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
一切存在嚴格地説都需要“時間”。時間證實一切，因為它改變一切。氣候寒暑，草木榮枯，人從生到死，都不能缺少時間，都從時間上發生作用。
常説到“生命的意義”或“生命的價值”。其實一個人活下去真正的意義和價值，不過佔有幾十個年頭的時間罷了。生前世界沒有他，他無意義和價值可言的;活到不能再活死掉了，他沒有生命，他自然更無意義和價值可言。
正彷彿多數人的愚昧與少數人的聰明，對生命下的結論差不多都以為是“生命的意義同價值是活個幾十年”，因此都肯定生活，那麼吃，喝，睡覺，吵架，戀愛，……活下去等待死，死後讓棺木來裝殮他，黃土來掩埋他，蛆蟲來收拾他。
生命的意義解釋的即如此單純，“活下去，活着，倒下，死了”，未免太可怕了。因此次一等的聰明人，同次一等的愚人，對生命的意義同價值找出第二種結論，就是“怎麼樣來耗費這幾十個年頭”。雖更肯定生活，那麼吃，喝，睡覺，吵架，戀愛，……然而生活得失取捨之間，到底也就有了分歧。
這分歧一看就明白的。大別言之，聰明人要理解生活，愚蠢人要習慣生活。聰明人以為目前並不完全好，一切應比目前更好，且竭力追求那個理想。愚蠢人對習慣完全滿意，安於現狀，保證習慣。(在世俗觀察上，這兩種人稱呼常常相反，安於習慣的被呼為聰明人，懷抱理想的人卻成愚蠢傢伙。)兩種人即同樣有個“怎麼來耗費這幾十個年頭”的打算，要從人與人之間尋找生存的意義和價值，即或擇業相同，成就卻不相同。同樣想征服顏色線條作畫家，同樣想征服樂器音聲作音樂家，同樣想征服木石銅牙及其他材料作雕刻家，甚至於同樣想征服人身行為作帝王，同樣想征服人心信仰作思想家或教主，一切結果都不會相同。因此世界上有大詩人，同時也就有蹩腳詩人，有偉大革命家，同時也有虛偽革命家。至於兩種人目的不同，擇業不同，那就更容易一目瞭然了。
看出生命的意義同價值，原來如此如此，卻想在生前死後使生命發生一點特殊意義和永久價值，心性絕頂聰明，為人卻好象傻頭傻腦，歷史上的釋迦，孔子，耶穌，就是這種人。這種人或出世，或入世，或革命，或復古，活下來都顯得很愚蠢，死過後卻顯得很偉大。屈原算得這種人另外一格，歷史上這種人可並不多。可是每一時代間或產生一個兩個，就很象樣子了。這種人自然也只能活個幾十年，可是他的觀念，他的意見，他的風度，他的文章，卻可以活在人類的記憶中幾千年。一切人生命都有時間的限制，這種人的生命又似乎不大受這種限制。
話説回來，事事物物要時時證明，可是時間本身卻又象是個極其抽象的東西，從無一個人説得明白時間是個什麼樣子。時間並不單獨存在。時間無形，無聲，無色，無臭。要説明時間的存在，還得回過頭來從事事物物去取證。從日月來去，從草木榮枯，從生命存亡找證據。正因為事事物物都可為時間作註解，時間本身反而被人疏忽了。所以多數人提問到生命的意義同價值時，沒有一個人敢説“生命意義同價值，只是一堆時間”。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這是一個真正明白生命意義同價值的人所説的話。老先生説這話時心中的寂寞可知!能説這話的是個偉人，能理解這話的也不是個凡人。目前的活人，大家都記得這兩句話，卻只有那些從日光下牽入牢獄，或從牢獄中牽上刑場的傾心理想的人，最瞭解這兩句話的意義。
因為説這話的人生命的耗費，同懂這話的人生命的耗費，異途同歸，完全是為事實皺眉，卻膽敢對理想傾心。
他們的方法不同，他們的時代不同，他們的`環境不同，他們的遭遇也不相同;相同的是他們的心，同樣為人類向上向前而跳躍。
《苗民問題》
湘西苗民集中在三個縣份內，就是白河上游和保靖毗連的永綏縣，洞河上游的乾城縣，麻陽河上游與麻陽接壤的鳳凰縣。就地圖看，這三個縣份又是相互連接的。對於苗民問題的研討，應當作一度歷史的追溯。它的沿革、變化與屯田問題如何不可分，過去國家對於它的政策的得失，民國以來它隨內戰的變化所受的種種影響。他們生計過去和當前在如何情形下支持，未來可能有些什麼不同。他們如何得到武器，由良民而成為土匪，又由土匪經如何改造，就可望成為當前最需要的保衞國家土地一分子。這問題如其他湘西別的問題一樣，討論到它時，可説的話實在太多。可是本文不擬作這種討論。大多數人關心它處，恐不是苗民如何改造，倒是這些被逼迫到邊地的可憐同胞，他們是不是當真逢貨即搶，見人必殺?他們是不是野蠻到無可理喻?他們是不是將來還會……這一串疑問都是必然的。正因為某一時當地的確有上述種種問題。
這種舊賬算來，令人實在痛苦。我們應當知道，湘西在過去某一時，是一例被人當作蠻族看待的。雖願意成為附庸，終不免視同化外。被歧視也極自然，它有兩種原因。一是政治的策略，統治一省的負責者，在習慣上的錯誤，照例認為必抑此揚彼，方能控制這個漢苗混處的區域。一是缺少認識，負責者對於湘西茫然無知，既從不作過當前社會各方面的調查，也從不作過歷史上民族性的分析，只憑一羣毫無知識詐偽貪污的小官小吏來到湘西所得的印象，決定所謂應付湘西的政治策略。認識既差，結果是政策一時小有成功，地方几乎整個糜爛。這件事現在説來，業已成為過去了。未來呢，湘西必重新交給湘西人負責，領導者又樂於將責任與湘西優秀分子共同擔負，且更希望外來知識分子幫忙，把這個地方弄得更好一點，方能夠有個轉機。對整個問題，雖千頭萬緒，無從談起;對苗民問題，來到這十三縣作官的，不問外來人或本地人，必須放棄二三千年以征服者自居的心理狀態，應當有一根本原則，即一律平等。教育、經濟以及人事上的位置，應力求平等。去歧視，去成見，去因習慣而發生的一切苛擾。在可能情形下，且應獎勵客苗互通婚姻。能夠這樣，湘西苗民是不會成為問題的。至於當前的安定，一個想到湘西來的人，除了作漢奸，販毒品，以及還懷着荒唐妄想，預備來湘西搜刮剝削的無賴漢，這三種人不受歡迎，此外戰區逃來的臨時寄居者，擬來投資的任何正當商人，分發到後方的一切公務人員和知識分子，以及無家可歸的難民婦孺，來到湘西，都必然得到應有的照顧和幫助，不至於發生不應當有的困難。湘西人歡喜朋友，知道尊重知識，需要人來開發地面，征服地面，與組織大眾，教育羣眾。凡是來到湘西的，只要肯用一點時間先認識湘西，瞭解湘西，對於湘西的一切，就會作另外看法，不至於先入為主感覺可怕了。一般隔靴搔癢者惟以湘西為匪區，作匪又認為苗人最多，最殘忍，這即或不是一種有意誣衊，還是一種誤解。殊不知一省政治若領導得人，當權者稍有知識和良心，不至於過分勒索苛刻這類山中平民，他們大多數在現在中國人中，實在還是一種最勤苦、儉樸，能生產而又奉公守法，極其可愛的善良公民。
湘西人充過兵役的，被貪官污吏壞保甲逼到無可奈何時，容易入山作匪，並非樂於為匪。一種開明的賢人政治，正人君子政治，專家政治，如能實現，治理湘西，應當比治理任何地方還容易。
湘西地方固然另外還有一種以匪為職業的遊民，這種分子來源複雜，不盡是湘西人，尤其不是安土重遷的善良的苗民。大多數是邊境上的四川人、貴州人、湖北人，以及少數湘西人。這可説是幾十年來中國內戰的產物。這些土匪寄身四省邊界上，來去無定。這種土匪使湘西既受糜爛，且更負一個“匪區”名分。解決這問題，還是應當從根本上着手，使湘西成為中國的湘西，來開發，來教育。統治者不以“征服者”自居，不以“被征服者”對待苗民，一切情形便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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