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科學發展觀；人權；正義；法治思維
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在新的發展階段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1〕科學發展觀，是對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於發展的重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這是以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對科學發展觀內涵的深刻解讀，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奪取全面小康社會新勝利的過程中所提出的一個充滿時代精神、具有豐富哲學意藴的方法論。全面分析科學發展觀的法哲學意義，特別是分析科學發展觀的作為法方法論的法哲學意義，既是領會和省悟黨的十七大報告的現實要求，也是在新的歷史階段對馬克思主義法哲學的一次重大創新的意義研討。
一、科學發展觀是一種豐富人權價值涵屬的法哲學方法論
人權是每個人事實上都應該享有的權利。人權概念是當今時代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詞藻之一，並且是我們時代最強有力的呼聲，所以有人説，“我們的時代是權利的時代。人權是我們的時代的觀念，是已經得到普通接受的唯一的政治與道德觀念。”〔2〕享有充分的人權，是近代以來人類的最高價值追求之一。
人權觀念最早發軔和濫觴於西方。但西方人權理論存在嚴重的“物本主義”傾向，即西方國家的人權理論過分拔高了人的主體地位，特別是以一種無意識的揠苗助長的方式確立了人的物質性存在，並過分強調了人的個人屬性，忽視了人的社會屬性；而且西方的人權理論在實踐路徑上存在“人權歧視”的問題。在反封建反壓迫的時代，以追求個人自由、彰顯個性的封建社會末期和資本主義初期，這樣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當然是合理的，並且確實為資產階級革命的展開和勝利提供了革命型的理論依據和支撐。但是，當資產階級革命完成以後，西方國家由如何建立資本主義社會轉向如何完善資本主義制度，最初的以個人為核心的人權理論存在的缺陷就值得思考了。
對於西方國家的物本主義人權觀，科學發展觀作為一種有效的方法論給予了合理的修正，對其價值涵屬進行了合理的完善，使人權觀念從西方國家的物本主義人權觀轉向了我國的人本主義人權觀。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該論述從宏觀上概括了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對人權價值涵屬的方法論特徵。
第一，科學發展觀強調“第一要義是發展”，這是一種把發展作為核心人權的法學方法論。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指出：“發展權利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由於這種權利，每個人和所有各國人民均有權參與、促進並享受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發展，在這種發展中，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能獲得充分實現。”沒有國家、社會和個人的全面自我發展，其他人權同樣無從談起。發展權的最初目的乃是為了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新殖民主義的方式來掠奪和剝削髮展中國家，因此它帶有集體人權的性質。實際上，從發展權本身的視閾來看，它不僅首先涉及到的是作為一種集體人權的存在，而且也是個人權利的重要構成。科學發展觀正是意識到了人作為發展的主體的重要性，意識到了人民作為國家主人、作為權利主體的地位，而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下所提出來的方法論原則。所以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
第二，科學發展觀提出“核心是以人為本”，這是一種人本主義的人權觀。馬克思説：“正象社會本身生產作為人的人一樣，人也生產社會。”“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他還説：“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3〕(P241)人權成為人生存和發展的構成性規則之一，除了要關注實然性，也要關注應然性。科學發展觀正是糅合了人權的應然性與實然性，是一種人本價值的張揚。我黨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一種關注民生與民權的同步發展，是一種尊重廣大人民羣眾的主體性地位的發展，是一種把人置身於社會歷史中的發展。科學發展觀展示了“人”的需要是什麼，“人”的利益是什麼，靠什麼來保障和發展“人”的需要和利益，通過這種深刻揭示，我們看到了我黨對人民的尊重，對民意的尊重，對民生的尊重。
二、科學發展觀是一種促進社會正義實現的法哲學方法論
西方著名哲學家羅爾斯曾經有言：“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於正義的不可侵犯性。”〔4〕為此，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科學發展觀，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從十七大報告對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的論述和強調來看，科學發展觀折射出瞭如何實現社會正義，如何實現代內正義與代際正義的協調的方法論屬性。
我們知道，傳統發展觀是一種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物本主義”發展觀。它將經濟發展歸之為經濟增長，片面追求經濟增長使人們飽嘗“有增長無發展”甚至“增長與發展負相關”的惡果。正如裏夫金曾指出，“在這種高度工業化的環境裏，我們為享受高水平的生活付出了擴散疾病和死亡的代價。”〔5〕這樣，在傳統的發展理念下，正義原則正經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驗。正如美國學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指出的：“我們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但我們卻迷失了方向。”〔6〕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對傳統發展觀的價值理性缺失這一不足的積極迴應，它給社會的發展指出了一個科學的方向，併成為積極訴求社會正義原則的時代強音。
第一，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這實際上是對如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強調。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貫主張，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任務。公正的社會生活依賴公正理論的指引，因為社會公正理論能夠為人們現實的社會生活提供基本的指導原則。一個社會能夠成立，社會中的成員能夠在一起攜手相存，主要一個原因便是在這個社會的政治、法權、倫理和經濟關係中體現着一種公正原則。只有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才能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積累物質和精神財富；只有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才能解決現實中存在的矛盾和各類社會問題；只有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才能使社會和諧，讓我們國家昌盛，人民安康。要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要實現社會和諧，就必須採取統籌兼顧的方法，積極協調各個方面的利益，達到各種利益的均衡。所以，總書記強調，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各種重大關係，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要通過發展增加社會物質財富、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過發展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不斷促進社會和諧。〔1〕黨的十七大報告對如何實現社會正義的闡述，是我黨執政觀成熟的表現，也反映了我黨對正義之價值積極追求的決心和信心。第二，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這實際上是對代際正義的訴求。經濟需要增長，社會需要發展，但是，已有的歷史表明，殺雞取卵或者涸澤而漁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方式是違背代際正義原則的。代際正義要求當代人為後代人類的利益保存自然資源，使自然資源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代際正義認為人類每一代人都是後代人類的受託人，在後代人的委託之下，當代人有責任保護地球環境並將它完好地交給後代人。人類每一代人都是後代人類的受託人，在後代人的委託之下，當代人有責任保護環境並將它完好地交給後代人。代際正義是對當代與後代關係的協調，是對今天的發展與明天的發展的協調，是對現在的發展與未來的發展的協調，因此，代際正義是和諧社會的基本價值訴求。在當代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需要實現代內正義，也需要實現代際正義，特別是需要正確處理好代內正義與代際正義的關係。而協調二者之關係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全面協調可持續，即按照十七大報告的説法就是要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協調。〔1〕
三、科學發展觀是一種深藴法治思維的法哲學方法論
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是黨的十五大以來所確立的基本治國方略。這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對自身執政方式認識的深化。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施十年來，成績斐然，但當下中國法治處於發展的關鍵期，需要規劃基本方略全面落實的步驟，推動法治不斷實現增量改革，努力推進法治進程，維護並促進社會公平正義。〔7〕與之相關的是，法治固然取決於一系列複雜的條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條件而言，必須存在一種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思想方式，即只有當人們能夠自覺地而不是被動地、經常地而不是偶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來思考問題時，才會有與法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遍行為方式。〔8〕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延續了黨的十五大以來所確立的基本治國方略，即法治方略。同樣，顯得更為富有法哲學意義的是，科學發展觀是法治思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方略上的重大體現。
第一，從執政方式來看，依法執政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客觀需要，是實踐法治思維的客觀需要。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經過了長期的革命鬥爭取得的，但是，它卻不可能是一勞永逸的。已有的歷史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任何一個政治、任何一個政治團體要想獲得人民的支持，要想獲得民心，要想穩保國家安定、長治久安就必須順應民心，必須順應民意，必須以民為本。這就需要中國共產黨能夠拋棄人治思想，轉向法治思維，把依法執政看做是黨治理國家最有效、最根本、最長久的方式，必須把依法執政看成是黨在新時代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最可靠的執政方式，必須把依法執政看成是黨順應民心、獲取民意的執政方式。所以，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切實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為科學發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組織保障。
第二，從制度保障來看，發展民主政治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客觀需要，是實踐法治思維的客觀需要。沒有法治，民主會演化為“大民主”，沒有集中的民主將是低效的民主。在黨執政的前30年探索中，領導人的權力變遷、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導致國家建設一度脱離正常軌道，甚至滑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軌道，耽誤了發展的大好機遇。我們歷經艱險，確立依法治國方略並加以實施，目的就在於保障國家的中心工作不致偏移，保障各項工作的有序進行。〔7〕因此，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也是我們黨在新時代如何創新執政活力、如何發揮人民的活力、如何繼續堅持法治思維的有效路徑。這就需要按照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的那樣，發展基層民主，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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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建構；科學哲學；科學實踐
Abstract：echallengesaremainlyreflectedinthreeaspects：toreplacereasonablenesswithsymmetry，logicwithcontext，challengehasopenedabroadsocialandculturalanalyticcontextforscientificknowledgeand，ver，olutiontothisdilemmaliesinscientificpractice.
Keywords：socialconstructionism；scientificphilosophy；scientificpractice
對傳統科學哲學的批判最有力的來自於布魯爾，以他為代表的社會建構主義以其激進的姿態向科學哲學提出了挑戰，目的就是要用社會建構論來取代自然實在論。
一、以對稱性取代合理性
科學合理性一直是科學哲學的核心內容。正如邏輯實證主義代表人物賴欣巴哈在《科學哲學的興起》一書中所言，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是闡明科學的合理性，目的在於建立自然科學的認識論基礎。勞丹在《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也有對科學合理性極為重視的類似表達。同時，科學合理性理論一直是科學哲學中眾説紛紜的並不一致的核心內容。自18世紀啟蒙理性主義誕生以來，哲學家們大多把科學知識視為自然之鏡，是對外部世界的真實摹寫，是不以科學家的個人品質和社會屬性為轉移的客觀知識。此時對科學合理性的理解當以邏輯實證主義所倡導的標準科學合理性模型(又稱邏輯合理性模型)為典範，該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規則，例如：邏輯規則、算術規則、數學及科學方法論等。以卡爾納普、賴欣巴哈等為代表人物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把觀察看作是不可懷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單靠經驗可決定理論真偽，通過制定對應的規則來檢驗定理，進而檢驗理論的正確與否。正如賴欣巴哈所言：“哲學不過是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的邏輯分析，歸納邏輯應當是科學知識合理性的根據，理論之被接受……是以事實到理論的推論為基礎；這個推論不是演繹的，而是歸納的。所給予的是觀察材料，觀察材料構成確定的知識，理論是通過確定的知識被證為有效的。”[1]值得一提的是，邏輯實證主義者注重把邏輯和方法的不變性作為科學合理性標準，並沒有考慮科學發現中的歷史、社會和心理因素。緊隨其後，批判理性主義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隨者雖然在劃界標準、科學邏輯的性質上與邏輯經驗主義有着嚴重分歧，對他們的意義標準並無興趣，排斥歸納邏輯，但他們的科學方法論仍然是科學邏輯，只不過是比邏輯經驗主義的歸納邏輯更強的演繹邏輯而已。同樣，他們也沒考慮科學發現範圍內的社會、歷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學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學哲學的首要原則就是選擇一些方法論原則，以構成全部科學研究的説明性工作的框架。在這種哲學的指導下，人們就應該可以把科學展示成具體體現這種科學哲學的各種原理，並且是根據它的教誨而發展的某種過程。只要人們做到這一點，他們就可以根據哲學來表明科學是合理性的。拉卡託斯把那些確立在科學方法論原理上的工作稱為“合理性重建”或“內在的歷史”。同時，拉卡託斯認為給社會學家預留了一個角色，讓他們以“外在的社會史”來解釋理性主義無法説明的非理性的殘餘物。拉卡託斯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①內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學發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説明科學發展的主要特徵；②相對於外在史來説，內在史具有一種重要的優越地位，外史不過彌補了存在於合理性與現實性之間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會學的研究屬於“病態”社會學研究，亦即科學方法無法充分説明的所有問題，就移交給社會學家進行研究，進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説明。拉卡託斯説：認為科學的內在的歷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歷史是第二位的，因為外在的歷史之最重要的問題都是由內在的歷史界定的。外在的歷史要麼對速度、位置、選擇性等以及對人們根據內在的歷史解釋的各種歷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説明；要麼在歷史與人們對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時，提出對這種不同之發生原因的經驗性説明。但是科學增長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們的科學發現的邏輯來説明。
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中，把科學合理性與進步性緊密聯繫在一起，認為合理性在於做出最進步的理論選擇。科學進步則表現在一個理論總體解題效力的提高，即儘量擴大已解決的經驗問題的範圍，同時儘量縮小反常問題和概念問題的範圍。同時，勞丹對“認知社會學”提出了警告：“我們若要研究科學的合理性的社會背景，必須先懂得什麼是合理性。”[2]230在他看來，科學的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體上遵循科學的方法，並不是説科學家的行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強綱領SSK的原則不能界定一個值得承認的科學實踐方式(即知識社會學)，它對科學實踐的説明也不能用於説明它自身。勞丹希望社會學家扮演着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與思想史和認識論完全不相干的科學的非認識的社會學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劃界原則的前提條件下進入認識論。在後一種情況下，他建議社會學家遵循一種“外理性原則”。按照這種方法論的約定，“當且僅當那些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解釋時，知識社會學才可能參與對信念的解釋。”[2]217這種思想史家與知識社會學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頓·史密斯[3]的支持。牛頓·史密斯認為，至少存在關於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説明，可以用來決定一個確定的信念在一個給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數科學哲學是“內在”於科學的認識論之中，區分了科學知識的標準、證據與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認識論之外的社會因素之間的區別。在社會學內部，由羅伯特·默頓所確立的規範的社會學傳統，目前仍然在美國學術界佔統治地位，強調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自然科學，但堅持科學制度與規範是主要的研究對象，拒絕社會學介入科學知識的成功內容。默頓學派一直關心的是科學工作是怎麼樣在制度化與文化中體現出來，恰當地解釋它們為什麼會脱離了已有的社會規範。
面對着科學哲學家與社會學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務，布魯爾與巴恩斯提出了強烈的異議。對知識內容在哲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會建構主義的強烈不滿。為此布魯爾提出了對稱性原則。對稱性原則是布魯爾強綱領的核心[4]，其具體內容是同一類型的原因應當既可以説明真實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説明虛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對稱性原則堅持，無論真的還是假的，合理的觀點還是不合理的觀點，只要它們為集體所堅信，就全部都應平等地作為社會學的探究對象，都應訴諸於同樣類型的原因獲得解釋。這就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認識論地位，理性的信念並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麼特別優越的地位。從而否定了理性模式，為其科學合理性的社會學解釋模式尋求合法依據。布魯爾曾經多次舉一個例子[5]來説明這種對稱性。考慮兩種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個部落中，都有一些人們傳統的信念，以及人們普遍接受的被認為比其他理由更有説服力的理由。每一個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達其偏好的詞彙。面臨着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與另一個部落文化信念之間進行選擇時，每一個人都很自然地傾向於自己的文化傳統。對部落的人來説，這些文化傳統將會提供可用來對信念的選擇進行證明的或辯護的規範與標準。關鍵在於，社會建構主義認為，他們的選擇與評價像這兩個部落的成員的選擇及評價一樣，是與環境密切相關的，並不存在着與環境無關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規範，並且“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種環境中可算作是某種信念的“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在另外一種環境中會被看作一種截然不同的東西。因此，社會建構主義所關注的並不是“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它所關注的恰恰是“可以作為證據的原因”的理由。堅持知識與信仰是一回事。實際上，這就意味着人們只能夠依賴於其部落的傳統信念來對真理與謬誤做出“直接”的肯定。社會建構在社會語境下對科學合理性的一種解讀，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內容最終被歸結為某一共同體採用的社會文化規範，消除了科學合理性的客觀理性基礎。正如馬丁·霍利斯在《社會對實在的破壞》一文中所言，“強綱領的目的是腐蝕掉人們所熟悉的客觀性概念之理性基礎”[6]。
布魯爾的上述觀點引發了勞丹與他的一場著名的爭論。勞丹認為，不論科學研究的個體還是羣體，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產生條件，因而不構成對稱性主題。首先，就科學研究的個體而言，他在採納某種理論信念之前，必須具體説明該理論信念的因果關係和邏輯基礎，用因果關係解釋理論信念，通過邏輯推論過程完成因果解釋，這樣就可成為保證其理性信念的原因。與此相對的，對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釋卻需要極為不同的解釋，因為它們是“由社會和心理行為的直接行為導致的信念”[7]59。勞丹曾舉例説：“如果接受某種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結果，那麼認為信奉X直接就是由於社會或經濟原因引起的就毫無道理了。對信念Y和Z的接受當然也可能是社會因素在起作用，此時我們可以認為對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會境況的間接結果。但是這並不能用來反駁以下説法：對於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説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結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與他的其他信念b、c……i並不在理性上相關，那麼對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説明看來應該根據理性之外的因素來作出，例如該信仰者社會(或心理)的狀況。”[2]207其次，就科學研究的羣體而言，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產生的條件也完全不同。“我們可以設想，人類社會存在兩個羣體：一個是非理性社會，另一個是理性社會。在理性社會中，人們只能在仔細懷疑之後，而且只能在行動者(指理性社會羣體)自我意識到與自然相關部分的因果聯繫後才會採納信仰，這些相互聯繫在很大程度上是構成理性行動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會裏，即允許存在認識無政府主義的社會裏，每個人可以採用獨立於任何公共的認知政策的信仰。每個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沒有；每個人可以有信仰的證據，也可以沒有等等。”[7]62理性社會和非理性社會的信念形成社會機制完全不同，兩種不同信念來源於兩個不同的社會組織基礎，這直接駁斥了布魯爾的對稱性原則。
對上述勞丹論證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觀點，布魯爾予以激烈的批評和反駁。布魯爾認為，勞丹的理性解釋模式實際就是“手段—目的計算模型”，該模型不論用於科學研究個體還是羣體都缺乏説服力，更無法否定對稱性。他認為，勞丹的錯誤在於貶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於經歷恐嚇、賄賂、洗腦或者損傷後的頭腦內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產生真的不同嗎？布魯爾認為，理性與非理性的對比不過是表明了“大腦是一個計算的機器”，“理性”表明機器處於運行狀態，“非理性”是表明機器中斷和失控的標籤[8]。機器的運行和中斷不過是裝置的兩種可能的物理狀態，這種狀態不需要任何先驗的評價，“運行”和“中斷”的語言體現了對稱性原則。布魯爾還認為，勞丹的錯誤在於把對稱性理解為“完全因果同質”即同種原因只能產生同種結果。而實際上，同種原因完全可產生不同的結果。
總之，勞丹在這爭論中始終堅持外理性原則，堅定地捍衞科學合理性理論。而布魯爾則一直堅持要用對稱性原則來取代科學哲學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張對所有的信念進行社會因素解釋。勞丹在這裏不僅強調了知識，而且還強調了知識是真實的內容。從這一點來看，像勞丹那樣要求把產生真實信念的機制與產生錯誤虛假機制區分開來的做法看來是合理的，因為它是藉助了自然來進行的辯護機制。但如果強調的是“製造過程”，那麼要求解釋產生信念的機制，而不問其認識論地位如何，同樣也是合理的。從這一角度來看，布魯爾認為除非社會約定，否則不會存在着這樣一個過程，能夠區分出真與假的信念，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發現的語境取代辯護的邏輯
社會建構與科學哲學之爭的關鍵還在於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邏輯之爭。科學或更為一般的經驗探索，就是利用種種手段去發現世界可能是如何，但無論什麼樣的結果出現，得服從具有權威的哲學判斷，以確保是合理的知識。科學哲學本身就具有某些毫無疑問的評價標準，如一套先驗的邏輯範疇，無論是在康德意義上，還是在邏輯實證主義意義上，這套規範都是無時間性的。
社會建構主義關鍵點在於拒斥這種“第一哲學”，他們認為，首先，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邏輯的區分是非常難以進行的；其次，有關勞動分工的問題，也即科學家的工作在前，哲學家的工作在後。這特別在邏輯經驗主義的工作中體現得最為突出，他們趨向於把科學哲學視為一種在時間上後繼，是尋求對“完成了的”陳述系統的永恆的評價標準。再次，它還會產生出科學家自己在評價他們工作的角色與權利的問題，因為它同樣把評價權威置於科學家之上，以致蔑視實際的科學工作者的能力與決定權。
社會建構主義還認為，作為一種合理的論證的辯護模式，消除了科學研究實際上所涉及的艱苦工作。在具有邏輯重構特徵的論證被形成之前，(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所感興趣的)幾乎所有的艱苦工作都已經完成。但對哲學家來説，論證是很有規則的，它並不會顯現科學家實際上所顯現的工作步驟。這種重構或許可能表明我們外行人能夠接受的科學結論，但這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理想化了認知活動的概念。如果認為這種重構代表着科學家在製造知識過程中的實際推理，那麼這與科學家的實踐的認知活動無關。
這種區分還具有更進一步的意義。一個更為重要的意義是對發現的(邏輯)理性的明確拒斥。邏輯實證主義視發現的過程為隨意的、偶然的、神祕的或幸運的。因此，科學哲學傾向於放棄對歷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或者説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進行研究的實際場所的混沌狀態的語境。獲取帶有真理主張的理論的科學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樣的不同的社會與歷史環境中獲取了他們帶有機遇與幸運的成果，但科學哲學家總是要施展他們的想像力、理論與實驗方法的嚴格性來制止這類混亂的語境，他們所製造的理論能夠被合法化與建構為真理的命題，他們為科學家制造了帶有徹底簡明與確定特性的邏輯的評價標準。
在邏輯實證主義看來，科學發現的語境，就像語境自身一樣，是不能被化為經驗的。但對辯護語境的分析卻給形式邏輯以特權。“賴欣巴哈有關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語境的區分的要點在於有關科學數據產生的信息是無關於對這些數據的評價的。”[9]還有另外一種區分，即“內部”與“外部”之分，內部被確定為邏輯的，而外部被認為是經驗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會建構主義的突破點就在於尋求發現中邏輯的作用，尋求辯護中的科學合理性的產生的社會致因。這樣，邏輯在發現中就具有作用，社會與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價值”在辯護中也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隨着“價值”一詞的引入，兩種語境的區分中的問題最終顯露出來：傳統的科學哲學所持有的發現的與辯護的區分，目的在於強調上述“價值”對理論的評價(規範標準)的無關性。規範並不是來自於經驗的結果：兩者間有着一個無法逾越的界線。兩種語境的區分是邏輯實證主義的中心教條。社會建構主義否認這種鴻溝的存在。因此，從一開始，強綱領SSK與科學哲學的對抗，甚至超過了它與默頓式的科學社會學的對抗。強綱領SSK要求用社會學來取代科學哲學，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樣：“布魯爾不斷地把傳統哲學及其‘理性主義’的認識論作為一種特殊的目標。強綱領的整個事業就是特別關注於用社會學來取代所有的傳統的認識論，繼承了被稱之為哲學的所有主題”[10]。
科學哲學家認為觀察與推理對辯護是關鍵的。社會建構主義聲稱，當他們把觀察與推理置於其真實的語境之中時，這些實踐看起來並不像是哲學家所歸屬的辯護的結果。也就是説，科學家不僅是在觀察；他們在特殊的場所，為特殊的目的而設計與操作特殊的實驗，他們用特殊的測量儀器來計算特殊的樣本，他們為特殊的田野研究選擇特殊的場所。科學家並不理性；他們解釋觀察與實驗，他們支持或批評猜測或假説，他們推理出結果，他們把模式擴展到新領域。在他們進行的所有活動過程中，他們有着多種理由來進行一種特殊的選擇與決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應用、審美價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費者的利益、對形而上學與意識形態的反映。這些就是包含在“社會”大傘下的各種因素。社會學家主張知識生產就體現在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着這樣的實際實踐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脱離了在哲學描述中的理想，知識並不具有傳統哲學所描述的那種優越性。
三、以建構論取代實在論
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問題，在波普看來是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並且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在科學方法論中尋求答案，因為，方法論可以解釋科學在提供有關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識方面的優越性。在波普以前，實證主義認為科學是通過經驗積累的經驗證據來為理論做出辯護，科學家運用確定的事實來證實理論，如果他們成功了，那麼科學就在向真理邁進。波普意識到，這種實證主義的策略會因為歸納問題而擱淺。因此，他更偏向於證偽而不是證實，用猜想代替了確定的真理。科學通過大膽的猜想與嚴厲的批判而走向真理。科學家從問題出發，走向邏輯概括與基本語句，這些理論概括與基本語句在原則上都是可反駁的。猜想越大膽，科學(客觀知識)進步的速度就越快。科學必須接受嚴厲的判決性實驗的檢驗，盡最大的努力去反駁理論。沒有什麼理論能夠被免於批判。因此，科學不是證實的遊戲(尋求與普遍的理論相吻合的證據)，而是反駁的遊戲(尋求證據來反駁它)，科學理論不是確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膽的猜測。波普的證偽主義為區分科學語句與非科學語句提供了一個劃界標準。對波普的劃界標準，柯林斯認為其問題集中在證偽性的經驗證據是否具有可重複性這一點上。可證實性或可證偽性作為一個邏輯條件，而證實與證偽卻是實際的觀察與實驗的過程，波普與柯林斯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爭論的焦點在於，證偽是用直白而清晰證據去反駁理論，還是説證偽過程具有解釋的模糊性，只有通過複雜的社會磋商來解決。此時，哈里·柯林斯提出了所謂的“實驗者回歸”的問題：最著名的論證出現在其《改變秩序》一書所討論的韋伯對引力波探測的實驗中。最初的發現刺激了大量在實驗上“重複驗證”的努力，包括許多物理學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測器”。結果是一組類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測實驗，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結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引力波是否已經被探測到的問題同樣也是實驗是否有能力的問題，什麼樣的探測器被正確地設計的問題。如果我們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樣圍繞在我們的身邊，我們就能説什麼樣的實驗是有能力的，什麼樣的探測器是好的。如果我們知道了什麼樣的實驗是能勝任的，我們就能説引力波是什麼樣的。這樣，在柯林斯看來，並不存在嚴格的標準來判斷一種合理的實驗結果或者一種好的實驗儀器，所有評價儀器的標準依賴於儀器在實驗中所產生的結果。這樣就導致一種實驗的循環：好的實驗儀器只有通過其獲得的正確結果來定義，而正確的結果只有用好的儀器才能獲得。柯林斯堅持認為這種不正常的循環總是要困擾任何實驗者。這就是“實驗者回歸”。在實踐中，這種迴歸是通過科學家之間的談判來解決的，並且這種談判並不依賴於任何認識論的標準，而是靠解釋學的力量來解決的，特別是由參與這場爭論的科學家盟友與其敵人所組成的“核心羣”的磋商過程。“核心羣”成員的活動，是運用“磋商策略”來打破實驗者的迴歸，其結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滿意的“適當的科學知識”。正是“核心羣賦予社會偶然性以方法論的正當性”[11]。這就不僅對實驗證據的確定性，而且對其合理性也產生了懷疑。因此，實驗並不能為科學知識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礎。所以，在柯林斯看來，正是科學家之間的談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決定着什麼作為一種有能力的實驗，決定着什麼才能算作實驗結果，因此，這項研究對實證主義的劃界標準提出了挑戰。確定某些實驗是否重複、是否可信，這僅是權力的顯現，是一種文化與修辭的遊戲，結果，實證主義的劃界標準就成為科學家之間磋商的產物，也就是一種社會建構。
總之，20世紀70年代布魯爾提出了強綱領之後，標誌着科學哲學出現了社會學轉向，傳統的科學哲學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應該承認強綱領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這主要因為它突破了傳統哲學預設的自然科學知識內容不可被社會學家碰的，打開了科學知識的“潘多拉盒子”，打開了科學知識的廣闊的社會與文化的分析語境，正確地看到了社會與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種組成部分。但是，它誇大社會因素的作用，認為社會因素是首要並且是決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學知識是科學內外的人們社會交往的產物，科學知識是由人們藉助於權力與修辭手段社會性建構出來的；在這建構過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幾乎不起任何作用。這種貶低甚至完全忽視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斷了知識與物理世界的聯繫，顯然消解了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真理性，也沒有給科學的內在邏輯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樣：“在對科學知識的實際產生和演化過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狀態的基本作用被社會語境所取代(在這種社會語境中研究資源以一種特定方式被分配)，那麼一些認識論術語，諸如實在論和相對主義，應該相應地用社會術語所取代(諸如由某些研究資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證據等)。而這必然導致去消解科學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學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與揭示自然奧祕聯繫在一起。”[12]因此，對科學哲學中傳統問題的探討，我們不光要重視社會維度，也要更重視自然維度，不能顧此失彼。當然，我們也不贊同科學哲學中的反映論傳統，我們應該從理論走向實踐，從表徵走向干預。這種實踐的科學觀它包容了諸如自然與社會、理性—非理性、主觀—客觀、主體—客體、物質—精神、可説—不可説等一系列矛盾的辯證運動，實踐範疇因而具有不可還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過程客觀性。科學實踐中所融入的所有的異質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實踐的開放性過程中歷史性地注入科學實踐的過程，並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製造出科學。這一過程並不是把某些因素強行地化歸為單一要素(如化歸為自然，或化歸為社會)，而是一種辯證的綜合，科學是在各種異質性要素的辯證的綜合的語境之中突現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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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文明使科技與自然的關係經歷了從巫魅到祛魅的演變。在“人類中心主義”的科技理性支配下，工業文明的科技價值觀、方法論乃至實踐過程都追求對自然的控制和改造，必然導致科技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生態文明視域下，應對科技理性、價值觀、方法論和實踐過程進行全面反思，推動科技形態的生態化轉型，發展並促成一種“親自然”的生態化科技還魅於自然。
關鍵詞：
生態文明；科技發展；親自然；哲學反思
大約在500年前開始的西方近代科學革命迅速地改變了人類的技術形態。在近代科技槓桿的撬動下，人類的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變革，開啟了機器大生產的工業文明時代。在工業文明的社會中，人們藉助現代科技和先進工具，使得人與自然的關係產生了顛覆性的改變：人力得到了巨大的釋放和提升，開始大肆開發、改造、征服，甚至是掠奪自然，相形之下，自然力退縮了。今天，人類面臨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及其所衍生的不可持續發展的威脅，近代科技與建立在其基礎上的工業文明都難辭其咎。然而，“沒有科技的轉向，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轉向”［1］。基於此，要克服環境問題，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基礎性的工作就是要促進科技形態的轉變，即以生態化科技引領生態文明新形態。在我國，制定科技發展戰略是引導並支撐科技發展的重要途徑，為了適應生態文明建設、發展生態化科技，需要科技發展戰略的生態化轉變。如何促進科技發展戰略的生態化轉變，則首先要探討科技發展與自然演變的關係。
1科技與自然關係的歷史變遷
討論科技發展與自然關係，有必要首先釐清“技術”、“科學”與“科學技術”3個概念的演變與內在關係，因為這3個概念之間既反映着科技形態的發展與演變，同時也內含着與自然的關係演變與發展。用一個簡化的模式呈現3個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所反映的科技形態的演變：技術(與人類生存具有源始性關係)科學(始於希臘人開創的“理性科學”)科學－技術(工業文明時期受近代科學興起影響，引起科學與技術一體化的形態轉變)。科技形態的改變意味着人與自然交換方式的改變，最終也是人與自然關係的改變。
1.1前工業文明時期科技與自然的關係技術從古至今始終伴隨着人類的生產與生活。前工業文明時期，人類主要以技術作為和自然打交道的中介，藉助技術，人類改變了身體受制於自然的狀態，生產方式由採集漁獵過渡到農耕畜牧，發展出能夠掌握較為穩定的生活資料來源、熟練栽培植物、馴化動物的農業文明，並伴隨着人口增長、對自然需求的增大。由於技術的發展水平還很有限，前工業文明時期它的運用雖打破了自然原有的生態平衡，但整體上看還是局部的、可恢復的，對自然尚不能形成傷筋動骨的破壞。而科學在前工業文明時期與技術融合的程度還比較低，二者的界限也較為明顯。即便在前工業文明幾千年時間裏，科學的形態也不斷變化———從純邏輯思辨的理性科學演化出了基於經驗論的實驗科學和基於唯理論的數理科學，科學卻鮮有直接參與干預自然。理性科學對形而上學的執着關注反而並不重視機械技術的發展，近代數理實驗科學在工業化生產到來之前多處在實驗室或紙面階段。儘管在前工業文明時期，技術和科學都沒有對自然造成大範圍的生態破壞，卻並不代表前工業文明的技術和科學是符合生態文明的，尤其是近代科學，它的興起為科技結合和工業文明到來做了思想和物質上的鋪墊。
1.2工業文明時期科技與自然的關係18世紀，蒸汽機的發明使牛頓的力學體系和熱學理論得到了技術化應用，也意味着科學和技術結合的開始，成為“科學－技術”(下文簡稱為“科技”)，通過對自然界物質的分解、重構和再造，將科學成果不斷轉化為生產力，從而煥發出了幫助人類改造自然、變革自然的巨大魔力。蒸汽機在生產領域迅速而廣泛地使用，使機械力開始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標誌着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其後，近代科學武裝下的科技在距今不過300年的時間裏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人類一步步擺脱了對自然和牲畜提供生產動力的依賴，改造自然能力空前提高，以石化燃料為動力的機器、火車、輪船將人類帶入了大機器生產的工業化社會。流水線的機器生產徹底改變了人們長期以來以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模式，就連農業生產也同樣用的是工業化的生產模式。但是，工業文明發達的生產力背後是對自然資源需求的爆炸性增長，而對生產和效率的追求使自然的生態平衡被輕易忽視———大規模地攫取作為生產原料的自然資源投入工業生產，之後又將生產廢料“還”給自然。近代科技幫助人類更新了文明形態，也的確豐富了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內容，提升了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效率，帶來前所未有的物質繁榮，卻也對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和摧殘，遠遠超出了自然的環境承載能力。可以見得，工業文明是以犧牲生態換取的。
2工業文明：科技發展導致環境問題的哲學反思
從科技與自然關係的變化不難看出，科技的不斷髮展在推動了人類社會文明形態變遷的同時，也大大影響着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態度和生活習慣，從而成為構建人和自然關係的重要手段與環節。近代科技追求效率和力量，這為工業文明的意識形態提供了支持。在工業文明的社會結構中，整個社會都把資本增值作為最高目標和行為準則，人類通過科學對自然的改造也不例外，人們已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現代科技的邏輯，被納入了現在科技的“座架”之中，為獲取更多資源滿足人類的利益，從而加強對自然的控制和改造，同時也對發揚這樣的科學和技術予以支持，使得其獲得更多的資源［2］。
2.1人類中心主義的科技理性近代哲學使人的主體性得到彰顯，成為了世界的中心和價值的唯一尺度，這也將人從自然的整體中抽離，成為宰制自然的主人；加之人類長期以來希望擺脱自然束縛的樸素願望，必然地要求有一種服務於人類的科技理性和與之對應的科技形態。而科技發展到工業文明時期，解釋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客觀上也有了顯著的提升，於是相互作用下衍化產生了“親人類”的科技理性。近代科技理性奉行人類中心主義，把擺脱自然束縛、征服自然視作對人類的造福，在這種科技的理性支配下，近代科技放大了對力量和效用追求，正如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在滿足人類自身利益和追求社會“進步”的旗幟下，近代科技理性對待自然的態度已從順應變成了控制、利用和征服，探索自然的奧祕不過是為了更好地駕馭自然。
2.2科學主義的科技方法論實證科學和數理科學是近代科學的兩大重要組成，機器化則是近代技術的鮮明特徵。實證科學倡導經驗的方法，認為了解自然需要通過觀察實驗，將所研究的自然物置於實驗室的極端條件下進行反覆刺激，以“嚴刑拷打”的方式逼問自然，當考察物在非自然干預下的反應以規律的方式呈現，自然的奧祕就被解開了，科學也就有了預測和控制自然的能力。數理科學的方法則是對世界進行數學化解析，通過建立了貫通幾何和代數的直角座標系，將物質和空間置於其座標系內實現了世界的普遍數學化。同時，近代科技還推崇機械自然觀，認為自然世界和人造的機器並無本質差別，世界可以像機器設備一樣被拆分。近代科技的方法論即是用擠壓和拆解的方法來解釋和改造世界，還將其認定的研究方法擴張到了自然以外的方方面面，使得科學成了真理的代名詞，科技成了解決一切問題的唯一正確方案，凡是不能被實證的或不能用數學的方式量化分析的都是非科學的，都會遭到科學的拒斥。近代科技的獨尊地位停滯了其對自身的反思，就好比缺乏制動系統的車，在反自然的歧途上越滑越遠。
2.3單一維度的科技價值觀近代科技把自然當作一個可計算、可拆解的對象，以不斷精確的尺度對其進行解構、細分和還原，使“自然本身在新的數學的指導下被理念化了”［3］。但每一次解構也都是一次對自然去質化的過程，當自然被表述成符號化的等式、模型或是部分的加總，它的整體性、內在性等其他價值維度卻被遮蔽，自然的價值被縮減為只剩下物質和材料。科技消弭了自然的神祕感，“宇宙被視為一台由死物質(至少是無聲無息的物質)上演的戲劇”［4］。它打消了人對自然的敬畏，使人改造和掠奪自然變得更加心安理得。近代科技的價值觀也充滿了對自然環境的挑戰，往往以人工化再造改變自然環境展示自身的強大。在效率邏輯的推波助瀾下，科技的適用性和自然的生態平衡常常被忽視甚至無視，導致科技對自然的侵略和破壞也是高效率的。
2.4與自然對立的科技實踐近代科技在與自然互動中將自然看作可任意擺置的持存物。“在現代技術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種促逼，此種促逼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採和貯藏的能量。”［5］932自然被科技效用化為提供滿足人類需要的能源庫，是被置於股掌之間的擺弄對象———“空氣為着氮料的出產而被擺置，土地為着礦石而被擺置，礦石為着鈾之類的材料而被擺置，鈾又為着原子能而被擺置，而原子能則可以為毀滅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釋放出來。”［5］933科技的濫用也導致了人的異化。技術理性“對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與所支配的客體的異化為代價的，隨着精神的物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身，甚至個人之間的關係也異化了。”［6］人被捲入科技發展進程，獨立性被漸漸消解，成了科技發展特殊的能源、工具和持存物，膨脹的慾望和異化的事實使人與自然的關係陷入惡性循環。
3生態文明：實現生態拯救的科技發展之路
工業文明的科技割裂了人與自然的整體及內在聯繫，並在工業資本的推波助瀾下導致一個反諷的結果：以對抗自然的方式滿足人類利益，最終導致人類利益難以為繼和人類文明不可持續。生態文明的要義與價值精髓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生態文明視域下為實現生態拯救，需要全局性、有步驟地摒棄過去一味“求力”、“逐利”的科技發展道路，戰略性地引導科技發展從觀念到實踐進行生態化轉向，尋求可持續的生態化科技發展。
3.1樹立親自然的科技理性環境危機的教訓已經證明了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人並不能脱離自然獨立存在。自然是內在性的領域，它按照固有的規律運行。科技並非萬能，它雖能幫助人類更好地認識自然、把握和利用自然的規律，卻也無法改造這些規律，能夠改造的實際上只是自然與人的相處方式。工業文明時期追求“改造”和“征服”的科技理性已經顯露出了其不可持續的侷限性，實現科技生態化轉型首當其衝的是要扭轉這種侷限。生態文明的科技理性需要在承認並尊重自然生態整體性的前提下建構，是一種順應自然規律的、生態整體主義的親自然理性。親自然的科技理性倡導“傾聽自然，對自然保持一種虔誠的態度，認為人類的一切真知識本質上都來源於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來自實驗室中的自然切片，不是實驗室中遭到＇拷打＇和＇拷問＇的自然。”［7］正如自然的動態平衡是依靠物種的多樣性來維繫，親自然的科技理性反對近代科技對“人類中心”及科學確定性的偏執追求，更注重多元性和適應性，主動放棄挑釁性的思維而以適應性取而代之，主張適應自然的科技才是可持續的、有意義的。
3.2建構親自然的科技方法論應該承認，藉助量化、分解、實驗等近代科技方法的祛魅，人類擺脱了巫魅的狀態，對自然的理解能力有了顯著的提高。因此，雖然工業化造成的嚴重生態惡果印證了工業文明時期科技與生態自然的不相適性，但這並不意味着要因噎廢食，徹底否定科技的方法和工業文明的成果，而是要在近代科技的基礎上批判地探索出一種與自然環境相協調的科技方法論，“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術文明的成果，以達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和將科學精神從為剝削服務的毀滅性濫用中解放出來。”［8］科技解釋自然的能力越強，未知的領域也越寬，莫測的自然能給人類和科技的發展無限的啟迪。親自然的科技方法論尊重並且認可自然，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不是以自然為敵，而是以自然為師。工業文明帶來的物質繁榮是由單向度的生產———消費模式締造的，它最終必然走向自然能源的消耗殆盡，地球也將變成大垃圾廠。而生態文明的科技以“仿生態”為方法，摒棄對生產數量的刻意追求和資源的一次利用，以效仿自然的循環模式取而代之。自然是一個系統，它不能只由單一的物種構成。生態文明的科技方法論並不自恃為唯一真理，對其他科學形態和非科學的智慧表達都能以寬容的態度吸收或欣賞，人文和自然科學在生態化科技這裏不僅並不對立，而且努力促成二者的有機融合。類比生態系統需要藉助物種的多樣性維持其平衡，生態科技也將在多樣化智慧的交流和碰撞中形成對世界愈發全面的認識。
3.3引導科技價值觀還魅自然工業文明的科技價值觀強調科技改造自然的效率，卻不幸造成了環境的迅速惡化，欠下了大筆的“生態債”，可以説片面效率邏輯的價值觀是一種短視，贏得當下，輸掉未來。科技、自然和人三者並非是此消彼長的競爭關係，而是共生共榮的。生態文明的科技價值觀不否認效率，但也不忽視整體，是兼顧“數量上多”和“質量上好”的價值觀，通過強調整體性的和諧穩定為科技和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贏得前提。生態化的科技價值觀對自然是博愛的，破除普遍科技化對自然價值的抹殺。通過培養人和科技與自然萬物付諸情感的平等交流還魅與自然，是一種親人類、也親自然的科技觀。“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個有待挖掘的資源庫，也不是一個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個有待照料、關心、收穫和愛護的大花園。”［9］作為生態系統的自然具有一種內在的秩序，它本就不應是人類征服剝削的對象，而是生命萬物無私的孕育者和養育者，是人類情感的依託。“我們將不再只滿足於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機械地操縱世界，而會對它懷有發自內心的愛。我們將像對待自己的至愛之人一樣呵護它，使它包含在我們之中，成為我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0］生態文明的科技價值觀會引導科技發展也還魅自然，迴歸生活世界和生活技術。
3.4引導親自然的生態化科技實踐親自然的科技實踐秉承生態化的思想，在與自然的互動過程中自覺踐行親自然的科技觀，進而引導科技模式朝着親自然、生態化的方向轉型。科技生態化轉型並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一個需要着眼未來、着手當下過程。科技生態轉型需要循序漸進，但這並不能成為逃避現實的藉口，反倒提醒人們在科技轉型的過程中更需要注重科技行為的親自然標準，將其貫徹到生產循環的始終，實現全過程的親自然。警惕不成熟的“所謂”生態技術埋下的未來生態隱患，例如，雖然開發風能、潮汐能、太陽能等清潔能源以減小高度依賴化石燃料帶來的嚴重污染、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等措施確實不失為當下緩解環境危機的有效手段，但當因耗損被更換的設備不能被有效降解或人工貯藏的能源不慎泄漏，其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深度和廣度甚至遠超工業化的生產。親自然的生態實踐也要求科技要主動作為，應主動、深入地探索能源多層次利用和廢棄物資源化利用，轉變資源的“高效利用”為“生態化利用”，最大化地實現全過程無污染的“真正生態化”。為讓被人化的自然物能夠回到有序的自然循環秩序中，生態化的科技實踐還可更進一步地致力於對自然進行主動優化，要在“未來不欠自然生態債”目的的基礎上儘可能償還過去對自然的虧欠，如藉助生物技術的治理，恢復因人類活動遭到破壞的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觀，對可能影響整體平衡的局部環境主動介入優化，以達到科技與自然關係的和諧、互利互惠的目的。
3.5促進親自然的生態化科技形成當我們的生存和發展已經被嚴重生態危機困擾，並且已經意識到生態危機的科技根源和生態文明本質上的優越性之後，我們沒有理由放棄它而坐等生態破壞終將帶來的毀滅，而更應該促進這種擁有“善性”的、對人與自然關係進行良性調和，對人的自由發展和詩意棲居起促進作用的生態化科技更快、更好地完成轉型和普及。但這需要經歷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畢竟工業文明的科技在過去的幾百年裏為人類社會作出過卓越貢獻，而生態文明的科技還處在探索的階段，許多並不完全成熟。科技也具有社會性，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而建構。從現狀上看，工業化的科技對社會的影響還未散去，表現為普遍推崇技治主義的管理思維：工程師領導、科學家決策、量化管理、數據化考核等，而社會領域這種缺乏多樣性的工業科技思維正是生態科技所反對的也是生態科技出場的阻礙。促進生態化科技的形成，要先讓生態文明的理念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內心，使其成為人們的信仰和自覺的行動，並在與生態科技的互動中加深對自然和人性的理解。其次還要治理好社會環境。生態科技認為追求“整體”、“適度”、“博愛”是維持生態可持續的方法，這恰也是政治、經濟等社會諸領域永葆發展活力的方法。因此，推動社會的和科技的生態化二者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最後，生態化的科技有一定的自我隱匿性，猶如自然處於動態平衡的狀態時，其和諧之美卻常被人忽視，只有當平衡被打破、環境問題出現以後，和諧的可貴才被人察覺。從這個角度説，生態化科技也如同一個“理念”，需要人類不斷體驗、不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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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時代；科技哲學；創新；發展
引言
作為對科學技術時代出現的科技及其相關問題的哲學回應， 科技哲學既與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 又與近代以來哲學的演變相隨相伴。作為對當代哲學問題的訪談， 理應對此予以關注。科學技術哲學既屬於哲學體系，也是近些年快速發展的交叉學科。科技哲學具有較強的發展潛力，其規範性正在不斷增強，有着特別巨大的研究與分析價值。全面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對象、學科實質、門類構成和研究內容等方面，與傳統的自然科技哲學均有較大的區別。
一、科技哲學的學科定位和理念體系
（一）學科定位
認識科技哲學具有的學科定位，首先要認識其學科性質。20 世紀 80 年代後，大學分學者認為，科技哲學屬於哲學學科，是馬克思哲學的一個分支，是將馬克思哲學中的認識論、方法論和世界觀統一起來。部分人認為科技哲學儘管是獨立學科，但並非屬於哲學學科，而是綜合學科或者邊緣學科。認為科技哲學是處於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哲學等學科邊緣的學科，體現出歷史學、社會學及哲學的特點；或者認為科技哲學是自然科學與哲學兩種學科互相影響和滲透而出現的獨立學科，其既非哲學，卻和自然科學和哲學有重要聯繫，是體現雙重性質的學科
（二）理念體系
我國學者對科技哲學的定位和學科性質有不同的認識，對其理論體系的看法也不相同。吳國盛認為，科技哲學的內容包括科學史、科學社會史、科學哲學和自然哲學等。陳其榮指出，當科學技術逐步發展，傳統的自然辯證法會不斷擴大涉及的領域，進而建立起綜合性較強的交叉學科，即科學技術哲學，其內容包括社會與科學技術、技術哲學、科學哲學和自然哲學等。張明國等學者將科技方法論列入到科技哲學結構中，指出其應該包括科技方法論、社會與科技、技術哲學、科學哲學和自然哲學。近些年，隨着全球性科技革命和我國改革開放潮流的衝擊，科技哲學不斷分化，並形成專門的方向及學科，如，科學社會、技術哲學、科技思想史、科學方法論以及未來學等。雖然學術界的意見並沒有得到統一，但基本同意科技哲學的內容基本包括技術哲學、科學哲學和自然哲學三個部分。隨着科學技術、產業工程、社會等知識體系的實踐和完善，逐步建立起產業哲學、工程哲學等新興的研究領域。部分學者區分工程與技術、科學的理念，將傳統的技術、科學二元理論進行拓展，使其成為工程、技術、科學三元理論，指出工程活動的中心是建造，而工程哲學是區別於技術哲學與科學哲學的新興學科。現在工程哲學開展的研究集中在工程案件、工程歷史、工程共同體、工程人才、工程創新、工程設計和決策等方面。
二、科技哲學的創新研究
（一）創新科學哲學
要從科技哲學向着科學文化哲學的方向創新，從哲學認識向着哲學價值的方向拓展。在文化哲學領域中，科學價值論的內容特別豐富，一方面它是體現多種價值內容的文化及其活動，而並非只是某種認識或者實施的認識活動。另一方面，其重視全方位的研究價值，而並非只限制在認識價值的領域內，其重視科學ι緇岷腿死嘧齔齙墓畢祝包括精神價值、文化價值、經濟價值及技術價值等，進而體現出科學對於社會進步的作用，對於人類解放、自由、發展及生存的價值和意義。要充分融合分支學科，讓科技哲學的發展空間更加廣闊。傳統科技哲學重視對認識論進行研究，而非全面、系統的研究哲學，所以其並非是真正的科技哲學，全面發展科技哲學，有利於深入挖掘不同學科中的思想，將這些思想整合與完善，使其發展成為真正的科技哲學。科技哲學要推動新型社會學的建立和發展。這樣既能夠擴展科技哲學的研究的覆蓋面，也能給予科技哲學的研究增加研究範例及素材。具體科學問題是科技哲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由於其重視具體學科的多樣性、前沿性、現實性和個體性，而這些可以為理論研究提供必要的現實基礎，所以分析具體問題不應該脱離哲學進行研究。現在，科學技術快速發展，具體科學進行哲學研究也逐步發展起來。國內學者在 20 世紀 90 年代就全面、深入地研究複雜系統演化的過程、機制、條件、標準、概念和相關的哲學問題。部分學者在方法論、認識論、複雜知識論和複雜概念等領域對科技哲學進行創新和探討，拓展研究的視野。我國科技哲學要體現出自身特點，雖然西方哲學有值得我們借鑑和學習的部分，但我們要建立起體現中國問題、中國語境的科學哲學，並構建有明顯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部分學者嘗試性的研究科學哲學中國化的意義、現實性及可能性，指出這是艱鉅而長期的工作，要吸收我國和西方思想精髓並不斷創新，以我國實際情況提出問題並解決問題。
（二）建立起發展技術哲學
雖然技術具有悠久的歷史，但技術哲學卻屬於新興學科。國內學者既希望構建起自己的研究框架，也希望學習和借鑑國際研究成果，因此現階段技術哲學研究是兩個領域共同發展的。陳昌曙等學者從技術哲學的性質和定位、理念意義、本質、價值、發展規律以及技術與科學的聯繫等方面研究技術哲學，指出技術哲學應該深入研究的領域。現在，我國研究技術哲學更加成熟，隨着逐步建立健全的建制化，技術哲學也得到哲學領域的認可，此研究正在增加研究深度、明確研究課題、創新研究成果。在科技哲學範疇內，工程體現出自身的獨特性，並誕生工程哲學。部分學者指出工程哲學的研究對象是工程活動和工程知識，是哲學分支之一。工程哲學的主要問題是人能否能改變世界和如何改變世界的問題。部分學者認為，技術是具有實踐性特點的知識體系，包括自然技術和社會技術。其中社會技術的概念是人們管理和改革社會、優化和調整社會關係、發現和解決社會問題的體系。社會技術和科學體現出一體化發展的趨勢，是技術哲學發展的新範疇。我國技術學要創新及發展，要遵守認識傳統技術和發展新技術相結合、中國語境和國外學術成果相結合、反思昇華和麪向實踐相結合、羣體多樣化和個體專一化相結合等四個基本原則，促進我國技術哲學以本土化為基礎，逐步向建制化、國際化的方向發展，最終建立起具有中國特點的技術哲學。
三、科技哲學的發展趨勢
（一）自然將列入科技哲學的研究範圍
就科技哲學而言，其內容涉及到多種觀念，如，馬克思哲學論、方法統一論、
世界觀等。科技哲學可以分析與探討自然界的辯證法，並建立起獨具特色的自然觀。傳統理念中，對科學哲學的理論進行研究是科學哲學的正宗，自然科學是科學哲學的問題或者邊緣問題，部分學者對此提出質疑。他們認為自然科學
哲學應該是科學哲學涉及的重要領域。在未來的發展趨勢中，科技哲學會逐步增加對自然界的研究。進而建立起系統的自然觀和科學觀。隨着自然問題、社會問題和科學問題的產生，可以建立起有較高合理性的自然哲學，以自然為切入點來區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併為發現、解決自然問題和社會問題給予全面、完善的理論依據。
（二）向着多元化方向發展
科技哲學要在未來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多元化發展是大勢所趨。多元化
發展的概念就是全面融合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讓科技哲學的分析與探索更加具有層次性和價值性。科學哲學是不斷髮展的學科，是多元化、層次化和歉收並蓄的體系。而基礎理論研究重視科學哲學性、方法論、規範性及邏輯性等方面，自然科學哲學重視學科的多樣性、前沿性、現實性和個體性。前者是理性昇華而後是實踐基礎。就人文科學問題而言，重點在於對價值觀與人生觀進行深入思考，對人生意義進行研究。根據物質決定精神的思想理念，可以認識到洛克菲勒家族為何會貢獻家產來建設學校、辦慈善機構。在某種意義層面上，此行為是否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具體行為。同時該家族捐獻私有財產支持學術研究，體現出人文、社會與科技哲學的有機融合。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科技科學進行全面融合，可以讓科技哲學具有紮實、穩定的科學基礎。另外，在新學科不斷出現的前提下，會出現對分支學術內容進行研究的學術成果，如，生命科學、生物工程等。逐步完善這些領域的研究，可以使其在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中發展出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科技哲學的創新研究
（一）創新科學哲學
要從科技哲學向着科學文化哲學的方向創新，從哲學認識向着哲學價值的方向拓展。在文化哲學領域中，科學價值論的內容特別豐富，一方面它是體現多
種價值內容的文化及其活動，而並非只是某種認識或者實施的認識活動。另一方面，其重視全方位的研究價值，而並非只限制在認識價值的領域內，其重視科學對社會和人類做出的貢獻，包括精神價值、文化價值、經濟價值及技術價值等，進而體現出科學對於社會進步的作用，對於人類解放、自由、發展及生存的價值和意義。要充分融合分支學科，讓科技哲學的發展空間更加廣闊。傳統科技哲學重視對認識論進行研究，而非全面、系統的研究哲學，所以其並非是真正的科技哲學，全面發展科技哲學，有利於深入挖掘不同學科中的思想，將這些思想整合與完善，使其發展成為真正的科技哲W。科技哲學要推動新型社會學的建立和發展。這樣既能夠擴展科技哲學的研究的覆蓋面，也能給予科技哲學的研究增加研究範例及素材具體科學問題是科技哲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由於其重視具體學科的多樣性、前沿性、現實性和個體性，而這些可以為理論研究提供必要的現實基礎，所以分析具體問題不應該脱離哲學進行研究。現在，科學技術快速發展，具體科學進行哲學研究也逐步發展起來。國內學者在 20 世紀 90 年代就全面、深入地研究複雜系統演化的過程、機制、條件、標準、概念和相關的哲學問題。部分學者在方法論、認識論、複雜知識論和複雜概念等領域對科技哲學進行創新和探討，拓展研究的視野。我國科技哲學要體現出自身特點，雖然西方哲學有值得我們借鑑和學習的部分，但我們要建立起體現中國問題、中國語境的科學哲學，並構建有明顯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部分學者嘗試性的研究科學哲學中國化的意義、現實性及可能性，指出這是艱鉅而長期的工作，要吸收我國和西方思想精髓並不斷創新，以我國實際情況提出問題並解決問題。
（二）建立起發展技術哲學
雖然技術具有悠久的歷史，但技術哲學卻屬於新興學科。國內學者既希望構建起自己的研究框架，也希望學習和借鑑國際研究成果，因此現階段技術哲學研究是兩個領域共同發展的。陳昌曙等學者從技術哲學的性質和定位、理念意義、本質、價值、發展規律以及技術與科學的聯繫等方面研究技術哲學，指出技術哲學應該深入研究的領域。現在，我國研究技術哲學更加成熟，隨着逐步建立健全的建制化，技術哲學也得到哲學領域的認可，此研究正在增加研究深度、明確研究課題、創新研究成果。在科技哲學範疇內，工程體現出自身的獨特性，並誕生工程哲學。部分學者指出工程哲學的研究對象是工程活動和工程知識，是哲學分支之一。工程哲學的主要問題是人能否能改變世界和如何改變世界的問題。部分學者認為，技術是具有實踐性特點的知識體系，包括自然技術和社會技術。其中社會技術的概念是人們管理和改革社會、優化和調整社會關係、發現和解決社會問題的體系。社會技術和科學體現出一體化發展的趨勢，是技術哲學發展的新範疇。我國技術哲學要創新及發展，要遵守認識傳統技術和發展新技術相結合、中國語境和國外學術成果相結合、反思昇華和麪向實踐相結合、羣體多樣化和個體專一化相結合等四個基本原則，促進我國技術哲學以本土化為基礎，逐步向着建制化、國際化的方向發展，最終建立起具有中國特點的技術哲學。
結語
現代科技哲學是建立的初級階段，不同地區和國家的研究特色各不相同，研究方法、研究訴求、哲學傳統也存在較大差異性。所以，我國要明確科技哲學的學科定位和理念體系，以推動科技哲學的發展。在此基礎上，科技哲學若想在未來的研究中獲得良好的發展前景，就要將自然納入研究範圍內，積極融合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使其向着多元化方向發展。另外要創新科學哲學、建立和發展技術哲學，豐富科技哲學的涉及領域和研究內容，並進一步提高科技哲學的價值。現代科技哲學是建立的初級階段，不同地區和國家的研究特色各不相同，研究方法、研究訴求、哲學傳統也存在較大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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