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後中共黨史研究者最終確定中共“一大”召開的具體日期為1921年7月23日，準確還原記憶，給“七一”建黨紀念活動提供準確歷史事實的支持。習主席曾強調，我們黨歷來重視黨史學習教育，注重黨的奮鬥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鬥志、明確方向，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後不斷有當事人對之進行回憶和描述，1941年中共中央正式發佈文件明確規定七月一日為黨誕辰的紀念日，“一大”的召開成為中國共產黨正式誕生的標誌。
關鍵詞:黨史學習;“七一”建黨紀念;歷史記憶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重要講話中指出：“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是黨中央立足黨的百年曆史新起點、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動員全黨全國滿懷信心投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作出的重大決策。全黨同志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以昂揚姿態奮力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一百週年。”
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麼出發。在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的重大時刻，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在全黨集中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正當其時，十分必要。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誕辰一百週年紀念，作為一個經歷風雨、創造歷史的百年大黨，誕辰紀念正是其光輝歷程的最好見證。中國共產黨歷來注重自身誕辰的紀念，1941年中共中央正式發佈文件明確規定七月一日為黨誕辰的紀念日。事實上，就當時的認知而言，七月一日並非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日期，而其作為黨的正式誕生的紀念日卻影響深遠。因黨創建歷史的特殊性，加之距離當時已經相隔多年，革命戰爭年代又無暇顧及，難以保存相關檔案材料，因此“七一”建黨紀念日的確定，實際上正是黨出於紀念需要而“發明的傳統”[1]，這被黨的領導集體所認可並在黨內達成共識，逐漸產生廣泛影響。
客觀上，當時確定黨的誕辰紀念需要有確切日期，但並未明確該日即黨的實際成立日。建黨紀念背後的歷史記憶呈現出多元景象，親歷者對中共“一大”召開的具體日期也眾説紛紜。改革開放後，不斷有中共黨史研究者試圖揭開中共“一大”召開日期之謎[2]，更好地服務於誕辰紀念，相關研究也成為紀念黨的誕辰的重要方式。紀念日期或事件的選擇只是因誕辰紀念需要做出的抉擇，並不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這一具體、真實的歷史事實及其中藴含的偉大意義。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誕辰到來之際，回顧歷史，正確認識黨的誕辰紀念，理性對待黨成立的相關記憶，可以實現黨創建時的紅船初心、責任使命與新時代黨的新發展、新使命之間跨越歷史的對話，將歷史上的光輝燦爛不斷引入當下鼓舞人心，意義非凡。
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深刻闡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深刻闡明瞭開展主題教育的重大意義、目標要求和重點措施，為主題教育實踐指明瞭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浙江作為中國革命紅船起航地、改革開放先行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要萌發地，必須堅持高起點高標準高質量，彰顯主題教育的“紅船味”“浙江味”，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強的思想自覺確保主題教育的實踐效果。
“紅船精神”是浙江優秀文化精神的現實展現。“紅船精神”萌生於浙江、闡釋於浙江，展現出與區域優秀文化相交融的精神特質。浙江人素有主體自覺、開拓創新的精神品格。從先秦的范蠡、計倪，漢代的魏伯陽、王充，到宋明直至近代的各個學派和思想家，始終認為為學做事貴在開拓、創新。《宋史·地理志》將浙江人的文化氣質概括為：“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厚於滋味。善進取，急圖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可見，拼搏進取、開拓創新的文化因子自古至今流淌在浙江人血脈中。浙江人素有卧薪嚐膽、事上磨練的奮鬥精神。越王勾踐卧薪嚐膽、勵精圖治，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永嘉學派葉適、陳亮主張“事上理會，步步着實”，講求“開物成務”、事功成效。王陽明創立陽明心學，反對“冥行妄作、懸空思索”，提倡獨立自主、知行並進、事上磨練。黃宗羲主張“學貴履踐，經世致用”，倡導直面社會問題，解決民間矛盾，以求國泰民安。可見，浙江先民歷來反對坐而論道，崇尚從實際出發、事上磨練，這是浙江人矢志不移、奮鬥不止的精神源頭。浙江人素有飲水思源、熱心公益的奉獻情懷。被譽為“中華商祖”的范蠡勤勞致富，三聚三散回饋社會，是中國歷史上首位“富好行其德”的儒商。南潯“四象”之首劉鏞忙碌奔波、家財萬貫、富可敵國，卻自律甚嚴、生活節儉，賑災救難慷慨解囊、助貧濟困一擲千金；“八牛”之一陳煦元一生勤儉、熱心慈善，修築海塘、傾力救災，被譽為“陳善士”，獲“存世濟物”金匾。“寧波幫”開路先鋒嚴信厚興辦義塾、培養人才，捐資築路、扶貧助困。可見，行善積德、回報奉獻是浙江人內在的精神元素。
一、關於中共“一大”的早期記憶
中國共產黨的正式誕生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作為標誌。因革命年代的特殊環境及各方面條件的限制，“一大”代表們在會議召開時並未能刻意留下這一偉大時刻的歷史記憶，鮮有當時歷史資料存世，這造成了後來人們追溯“一大”召開具體日期時的困難。但實際上以中共“一大”召開日期作為黨的誕辰，正是黨在革命鬥爭年代為了進行紀念而做出的選擇，使黨的誕辰紀念有“一大”記憶為憑藉。
多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參會代表對“一大”的召開有不同回憶，並對這一歷史過程進行了細緻“描述”。目前所見最早關於“一大”的記憶敍述，應屬陳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該文最先於1921年8-9月連載於《廣東羣報》，後發表於《新青年》第九卷第三號，出版時間標為1921年7月1日，實際出版時間則在“一大”召開以後[3]。因有避險因素的考量，文字頗隱晦，其中涉及時間的敍述有如下文字:“因這三層原因，我於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滬。”[4]當時陳公博從廣州出發前往上海，故到滬的時間至少在幾天後，雖未明確具體日期，但畢竟去事不遠，屬即時性回憶與敍述，所言較為可信。之所以當時的與會代表並沒有刻意記錄下該重要歷史時刻的具體日期，主要在於當時歷史環境和當事人於歷史情境中尚沒有如此意識。即便是陳公博即時性的回憶也未留下具體日期的任何痕跡，但提供了較為準確的信息即中共“一大”召開於“七月十四日”以後。
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成長曆程中，“一大”召開後的幾年很少有人去回顧正在艱難中不斷髮展的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歷史，因此自然也沒有留下太多關於“一大”的記憶。1926年蔡和森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屬較早的“中共黨史”，其中也並未述及中共“一大”召開的具體日期問題。據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的研究，中國共產黨有意識回顧自身歷史並收集相關黨史資料，應肇端於1929年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設立的“中國黨史研究室”。該研究室主任為瞿秋白，同時他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講授中共黨史，並留有講稿《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他呼籲募集參加黨和革命鬥爭的回憶錄，以及參加重要會議的回憶錄。1929年的中共正面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相當複雜且困難的生存環境與政治局勢，迫切需要重新定位政黨身份與地位，制定黨的未來發展規劃與目標。於是，歷史記憶自然成為資鑑當下的重要資源。
二、“七一”誕辰紀念日的確定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宣傳工作和紀念活動的舉辦，在黨的創建之初即舉行有“五一”勞動節紀念等活動，藉此宣揚勞工神聖，向普通民眾宣傳馬克思主義。此後中國共產黨一直將紀念活動視為政治宣傳與動員的重要載體，但早期黨較少舉行與自身有關的紀念活動。直至1930年才有南昌“八一”暴動紀念日等活動的操辦，開始逐漸關注黨自身重要事件的紀念，包括廣州暴動、寧都暴動、“八一”暴動、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成立、《紅色中華》創刊等。1933年，中央蘇區正面臨國民黨第五次軍事“圍剿”，為了更有力地調動蘇區民眾保衞根據地，實現“擴紅”和籌款目標，中共隆重舉行了“八一”紀念。該年“八一”紀念更是成為此後黨相關紀念的樣板[5]。八月一日被當作“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後習慣稱之為“八一”節即建軍節[6]。後因全面抗戰爆發，中國共產黨發佈文件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不宜再舉行工農紅軍的建軍紀念，但“在軍隊實現巨大歷史任務轉變之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必須加以凸顯”，正是如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誕辰的紀念逐漸引起黨的高度重視。
1936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代表們以集會形式紀念黨的“誕辰”。陳潭秋在紀念會上發表了紀念講話，並撰寫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刊登在1936年《共產國際》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當然，此次“誕辰”紀念尚無特別政治意圖，更未明確紀念中共“誕辰”的具體日期。1937年7月1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上作題為“十六週年的中國共產黨”的報告，應有紀念的性質，但仍不是嚴格意義的建黨紀念活動。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報告(即後來成文的著名的《論持久戰》)，他説:“我們共產黨人，同其他抗戰黨派和全國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團結一切力量，戰勝萬惡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週年紀念日。為了使每個共產黨員在抗日戰爭中能夠盡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戰的必要[7]。”毛澤東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建立紀念日這一重要命題，將之定在“七月一日”，並與抗戰緊密聯繫。這為此後“七一”作為黨的誕辰紀念日確立了記憶載體。
毛澤東如何選擇並確定“七一”作為黨的誕辰紀念日的具體過程，今天難以推斷。但1936年和1937年美國記者斯諾夫婦先後在延安對毛澤東、董必武的訪問中，兩人關於中共“一大”召開時間的回憶不盡相同。毛澤東的回憶如前所述: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董必武的回憶則是:“中國共產黨中心建立於1920年5月，那時陳獨秀為此目的同李大釗到了上海。我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是我參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在毛澤東的記憶中“一大”更具有“共產黨成立”的標誌意義，而董必武的回憶則在時間上較為確切。兩人回憶的分歧有加以統一的必要，但當時又沒有具體、真實的歷史文獻作為依據。毛澤東確立“七一”紀念的抉擇既有個人記憶烙印，也有對記憶的糾偏，時間上已改成“七月”，同時強調“建黨”，這些均隱含毛澤東關於“一大”的個人認知與定位。
最初毛澤東關於“七一”建黨紀念日的提法並未在黨內引起共識，該年也沒有官方文件將“七月一日”確定為建黨紀念日。直至1939年“七一”前後，《新中華報》、《抗敵報》、《解放》雜誌、《新華日報》等中國共產黨主辦的報刊，鋪天蓋地而來關於中共建黨的紀念文章。1939年6月30日，已由陝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改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新中華報》發表社論《中國共產黨十八週年》，開篇即“‘七一’是中國共產黨英勇奮鬥的十八週年紀念日。十八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為全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艱苦奮鬥，不屈不撓，在極困難的環境中，日益堅強壯大起來;特別是在兩年來的神聖民族自衞戰爭中，他已成為團結全民族堅持抗戰的柱石”。該社論以回顧與紀念的方式闡述中共成長曆程，並將之與抗日戰爭相聯繫。中共中央晉察冀軍區主辦的《抗敵報》在1939年7月1日發表的紀念文章中，也直接點明“‘七一’，恰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十八週年的紀念日”。同時強調:“今年今日，我中華民族神聖抗戰兩週年紀念的偉大的七月的第一日”;“在國共兩黨合作堅持長期抗戰為中華民族澈底解放為實現三民主義共和國的鬥爭中，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紀念日，對於中國人民大眾，對於整個中華民族，更有其特殊的意義”。[8]中共誕辰紀念出現的背景是抗日戰爭和國共兩黨合作共同抗日，從而賦予中國共產黨光輝的歷史使命，使中共的誕生具有拯救中國人民大眾與解放中華民族的偉大意義。
三、對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讀經典、悟原理”。這裏應該是指我們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與對待馬克思主義原理方面的關係問題。在現有的一些理論研究中可以看到兩種情況：一種是用經典注原理，一種是從經典中探究出原理來。前一種方法是從原理出發用經典來註解，所以，有人説有多少人研究馬克思主義就有多少種馬克思主義。後一種方法是從實踐出發，依據實踐的需要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探尋出指導這一實踐的理論根據。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只能是一個，即與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艱鉅的過程，這不僅需要了解實踐，又能夠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使二者結合起來。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是如此。這樣的過程，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又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整體，是一個包括跨越發展理論在內的整體性理論。在此，筆者把個人理解的這一理論體系表述如下：馬克思主義是以共產主義理論為核心的、以唯物史觀為方法論的、以政治經濟學為基礎探討社會發展規律和跨越發展道路的理論，是這三個理論內在統一的整體。為什麼要以共產主義理論為核心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共產主義理論在這一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個原因，是後兩個理論是為論證第一個理論而引發的。為什麼是這種關係呢？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的形成中最早寫作的是《共產黨宣言》。對共產主義的理解，首先，要從《資本論》的社會發展規律（“依次演進”）中求得理解；其次，要從《哥達綱領批判》中求得共產主義發展的階段論的理解（共產主義的發展分為高級階段和初級階段）；第三，還必須瞭解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跨越發展的理論，即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對於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來説，只懂得《共產黨宣言》不行，只懂得《資本論》也不行，只懂得《哥達綱領批判》也還不夠，只有懂得了以上的各個理論，又懂得了社會跨越發展理論的重要意義，這時，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關係才能夠有機地結合起來。就像我們上面説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這樣的理論。只有通過這樣的理論，才能更好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樣的，才能知道只有馬克思主義能夠指導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並從勝利走向勝利。
四、跨越發展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的重要地位
（一）馬克思為什麼要研究跨越發展理論
馬克思在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時，就已經提到了社會發展的跨越問題，那個時候他指的是美國和英國。美國原來是英國的13個殖民地組成的，它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沒有經過封建主義這一發展階段的，通過獨立戰爭和國內戰爭之後，到美國淘金的資本家，在這塊新開闢的土地上建立工廠的時候，與工人簽訂契約，建立僱傭勞動制度，形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在這種情況之下，馬克思説美國的發展是跨越式發展，並且説這樣的跨越式發展，速度是非常快的。果然，美國很快地超過了它的“母國”—英國。與此同時，馬克思也説到了英國。英國在社會發展進程中，有一個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時期，外來的諾曼民族的軍事制度，即分封制促進了封建制度的完成。馬克思的意思也是在説，一定製度的跨越發展在歷史上是存在的，是有益於社會發展的。不過那個時候，是在一般的談論社會的發展理論。他是在對社會制度發展過程中跨越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問題進行探討，着重的是在論述美國這塊新的土地上資本主義制度是怎麼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重視跨越發展理論，是他的《資本論》俄譯本在俄國出版之後。《資本論》的理論在理解上產生了矛盾，即產生了不同的理解：一種理解是自稱自己是馬克思的學生的人，這種人堅持《資本論》“依次演進”的理論；另一種是進行社會改革的人，他們不同意自稱自己是馬克思學生的人的觀點。在社會實踐上，這是由於對“農村公社”發展前途的看法上引起來的。於是，主張社會改革的人向馬克思請教，他們問馬克思的《資本論》能不能應用到“農村公社”的社會改革上來。這時，《資本論》所遇到的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即社會發展規律與社會發展道路的關係問題，不單純的是社會發展跨越不跨越的問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只是作歷史的分析和歷史的比較，而這一階段已經完全不同了。這時，馬克思已經寫出了《資本論》，提出了歷史是一個“依次演進”的理論，可是在社會實踐上，卻遇到了“農村公社”這個社會發展的理論問題。“農村公社”的社會發展不能用“依次演進”的理論來説明，這是《資本論》的理論在實踐上遇到的一個理論難題，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就是馬克思為了解決這樣一個理論難題而寫的。
（二）重視社會跨越發展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跨越發展理論的重視，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説明。一個方面是他們反對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理解。這一方面，可以舉馬克思的例子來説明。馬克思生前曾兩次提出，“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第一次是唯物史觀剛剛創立之後不久，一些人把唯物史觀當作了經濟決定論，馬克思曾表示 ：“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第二次是《資本論》的俄譯本在俄國出版之後，有一些人自稱自己是馬克思的學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維護的是《資本論》中的“依次演進”的理論，不能正確對待“農村公社”的社會改革問題，馬克思又一次説：“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9]
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七篇“序言”中，有兩篇特別提到俄國“農村公社”跨越發展的問題。第一次是在“1882年版序言”中：“《共產黨宣言》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但是在俄國，我們看見，除了迅速盛行起來的資本主義狂熱和剛開始發展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歸農民公共佔有。那麼試問：俄國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佔有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佔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必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對於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覆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10]這一次的序言是由馬克思、恩格斯共同簽署的。
五、跨越發展理論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跨越發展理論的光輝體現
近代以來，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提出反帝的口號是在辛亥革命之後，是由李大釗首先提出的。是什麼原因啊？是由於理論視角的轉換。李大釗原是進化論者，這一點他和康有為、譚嗣同、嚴復、梁啟超，孫中山、鄒容、章太炎等人一樣，是進化論的信奉者。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後，李大釗對俄國革命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進行了比較，寫作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Bolshevism的勝利》。這時，他已接受了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是一種科學歷史觀，只有這種歷史觀，才能科學的判定社會形態的性質和發展的階段、道路和規律。李大釗根據唯物史觀分析中國社會，指出中國原來的“農業社會和家庭制度”，自從帝國主義入侵以來，中國原來的經濟基礎遭到嚴重破壞。李大釗以唯物史觀為武器，把五四新文化運動提高到新的水平，正確地把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列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兩大基本任務。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下勝利完成的。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是再一次的、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個過程既繼承了十月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又不是按照城市武裝起義的道路，而是根據中國的國情，採取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採用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取得政權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在後進的國家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跨越發展理論的一個典範。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是又一次馬克思主義跨越發展理論的光輝體現
這裏着重説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這個特色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不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跨越發展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是説不清楚的。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把這個建設的理論基礎建立在特色上，這是一個艱難的歷史過程。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問題之後，到十三大的時候以黨的代表大會的形式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性質，中間經過十二大。這樣的情況在黨的歷史上還是比較罕見的。這是什麼原因啊？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究竟處在什麼歷史階段上的理論理解的問題。這是一個艱難的理論認識的過程，這個艱難的過程可以省略不提。這裏，我們僅用鄧小平的話來作一個説明，鄧小平指出：“今年十月我們黨要召開十三大。十三大歸根到底是改革開放的大會。十三大要重申我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方針和政策，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相應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麼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共產主義發展分為高級階段和初級階段，是在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和論證的。對這個綱領性的文件的理解，必須是與《共產黨宣言》《資本論》、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的內容結合起來，馬克思以上的這些理論可以説構成一個共產主義整體性理論。
結語
“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回答好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實際上也就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中共百年史表明，黨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生,也因團結帶領億萬人民勇於追夢、勤於圓夢而興。由此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是貫穿百年來我們黨擔當、作為,拼搏、奮鬥,犧牲、奉獻的一根耀眼紅線。百年黨史表明,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尤其能夠成為開路人、領航人、掌舵者、主心骨,是因為歷史選擇了她、人民選擇了她,是因為她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不斷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凡是過去,皆為序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需要付出更加艱鉅、更為艱苦的努力。因此，以慶祝建黨100週年為契機，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勵精圖治、再接再厲，鋭意進取、開拓奮進,推動中華號巨輪駛向更加開闊的水域,必能“功夫不負有心人”,最終迎來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之“風景這邊獨好”,並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深人發展,與世界各國人民一道“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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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3號。
[5]魏建克:《文本話語與歷史記憶:1921－1951年中國共產黨的“七一”紀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頁。
[6]《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1933年6月30日)，《紅色中華》1933年7月11日，第2版。
[7]《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0頁
[8]洛甫:《在民族自衞戰最前線的崗位上》，《解放》1939年第75、76期。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59頁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2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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