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别康桥》原是现代诗人徐志摩脍炙人口的诗篇，是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作品。全诗描述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构成了一处处美妙的意境，细致入微地将诗人对康桥的爱恋，对往昔生活的憧憬，对眼前的无可奈何的离愁表现得真挚、隽永。后被后人改编成同名歌曲、对联翻唱。
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20年10月-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诗人在《猛虎集・序文》中曾经自陈道：在24岁以前，他对诗的兴味远不如对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蜇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因此他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吸烟与文化》）1928年，诗人故地重游。11月6日，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他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这首诗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一卷第10号上，后收入《猛虎集》。可以说，“再别康桥”贯穿在徐志摩 一生的诗文中，而《再别康桥》无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
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徐志摩被林徽因出众的才华与美丽所吸引，对她评价甚高，苦苦地追求林徽因，并不惜与发妻张幼仪离婚。但林徽因经过理智的思索，和父亲一起提前回国了，而且是与志摩不辞而别……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偶然》诗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①写于1926年5月，初载同年5月27日《晨报副刊·诗镌》第9期，署名志摩。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剧本《卞昆冈》第五幕里老瞎子的唱词。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树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①写于1928年11月6日，初载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署名徐志摩。
一掠颜色飞上了树。
“看，一只黄鹂！”有人说。
翘着尾尖，它不作声，
艳异照亮了浓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
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
①写作时间不详，初载
1930年2月10日《新月》月刊
第2卷第12号，属名徐志摩。
诗评:《黄鹂》这首诗最初刊载于1930年2月10日《新月》月刊第2卷第12号上，后收入《猛虎集》。诗很简单：写一只黄鹂鸟不知从哪里飞来，掠上树稍，默不作声地伫立在那里，华丽的羽毛在枝桠间闪烁，“艳异照亮了浓密——/象是春天，火焰，象是热情。”于是招来了我们这些观望的人（诗人？自由的信徒？泛神论者？），小心翼翼地聚集在树下，期待着这只美丽的鸟引吭高歌。可是它却“一展翅”飞走了：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于是带走了春天，带走了火焰，也带走了热情。这首诗意不尽于言终。如果我们鉴品的触角仅仅满足于诗的表象，那我们将一无所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寻找这首诗的深层结构，或如黑格尔所言，寻找它的“暗寓意”（《美学》第二卷，13页）。在这个意义上说，《黄鹂》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篇类寓言；或曰，一首象征的诗。
指出徐志摩诗中象征手法的存在，对于我们理解他的诗艺不无裨益。因为诗人对于各种“主义”腹诽甚多。早在1922年的《艺术与人生》一文中，他就批评中国新诗表面上是现实主义，骨子里却是根本的非现实性；此外还有毫不自然的自然主义，以及成功地发明了没有意义的象征的象征主义。其结果是虽然达到了什么主义，却没有人再敢称它为诗了。在后来写就的《“新月”的态度》(1928)中，他又对当时文坛上的13个派别大举讨伐之师。然而腹诽归腹诽，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他还是兼收并蓄，广征博引，真正“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做”（《诗刊弁言》）。所以他的诗并非千人一面，一律采取单调的直线抒情法，而是尽可能地运用各种风格和手法，以达到最完美的艺术效果。《黄鹂》中象征的运用，便是一个明证。
指出《黄鹂》是一首象征的诗，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指出“黄鹂”形象具体的所指。作者最初的创作意图已经漫漶不清了，但也并非无迹可寻，甚至在诗中我们也可以捕捉到一些宝贵的启示。首先应该注意到，在这首诗中诗人并没有选择“我”这一更为强烈的主体抒情意象作为这首诗的主词，而是采用了“我们”这种集体性的称谓。作为一群观望者，“我们”始终缄默无言（我们静着望，/怕惊了它），流露出一种“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无奈情绪。不过“我们”作为群体性的存在，至少明确了一件事，即：“黄鹂”的象征意义不只是对“我”而言的。其次，诗中两次出现的“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的比喻，也给我们重要的提示。因为无论是春光，火焰，还是热情，都寓指了一种美好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已经“不见了”。由此我们可以想到韶光易逝，青春不回，爱情并非不朽的，等等。因此要想确定“黄鹂”形象具体的意指，还必须联系到徐志摩当时的思想状况来分析。我们知道，诗人刚回国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联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新月社，准备在社会上“露棱角”。他将自己的高世之志称为“单纯信仰”，胡适则洗炼地将其概括为“爱、自由、美”三个大字。正因了这“单纯信仰”，他拒绝一切现实的东西，追求一种更完满、更超脱的结局。在政治上则左右开弓，以至于有人认为“新月”派是当时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然而在现实面前，任何这类的“单纯信仰”都是要破灭的。世易时移，再加上家庭罹变，诗人逐渐变得消极而颓废。他感染上哈代的悲观主义情绪，“托着一肩思想的重负，/早晚都不得放手”（《哈代》）正是他彼时心情的写照。人们总以为徐志摩活得潇洒，死得超脱，蔡元培的挽联上就写着：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东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可又有谁知道诗人心中的滋味呢？由是观，我认为“黄鹂”的形象正象征他那远去的“爱、自由，美”的理想；而徐志摩们也只能无奈地观望，年青时的热情被那只远去的黄鹂鸟带得杳无踪迹了。有人认为“黄鹂”的形象是雪莱的“云雀”形象的再现。若果此说成立，那么我想也是反其意而用之。《云雀》中那种张扬挺拔的热情在《黄鹂》中已经欲觅无痕了。
徐志摩的墓地在历史上一共经过3次变迁：
第一次：徐志摩的墓地原来在东山玛瑙谷万石窝，由胡适之题写“诗人徐志摩之墓”碑文。早年间胡适题词的这块徐志摩墓地，在**中荡然无存。
第二次：徐志摩老父徐申如对于胡适先生题字的墓碑感觉过于简短，又请到徐志摩生前红颜知己，被称为闺秀派才女的凌叔华，请她为徐志摩再题一块碑文。凌叔华欣然应允，她所题碑文取自曹雪芹“冷月葬花魂”的寓意，转化为“冷月照诗魂”。此块墓碑也在**中丧失。
第三次：徐志摩的墓地，因**坟陵早已损毁，故乡百姓为了表示纪念，由政府拨款把徐志摩的墓地迁葬到西山北麓白水泉边。徐志摩的外亲、著名建筑学家、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设计并撰迁墓记。西山墓地古典雅致，白石铺地，青石为阶，半圆的墓台恰似一弯新月，有诗坛“新月派”的寓意。墓碑沧桑厚朴，海宁籍书法大家、曾任西泠印社社长的张宗祥先生根据胡适之原文补题碑文。墓碑两侧各有一方白石做就的书形雕塑，刻着徐志摩《再别康桥》等名诗名句。
1931年11月19日早八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该飞机是张学良的专机，志摩免费乘坐），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忽然大雾弥漫，难辨航向。机师为寻觅准确航线，只得降低飞行高度，不料飞机撞上开山（现济南市长清区崮云湖街道办事处境内），当即坠入山谷，机身起火，机上人员——两位机师与徐志摩全部遇难。
人们看待徐志摩及其创作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连在一起的，认定他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称他为新月派的“盟主”，这是因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
从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23年春，徐志摩在北京办起了俱乐部，编戏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徐志摩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本诗集《新月》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
1925 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诗以外，还联络新月社成员从事戏剧活动。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了《晨报诗刊》，这时，闻一多已由美国回国并参加了《诗刊》的编撰工作。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和第五期由饶孟侃负责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诗刊》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所以，《晨报诗刊》的创办，标志着以“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员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到上海。此时，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出访友，奔走联络，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沆、张禹九等在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办了个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沈任经理，后由张禹九接任。 1928年3月，徐志摩一边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工作，一边又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至1933年6月终刊，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著作，其中也有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作品。不过，这已是新月派活动的后期，后期新月派，其成员虽各有差异，就其整个政治倾向而言，却是日趋反动。但是新月派从事诗歌创作，研讨新诗的这条“连索”似乎还没中断。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等又办了一个《诗刊》季刊，出了四期，陈梦家在1931年9月，从《晨报诗刊》、《新月》月刊和《诗刊》上选了十八家诗人八十首新诗，编成一本《新月诗选》，从这些待作中，多少可以见出新月诗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新月派为梁实秋、胡适等人所左右，到了1933年6月1日，《新月》出至四卷七期而停刊，随后，它也便销声匿迹了。 综上所述，从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动（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活动），徐志摩在其中都起着主角的作用，他确实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新诗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但是，他们过分地追求形式和格律，又走向歧路，尤其是徐志摩到后期思想和创作都发生危机，他发出悲叹：“一年，又一年，再过一年，新月望到圆，圆望到残。”
到了1933年6月，随着《新月》月刊的停刊，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也就中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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