣介石
滿書基本上找不到一句讚揚老蔣的話，斯諾的筆對蔣介石滿是譏諷、鄙夷。我想應該有如下幾個原因：
其一，不管不顧、一心一意打內戰，這不僅僅讓斯諾這個外國人無法理解，我們當代人同樣覺得疑惑;難道寧予外邦、不予家奴，真的是我們民族的傳統嗎?
其二，對日本人的苟且。無論在抗戰前、抗戰期間、還是抗戰以後，老蔣對日本人的苟且恭敬態度，的確讓人匪夷所思。
其三，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斯諾在外表繁華內裏骯髒的上海、落後的西北，所見所聞都是貪官污吏、餓殍遍野，在這樣的內憂外患並存的情況下，老蔣作為一個國家的領袖，仍然要打內戰，的確有罪。
順便説一句，書中講到，蔣介石對大將徐海東家鄉的慘絕人寰的屠戮，固然説明老蔣是個慘無人道的傢伙，同時也説明這傢伙不是一個智者，他根本不懂得老子《道德經》的奧祕。紅軍的強大戰鬥力，其實是有老蔣的一份功勞的，他徹底斷了一切革命者的後路，革命者只能勇往直前。
不知道如今那麼多的果粉，看了這樣的情況，會怎樣的去評價他們崇拜的蔣委員長。
四、民國時期的人民生活慘景
“死亡與捐税”篇，一個外國人真實記錄了當時的民國時期的人民的悲慘生活。場面之慘烈，讓今天的人們感到震驚;蔣介石政府的貪婪讓人震撼。杜甫説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殘劇在蔣統區幾乎每天都在不斷地重複上演。由此斯諾也就明白了紅軍號召力那麼大的原因了。
這對那些今天在不斷美化民國的人是莫大的嘲諷。
附錄：埃德加.斯諾眼中的民國十八年西北大災荒
西北大災荒曾經持續約有三年(1928—1930)，遍及四大省份(陝、甘、寧、綏)，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訪問了蒙古邊緣上的綏遠省的幾個旱災區。在那些年月裏究竟有多少人餓死，我不知道確切的數字，大概也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了，這件事現在已經被人忘懷。一般都同意三百萬這個保守的半官方數字，但是我並不懷疑其他高達六百萬的估計數字。
這場災難在西方世界幾乎沒有人注意到，甚至在中國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數幾個中國國際賑災委員會的勇氣可嘉的人，為了搶救一些災民，冒着生命的危險到這些傷寒流行的災區去了。他們中間有許多中國人，也有一些外國人，如德懷特.愛德華茲、託德和一個傑出的老醫生羅伯特.英格蘭姆。我有幾天同他們一起，走過許多死亡的城市，跨過一度肥沃、如今變成了荒蕪不毛之地的鄉野，所到之處無不感到怵目驚心。
我當時二十三歲。我想我是到東方來尋找“東方的魅力”的。我以為自己是個冒險家，那次綏遠之行就是那樣開始的。但是在這裏，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驀然看到了人們因為沒有吃的而活活餓死。我在綏遠度過的那一段惡夢般的時間裏，看到了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餓死。
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一個辛勤勞動、“奉公守法”、於人無犯的誠實的好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這種景象真是令人慘不忍睹：掛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皺摺;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頭;他的眼光茫然無神;他即使是個二十歲的青年，行動起來也像個乾癟的老太婆，一步一邁，走不動路。他早已賣了妻鬻了女，那還算是他的運氣;他把什麼都已賣了——房上的木樑，身上的衣服，有時甚至賣了最後的一塊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搖搖晃晃，睾丸軟軟地掛在那裏像乾癟的橄欖核兒——這是最後一個嚴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來曾經是一個人!
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顱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像生了腫瘤一樣。女人們躺在角落裏等死，屁股上沒有肉，瘦骨嶙嶙，乳房乾癟下垂，向空麻袋一樣。但是，女人和姑娘畢竟不多，大多數不是死了就是給賣了。
我並不想危言聳聽。這些現象都是我親眼看到而且永遠不會忘記的。在災荒中，千百萬的人就這樣死了，今天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中國這樣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過新屍，在農村裏，我看到過萬人冢裏一層層埋着幾十個這種災荒和時疫的受害者。但是這畢竟還不是最叫人吃驚的。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許多這種城市裏，仍有許多有錢人、囤積大米小麥的商人、地主老財，他們有武裝警衞保護着他們在大發其財。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城市裏，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將，那裏有的是糧食穀物，而且好幾個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萬萬噸的麥子小米，那是賑災委員會收集的(大部分來至國外的捐獻)，可是卻不能運去救濟災民。為什麼?因為在西北，有些軍閥要扣留他們的全部鐵路車皮，一節也不準東駛;而在東部，其他國民黨將領也不肯讓車皮西去——哪怕去救濟災民——因為怕被對方扣留。
在災情最甚的時候，賑災委員會決定(用美國經費)修一條大渠去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員們欣然合作——立刻開始以幾分錢一畝的低價收購了灌溉區的所有土地。一羣貪心的兀鷹飛降這個黑暗的國家，以欠租或幾個銅板大批收購飢餓農民手中的土地，然後等待有雨情後出租給佃户。
然而那些餓死的人，大多數是在不作任何抗議的情況下死去的。
……
這方面的事實，已經得到你萬萬想不到的一個人士的生動的證實。我在這裏指的是斯坦普爾博士所提出的精彩報告，他是國際聯盟派赴南京政府擔任顧問的著名衞生專家。他的材料是這方面最精彩的材料。斯坦普爾博士最近在陝西和甘肅省的國民黨轄區進行了考察，他的報告所根據的材料除了向他提供的官方材料以外，也有他本人的觀察。
他指出：“公元前二百四十年據説有個名叫鄭國的工程師”在中華民族的搖籃、歷史上有名的陝西渭水流域“修築了一個能灌溉一百萬英畝土地的灌溉網，但是後來年久失修，水壩崩塌，雖然經常修築了新的工程，到清朝末年(1912年)，灌溉面積只有二萬畝不到”——約三千三百英畝!他弄到的數字證明：在大災荒期間，陝西有一個縣，死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另一縣死的有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據官方估計，單在甘肅一省就餓死二百萬人——約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要是官廳禁止囤積糧食，交戰的軍閥沒有干擾賑濟物資的運輸的話，這些人有許多是可以不死的。
這裏引述一段這位日內瓦來的調查人員關於紅軍到達以前在西北見到的情況的話：
在一九三○年災荒中，三天口糧可以買到二十英畝的土地。該省(陝西)有錢階級利用這個機會購置了大批地產，自耕農人數鋭減。中國國際賑災委員會的芬德萊?安德魯先生一九三○年報告中的下述一段話充分説明了該年的情況：
“……該省外表情況比去年大有改善。為什麼?因為在甘肅省內我們工作的那一地區，飢餓、疾病、兵燹在過去兩年中奪去了大量人口，因此對糧食的需求已大為緩和。”
許多土地荒蕪，許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別是甘肅，有“數量大得驚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一九二八到災荒期間，地主極其廉價地收購了土地，他們從那時候起就靠修築渭北灌溉工程而發了財。”
在陝西，不付土地税被認為是件體面的事，因此有錢的地主一般都免税，……特別可惡的一件事是：徵收在災荒期間外出逃荒的農民在此期間積欠的税款，在欠税付清之前，他們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
斯坦普爾博士發現，陝西的農民(顯然不包括地主，因為他們“一般都免税”)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高達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佔百分之二十”;“不僅捐税如此繁重驚人，而且估税方式也似乎很隨便，至於徵收方式則浪費、殘暴，在許多情況下貪污腐敗。”
至於甘肅，斯坦普爾博士説：
“在過去五年內，甘肅税收平均超過八百萬，……比中國最富饒的、同時也是收税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還重。也可以看到，這種税收的來源——特別是在甘肅——是不止一兩種主要的捐税，而是名目繁多的許多雜税：每種收集一小筆款，幾乎沒有一種貨物、沒有一種生產或商業活動是不收税的。人民實際所付税款要比公佈數字還高。首先，收税者可以從所收税款中保留一部分——有時是極大的一份;其次，除了省政府、縣政府所收税款以外，還有軍方領導人所徵的税，官方估計這在甘肅約有一千多萬。
造成人民負擔的另一個原因是地方民團，這本來是為了防範土匪而組織的，而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已墮落成為魚肉鄉里的匪幫。”
斯坦普爾博士引證的數字表明，民團的維持費高達地方政府總預算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當然，在維持大規模正規軍的負擔之外，再加上這一筆負擔就是很可觀的。據斯坦普爾博士説，正規軍的維持費佔去了甘肅、陝西兩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陝西遇到的一個傳教士告訴我，他有一次曾經跟着一頭豬從養豬人到消費者那裏，在整個過程中，看到徵了六種不同的税。甘肅的另外一個傳教士談到，他看到農民把家裏的木樑拆下來(在西北木料很值錢)運到市場上去賣掉來付税。他説，有些甚至是“富”農，雖然在紅軍到達之初態度並不友好，但也是無所謂的，而且認為“隨便什麼政府都不會比原來那個更壞”。
但是從經濟上來説，西北絕對不是個沒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許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產大大超過消費是輕而易舉的事，只要改進灌溉系統，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為“中國的烏克蘭”。陝西和甘肅有豐富的煤礦，陝西還有一點石油。斯坦普爾博士預言：“陝西，特別是西安附近的平原，很可能成為一個工業中心，其重要性僅次於長江流域，只需把煤田用來為自己服務就行了。”甘肅、青海、的礦藏據説非常豐富而很少開發。斯坦普爾説，單是黃金，“這一地帶很可能成為第二個克朗代克。”
這裏，肯定的説，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實行變革的條件。這裏，肯定的説，存在着人們要起來反對的東西，即使他們還沒有鬥爭的目標!因此，當紅星在西北出現時，無怪有千千萬萬的人起來歡迎它，把他當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徵。 但是紅軍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
——擇自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死亡與捐税》
這是自己第二遍讀這本書，卻給了自己更不一樣的感觸。正是這位勇敢的美國記者用客觀真實的筆端記錄了此前被世人諸多誤解的“紅色世界”，在那裏，儘管滿是貧瘠的物質條件和艱苦的鬥爭，但更多的是看到老一輩共產黨人的精神光輝，看到那些共產黨人所代表着的未來中國的希望。
真的細看了這本書後，你才會真真正理解為什麼那個時候成千上萬的人，尤其是年輕人都跟隨着一起幹革命。他們每個人都在為着民族的前途在奮鬥，那種意義感絕不僅是打土豪分田地所得的經濟解放。看完全書，你會不自然地想着那一輩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知今日生活的不易。當然，如今社會中也有新形勢下的種.種弊端和問題，在這個娛樂至死的年代，最應當學習的就是老一輩共產黨人的那種奮鬥精神，尤其對於年輕人來説，更應這樣。
《紅星照耀中國》讀後感(五)：最苦難的日子裏，最可愛的模樣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華民族正處於苦難之間，這種苦難來自於她的兩個收養的孩子的內鬥，和強大近鄰的覬覦。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黨章黨旨都源自西方，西方文化的舶來品在中國生根發芽，成為了在華夏大地爭奪統治權利的兩大黨派。即便在日本暴露出其對中華民族的強烈的侵略慾望時，兩黨依舊爭鬥不已。
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冒着生命危險，來到國民黨的胞弟的身邊，在斯諾的想法裏，這個弱小的政黨，將會在其兄弟面前會很快覆滅，斯諾由此可以得到一個結論：自己可能是見到他們的最後一個外國人。因此，這個即將失敗的政黨，也許會有一些被記錄的必要。
一九三九年六月初，斯諾正式踏上前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旅程。 不得不佩服一個外國人的勇氣，正如他自己在書中所説到的：“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難道不值得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嗎?我發現我同這個腦袋正好有些聯繫，但是我的結論是，這個代價不算太高。”我相信這種危險程度並沒有被誇大——在斯諾剛進入蘇區不久，外界就流傳出斯諾遇害的消息。
這種勇氣，在今天依舊值得稱讚。他在蘇區停留了四個多月，為我們帶來了價值極高的報告文學。得以讓我們在現在，通過一個外國人的眼睛，瞭解共產黨早期的模樣。
全書三十萬字，共分十二章，介紹了中共多位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徐海東、李德等人。斯諾注重於領導人們的私人經歷，因為在斯諾的採訪中發現，諸多中共領導人對於自己的經歷是不在意的，當他們成為一名蘇維埃主義者時，當他們參與到中國紅色革命的洪潮中去時，他們已經完全融入集體中去了，在他們口中再難聽到“我”、“他”等字眼了，他們的表述往往變成“委員會決定……”、“根據會議……”等等，似乎他們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已經在集體決議中得到充分體現了。斯諾每每刻意地詢問關於他們自己當時的看法，他們已經説不出所以然了。而且，斯諾也在中共領導人的身上發現了一些相同的特質：他們幾乎都是貧苦人家出生;他們從小便表現出抗爭精神;他們在身居高位的時候，依舊保持着平易近人的品質。這些特質使得斯諾如沐春風，並與諸多的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另外，書中也描繪了許多普通的紅軍戰士。個性各異，卻都淳樸可愛，保持着單純簡單的信仰。他們或許不知道什麼是馬列主義，但是，他們知道是誰分了土地打倒地主，他們願意跟隨這些人，去解放全天下受壓迫的農民。正是在這種純潔質樸的革命信仰下，他們爬雪山，過草地，追隨紅星踏過萬里長征。
書中也穿插介紹了紅軍的成長曆史和目前的形式和政策。從蔣介石發動的五次圍剿，到劉志丹在西北開創蘇區。我們都可以從這些記錄中感知到中共發展的不易與容易。“不易”來自於國民黨的鎮壓和打擊;“容易”來自於底層人民的支持和歡迎。在這麼多年的國共鬥爭中，紅區不斷的擴大，我們可以推斷出，易與不易，愈來愈取決於人民自己的選擇，而非執政黨的意願。中共能夠贏取人民的支持，在斯諾看來，主要是兩大政策的實施：土地改革，建立統一戰線抗日。在這兩點下，人民認識到了共產黨才是真正可以救國救民的政黨。
在書的最後，介紹到了斯諾採訪結束不久就發生的震驚中外的事件：西安事變。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扣留在西安，以兵諫的形式來要求蔣介石答應抗日的請求，建立統一戰線。斯諾將所有挖掘出來的細節全都詳細地敍述出來。以客觀的角度向人們展示了真實的歷史事件以及之後略顯荒謬的處理方式——我是指蔣介石為了顧及自己的顏面所做出的可笑行為。
斯諾的文字優美，風格詼諧，嚴肅的報告文學中也能透露出一點輕鬆，正經的紀實文學中也有着玩笑般的描述。在這種愉快地閲讀氛圍中，將那個年代的共產黨的形象刻畫得深入人心。
浮躁生活的我們，對當下的一切充滿了質疑與否定，我們似乎已經不是斯諾筆下生活在蘇區的那羣農民，對共產黨交口稱讚。但我們何妨，去讀讀這本書，輕鬆自在。看看最苦難的日子裏，它最可愛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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