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導師郭永懷先生逝世20週年的短文《當好鋪路石子》中寫道：“郭永懷教授離開我們整整20年了，但是他的豐功偉績、他的高風亮節、他的雄才大略、他的聲容笑貌長留在我們心間。作為他生前最後一批學生之一，我永遠深切地懷念他，永遠真誠地奉他為人生的楷模。……他教導我們：‘我們這一代，你們及以後的二三代要成為祖國的力學事業的鋪路石子’。我將以此為座右銘，兢兢業業地當好鋪路石子，為祖國的力學事業貢獻出一切微薄的力量，也許這是紀念他的最後的實際行動。”我清楚地記得1962年10月4日郭永懷教授對我和李家春說這番話時的情景。
作為我國近代力學事業和國防尖端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他念念不忘的就是當好“鋪路石子”。
在為在中科院力學所，他是實際上的常務副所長。從制訂規劃、確定研究方向、進行學科建設、組織學術討論、推動科學研究，到設計興建大樓、改善職工伙食，他事無鉅細，一一過問。當我坐在所圖書館的燈光明亮的書桌上的時候，有朋友告訴我，圖書館的總體佈局乃至燈光設計，他都親力親為，處處滲透著他的心血。
在九院，他和他的同伴不斷攀登研製兩彈一星的高峰。在實驗室裡制訂方案，在戈壁灘上身體力行……。
那時，我們研究生作為“小不拉子”，對於他具體在忙些什麼不大清楚，許多事情是後來逐漸瞭解到的，但在日常接觸中卻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他對年青一代的殷切期望和細緻關懷。
剛進力學所大門時就聽說，郭先生很嚴厲，對學生有點“凶”，令我們幾個有點忐忑不安，而實際接觸下來，滿不是那回事兒。
他的確不苟言笑，我至今唯一記得的一次幽默是他開講“邊界層理論”課程時，先介紹他的助教呼和敖德，在黑板上寫下“呼和”二字，說“這是‘零級近似’，你們可以叫她呼和老師”，接著寫了“敖德”，說“那是‘一級近似’，至於‘二級近似’，我也搞不清楚”，這番話引來鬨堂大笑。後來在私底下我請教過呼和她的姓名的“二級近似”，她告訴我一長串音節的姓氏，我至今也沒記住。
後來，我們還發現他說話態度的嚴厲程度與對話者跟他的年齡差值成反比。他的一位老學生P與他談話時就有點膽怯，郭先生批評他時有點嚴厲。最近，我的一位老學長告訴我，P先生目前已有九十多歲了，他學問不錯，不愧是郭先生耳提面命帶出來的學生。
在上面提到的第一次談話中，郭先生沒向我們講一句大道理，只是讓我們把所有時間充分利用起來，在實踐中學知識、學方法，特別向我們推薦了兩本關於科學史和科研方法的英文著作，使我們體會到“方法比知識更重要”的道理。
見面以後的三個月，郭先生給我佈置了一項任務，以阿爾文（1970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宇宙電動力學》為主要參考書，學習磁流體力學和等離子體物理學，同時把此書翻譯出來。經過一年多努力，我完成了譯作，戰戰兢兢地交了稿。事隔兩個月，郭先生把修改稿退給了我，告訴我，按照他的部分修改為標準，好好修改譯稿。我一瞧傻了眼，只見稿紙上佈滿了紅字修改。恰好，我那時聽完了師母李佩先生的英文課，並學完了所裡開設的“英漢翻譯理論和技巧”課程，按照導師的修改意見，逐字逐句進行重譯，於是，二審得以通過。導師又幫我聯絡了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可惜的是，郭先生未能看到此書的問世。
那時，力學所的研究生集中在一個大辦公室學習，大家你追我趕，每週一般讀書七天，從早上七點讀到晚上十點。週日早晨也不敢太晚起床，因為週日上午郭先生經常踱著方步到我們的學習室來。有一個週日，他來了，走到我們仨跟前，滿臉笑容，遞給我們三張糕點票。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清楚，那個時候吃飯定量，普通糕點也是定量供應，每人每月半斤。郭先生是學部委員，有些許特供，因此，就把糕點票送給了我們。這大概是師母的主意。小小糕點票，裡面包含著濃濃的情意。
進所第二年，郭先生在他的研究室裡組織磁流體力學討論班，集體學習留比莫夫的專著，並討論手頭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從中，我看到了先生的一絲不苟的嚴謹學風和寬嚴相濟的組織能力。年紀越長的越有壓力，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倒是迎來了學術上的陽光雨露。
幾十年過去了，郭先生頎長的身影似乎還在眼前。他內向、低調，極少有疾言厲色。他喜歡戴著一頂鴨舌帽。走路老低著頭，靠著建築物的圍牆走，只要他在中關村，上班的時間總是定數。有時，我們哥兒幾個有意在那個時刻，躲在一旁悄悄欣賞這道風景線。可惜，上蒼早早地剝奪了我們這樣的權利！
緬懷，是為了激勵。如今，做學生的也垂垂老矣！只是導師關於做鋪路石子的教誨，卻一刻也不敢忘記。只有努力，努力，才可不辜負導師的培育之恩。
1965年，郭永懷曾經講過：“我作為一箇中國人，特別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衷心希望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早日建成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來鼓舞全世界革命人民。”他為實現這個巨集偉的目標獻出了自己的一切。
他肩負著發展我國近代力學和尖端科學事業的重任，郭永懷始終有一種緊迫感。因此，他總是不知疲倦地工作著。他的工作日程表永遠是排得滿滿的，力學所和有關單位的業務問題，事無鉅細，他都要親自過問；大批檔案和科研報告需要他處理。他從不午休，晚上經常工作到深夜；他沒有節假日，不是照樣到所裡上班，就是在家裡埋頭書案，博覽群書。正因為他無休無止地追求著新的知識，所以對國際上近代力學和尖端技術發展的新動向總是瞭如指掌，對各種複雜的課題總能做具體入微的指導。在國外，他有過一些業餘愛好：喜歡集郵，對於音樂有很高的鑑賞力，回國後，由於工作繁忙，就很難得有時間去過問他珍藏的郵集或欣賞優美的樂曲了。
他自己勤奮，也希望別人勤奮。他時常用自己的親身體會告誡青年：“天才是沒有用的，關鍵在於刻苦學習。學問是無止境的，只有下苦功夫才能佔領科學堡壘。”他還用牛頓與雞骨頭的故事教育過大家，要大家用一股“傻勁”去學習、工作。言傳身教，使他周圍的同志們深受感染，而他的公而忘私的獻身精神也長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在學術問題上，郭永懷以嚴謹著稱，從不容許含糊其辭、模稜兩可，更不容許草率從事，濫竽充數。他畢生髮表的科學論文為數不多，但每篇都有一定的份量和價值；在發表之前，他總要反覆核實，斟字酌句，非常慎重。回國以後，為了教學的需要，也為了系統介紹國外流體力學的經典著作，他親自動手翻譯普朗特著的《流體力學概論》（1952年版），他給自己提出了信、達、雅的高要求；為了使譯著準確流暢，他反覆對照了德文原版和英文譯本，和有關同志商討了數十次；對原書疏漏之處，還加上了註釋。這樣，前後歷時8年，直至他犧牲後才正式出版。這本高水平的譯著出版之後，連續印刷兩次，暢銷海內外，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評。在指導科研工作的過程中，他要求制訂工作計劃時必須有指標，有進度，而且切實可行，如果空洞無物或言過其實就要退回重新制訂；對於學術報告，他要求論點鮮明，論據充足，在一定條件下給出肯定或否定的結論；學術討論中，他絕不放過一個細微的錯誤。有一次一個青年同志在報告工作時，需要畫一條湍流情形下的速度分佈曲線，就隨便畫了一條。郭永懷立即指出，它不能反映湍流的特點，要這位青年同志糾正過來。
他生前兼任《力學學報》主編，審稿時嚴格把關，不分親疏也不看投稿人“來頭”大小，一律秉公辦理。有一次對力學界一位權威的來稿發生了分歧，審稿者提出了肯定的意見，有一位青年人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為此郭永懷特意組織了一次學術討論會，傾聽各方面的意見，結果發現基本方程有誤，郭永懷就堅決支援了這位素不相識的“小人物”的意見。1963年，力學學報編輯部接到一封對一篇論文持有歧見的批評信，而論文作者是在郭永懷指導下工作的兩位青年。郭永懷仔細地看了來信，並讓兩位作者認真考慮別人的觀點，給予答覆。他說：“我主張發表論文，就是為了進行學術交流，以期引起討論。別人的批評意見，只能使我們對問題有更深刻的認識。”
郭永懷為人實事求是，他從不人云亦云，一旦發現真理不在自己這一邊，卻能及時修正錯誤。郭永懷對人嚴格，一絲不苟，但卻平易近人。有時，即使他的意見是正確的，但客觀上難以實現，他也會及時收回。有一次，他要一個實驗室進行風洞湍流度的測試工作，當他發現國內電子儀器信噪比比較低，一時無法進行這項工作時，就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對青年們說：“我給你們提的建議看法僅供你們參考，不一定按我的辦法做，一切要經過實踐的檢驗。”正因為他實事求是，堅持真理，虛懷若谷，不以勢壓人，所以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威望更高了。
他是我們華夏的英雄，因為有他的存在而多了一束曙光！
中科院院士郭永懷，我國近代力學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唯一獲得“烈士”稱號的“兩彈一星”元勳。1968年12月5日，他在飛機降落失事墜毀中犧牲。犧牲的時候，他把裝有資料的皮包緊緊抱著，資料才得以保留了下來。
他為我國的航空航天事業奉獻了畢生精力。他以赤子之心報效祖國，為中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核事業尖端技術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付出了生命。他就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空氣動力學家郭永懷。
研究空氣動力學馳名世界
郭永懷出生于山東榮成縣一個農民家庭。1933年他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後來在新建的西南聯大改學航空工程。
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賠款”留學生。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留學時，他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數學碩士學位。接著他選擇了空氣動力學最難的課題“跨聲速流動的不連續解”作為博士論文題目。1941年5月，他來到當時國際空氣動力學的研究中心——美國西岸加州理工學院古根海姆航空實驗室，在航空大師卡門教授的指導下工作。
1946年，西爾斯在康奈爾大學創辦航空研究院，特聘郭永懷前去參加業務領導工作。於是，郭永懷成了康奈爾大學航空研究院的主持人之一。1949年，郭永懷為解決跨聲速氣體動力學的一個難題，探索開創了一種計算簡便、實用性強的數學方法——奇異攝動理論，在許多學科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正是因為在跨聲速流與應用數學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郭永懷很快就馳名世界。當時人類雖已實現了飛行的夢想，但飛機的飛行速度並不理想。聲障是提高飛機飛行速度的難關。郭永懷和錢學森經過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驚世界的重要論文，首次提出了上臨界馬赫數概念，並得到了實驗證實，為解決跨聲速飛行問題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毅然回國獻身核事業
1955年，錢學森發來兩封書信，邀請郭永懷回國。郭永懷毅然放棄了在國外的優越條件與待遇，與夫人李佩於1956年11月回到闊別16年的祖國。“作為新中國的一個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國早一天強大起來，永遠不再受人欺侮。”郭永懷說。
1960年7月，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決定撤走在華的核工業系統的全部專家，隨後又停止供應一切技術裝置和資料。中國決定自行研製核武器，郭永懷擔任九院的副院長。當時九院的首要任務就是在一無圖紙，二無資料的情況下，迅速掌握原子彈的構造原理，開展原子彈的理論探索和研製工作。
1963年，他與科研隊伍遷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郭永懷的倡議和指導下，我國第一個有關爆炸力學的科學規劃迅速制定出臺，從而引導力學走上了與核武器試驗相結合的道路。同時，郭永懷還負責指導反潛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學和水洞力學等相關技術的研究工作。在對核裝置引爆方式的採用上，他提出了“爭取高的，準備低的，以先進的內爆法為主攻研究方向”。為確立核武器裝置的結構設計，郭永懷提出了“兩路並進，最後擇優”的辦法，為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確定最佳方案，對一些關鍵問題的解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一方案不僅為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投爆所採用，而且為整個第一代核武器的研製投爆一直沿用。
郭永懷每天一大早便趕到現場，瞭解裝配工作進展和系統聯試結果，一旦發現問題便及時研究處理。在將要進入正式試驗階段的那些日子裡，郭永懷每天都要忙十幾個小時，有時是通宵達旦，吃飯也是席地而坐邊研究邊吃。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裝置爆炸試驗取得圓滿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成功。當閃光火球和蘑菇狀煙雲冉冉升起時，全體測試人員一片沸騰，郭永懷卻癱軟在試驗現場，身邊工作人員把他架到臨時帳篷裡的鐵皮床上，郭永懷太累了。
犧牲時仍緊抱絕密資料
1963年，科研隊伍遷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那裡氣候變化無常，冬季寒氣逼人，經常飛沙走石，最低溫度零下40多攝氏度，一年中有八九個月要穿棉衣。他與許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應。為了及時研究新情況，郭永懷頻繁往來於北京和基地之間，有人勸他少跑一些，他為了工作全然不顧。
1965年9月，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製工作再次啟動，郭永懷受命參與“東方紅”衛星本體及返回式衛星迴地研究的組織領導工作。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發現一個重要資料，急於趕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飛機。 他匆匆地從青海基地趕到蘭州，在蘭州換乘飛機的間隙裡，還認真聽取了課題組人員的情況彙報。12月5日凌晨，飛機飛臨北京機場，距地面約400米時，突然失去平衡，偏離跑道，扎向了玉米地，騰起一團火球。當人們從機身殘骸中尋找到郭永懷時，吃驚地發現他的遺體同警衛員緊緊抱在一起。燒焦的兩具遺體被分開後，中間掉出一個裝著絕密檔案的公文包，竟完好無損。他用自己的身體保護了對我國科研事業極為重要的資料。
郭永懷犧牲的第22天，我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獲得成功。在他犧牲不到兩年，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1968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授予郭永懷烈士稱號。1999年，他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科學家。
郭永懷深深地懂得，要使我國的科學事業興旺發達，光有少數老專家是不行的，必須不斷地培養成千上萬的後繼者。因此，他把培養年輕一代的力學工作者視為自己的神聖職責。他常把自己比喻為“一顆鋪路石子”，讓年輕人從他身上踩過去。為培養下一代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切。
回國不久，他就與周培源、錢學森、錢偉長等一起，規劃了全國高等學校力學專業的設定；組織領導了全國三屆力學研究班；接著，他兼任新成立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化學物理系主任，為該系的創立操勞籌劃；同時，他還在該校的近代力學系開課，講授邊界層理論；他親自帶研究生，培養助手，指導一批青年搞研究工作。他循循善誘，誨人不倦，以淵博的學識和出色的指導藝術，以他的全部熱情和關懷，為祖國造就了一大批優秀人才。
1962年夏，郭永懷正在為在科大開講“邊界層理論”緊張備課，同助手們一起編寫講義。他幾次放棄休假療養的機會，堅持與助手們一起緊張工作，經過幾個月的時間，終於編出了第一流的《邊界層理論講義》。它篇幅不大，內容精闢，是郭永懷同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由於他有著豐富的研究工作經驗，見解深邃，因此講課別具一格，使學生們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使人事隔多年依然記憶猶新。
他對青年同志的指導和幫助是啟發式的，循序漸進的。一開始，他先出一個簡單的題目，指定有關的參考書籍與文獻；然後誘導青年同志做更復雜一些的題目，讓青年同志自己去查閱文獻、資料；接著，再著手做沒有現成文獻可直接借鑑和應用範圍更廣的課題，有時還要求用實驗來驗證所得的結果。通過這一過程，許多青年同志學到了獨立進行科學研究的本領。
郭永懷不苟言笑，但對青年一代總是寄予深情，和藹可親。他對於所安排的頭緒眾多的課題，心裡有一本“明細帳”。青年研究人員經常會收到他寫來的紙條，上面是他那剛健的手跡，往往寫的是幾篇可供參考的文獻；有時，他親自把書籍、文獻送到青年人手裡；有時，他突然跑來與大家討論，用他考慮到的一個更好的想法來解答上次提出的問題，對於青年同志寫的研究報告，他都要反覆推敲，仔細修改。為了業務工作，大家可以隨時去叩他的門，而他總是放下手頭的工作，與來人熱情地討論。郭永懷就像一個辛勤的園丁，為培養年輕一代的力學工作者付出巨大的心血。
郭永懷雖然離開了我們，他卻活在了我們的心中，任時間洗禮，對他的這份敬佩之情卻不滅。
在人民大會堂“共和國的脊樑”晚會上，看到描寫九位科學 uaw 家的節目片斷。令人蕩氣迴腸的。情節，讓人肅然起敬的言行，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別是，在舞臺上，又見到了我的研究生導師郭永懷先生的高大形象，更令我浮想聯翩，心潮難平。
郭永懷先生是23位“兩彈一星”元勳中唯一的烈士，在回京彙報工作途中的空難奪走了他正在華年的生命，而在空難發生的那一剎那，他與他的警衛員用生命護衛了國家的機密，留下了永世流芳的時代印記！
多媒體音樂劇《愛在天際》充分詮釋了郭永懷對祖國的深愛、對科學的熱愛、對親人的摯愛，正如劇中人郭永懷所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是愛不能到達的，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是科學不能到達的。”
在接受導師郭永懷耳提面命的教導的六年間，我瞭解到，他深沉寡言，不苟言笑，但是他把熾熱的愛埋在心裡，表現在日理萬機的工作中。他默默地率領眾人科研攻關，總是戰鬥在第一線。我見過第一次原子彈爆炸時他在現場監測時待過的掩體，見過他試驗克服熱障的龐大風洞，也知道作為力學所的副所長他為科研人員設計過圖書館的座椅、燈光。
他說過：“我作為一箇中國人，特別是作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衷心希望象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早日建成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耒鼓舞全世界革命人民。”他用行動實踐了他的熱愛和希望。
我忘不了53年前在一個陽光明媚的秋日裡，第一次見到導師時的情景。那時，郭先生對我和我的師兄李家春說:“ 我們這一代，你們及以後的二三代要成為祖國的力學事業的鋪路石子。”作為我國近代力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為此貢獻了畢生精力，在中科院力學所，在中國科大，在九院，在29基地，到處可以看到他的“鋪路石子”精神結出的碩果，而他的教導也成了我一輩子的座右銘。
我也見證了郭先生與師母李佩先生之間堅貞不渝的愛情。在他倆20年的共同生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篤愛情深，大愛無疆，在郭先生辭世的47年中，李先生依然對他一往情深！如今李佩先生已經九七高齡，仍有一種“你不回來，我不老”的情懷。這一點，在音樂劇中有生動刻畫，即使只是短短八分鐘的片斷，也感人至深。
總而言之，科學家是有大愛的人。這些共和國的脊樑用大愛為我們構築了永不坍塌的鐵的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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