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从事科学研究时非常专心，时常忘却生活中的小事。有一次，给牛顿做饭的老太太有事要出去，就把鸡蛋放在桌子上说：“先生！我出去买东西，请您自己煮个鸡蛋吃吧，水已经在烧了！”
正在聚精会神地计算的牛顿，头也不抬地“嗯”了一声。老保姆回来以后问牛顿煮了鸡蛋没有，牛顿头也没抬地说：“煮了！”老太太掀开锅盖一看，惊呆了：锅里居然煮了一块怀表，鸡蛋却还在原地放着。原来牛顿忙于计算，胡乱把怀表扔到了锅里。
曼德拉有一次在全非洲领导人参加的重要会议上演讲，因为年龄大了不小心把讲稿的页次弄乱了。这本来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但是曼德拉却出口不凡：
他一边整理讲稿一边风趣地说：“你们要原谅一个老人把讲稿的页次弄乱，不过我知道在座的有一位总统，也曾经把讲稿弄乱，但是与我不同的是，他没有发现而是照样往下念。”
会场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因为演讲中断而带来的尴尬也烟消云散。
到演讲结束的时候，曼德拉又来了一次幽默。他说：“感谢大会授予我卡马勋章，我现在退休在家，如果哪一天缺钱花了，我就拿到大街上去卖，我知道在座的有一个人一定会花大价钱买的，他就是我们的总统姆贝基。”
姆贝基和在座的所有的人都被曼德拉的幽默而感动，他们起立为曼德拉鼓掌，目送这位风趣的老人退场。
今天有幽默感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也就越来越不好玩了。
有些人智力很好，很聪明，反应很快，但就是没有幽默感。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了一下，那个老农当初为什么要写一个认真的“真”字叫孔老夫子的弟子认，是因为老农认为，执念的根子在世人的心中埋得太深了，这个根子已经穿透了人的视网膜，所以只会认真，看不见“直八”。
故事是这样的：一大群弟子随孔子出行，路上看见一老农在给庄稼浇水，就上前去求水喝，老农听说他们的老师是孔子，就写了一个“真”让他们认，结果全错了，人人都指认此字为“真”。
孔子最后认出了老农写的这个字读“直八”。孔子的眼睛没有被蒙蔽，蒙在他眼睛上的那块黑布被拿掉了。他就成了那个时代少数活着的智者之一：睁开眼睛，他看见了直八，没有看见黑布。，
学生到底不如老师，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大清王朝的那些学者也很白痴，在通往圣贤的道路上，他们越走越远，越来越离经叛道。道不在彼岸，道也不在身边，道在心里，而心在身体里。身体必须动起来，所以王yang明说，要知行合一。
维特门是哈佛大学毕业的著名律师，当选为州议员。有一次他穿了乡下人服装到彼士顿某旅馆，被一群绅士淑女在大厅里看到了，想戏弄他。维特门对他们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祝愿你们愉快和健康。在这前进的时代里，难道你们不可以变得更有教养、更聪明些吗？你们仅从我的衣着看我，不免看错了人，因为同样的原因，我还以为你们是绅士淑女，看来，我们都错了。”
20世纪60年代，陈毅同志在访问亚洲时，一位宗教界长老代表僧众向他赠献佛像，立时万众瞩目。陈毅双手接过佛像大声地说:“靠老佛爷保佑，从此我再也不怕帝国主义了。”这样，既避免了伤害对方的感情，又改变了接受佛像这一行为的宗教色彩，十分洒脱地化解了尴尬。
公共汽车急刹车，一男乘客突然倒在某女乘客身上，女乘客出口便骂“什么德性？”男乘客诙谐地回答:“不是德性，是惯性！”
一位贵族夫人傲慢地对法国作家莫泊桑说：“你的小说没什么了不起，不过说真的，你的胡子倒十分好看，你为什么要留这么个大胡子呢？”莫泊桑淡淡地回答：“至少能给那些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一个赞美我的东西。”
有一天德国大诗人歌德在公园里散步，正巧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碰上了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那位傲慢无礼的批评家对歌德说：“你知道吗，我这个人是从来不给傻瓜让路的，”机智敏捷的歌德回答说：“而我却恰恰相反。”说完闪身让路，让批评家过去。
写文章含糊不清，谁都不喜欢。军事命令尤其要求简单明了。在向埃及的远征中，拿破仑下达过这样的一个命令，话只有一句：“让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中间。”这句话就成了拿破仑爱护学者的一句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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