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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全球化時代世界政治經濟十大趨勢論文(新版多篇)

欄目: 經濟論文 / 發佈於: / 人氣:1.65W

淺談全球化時代世界政治經濟十大趨勢論文(新版多篇)

淺談全球化時代世界政治經濟十大趨勢論文 篇一

摘要:

全球化時代,企業的員工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如何管理多元化背景下的員工隊伍,是企業管理者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本文主要介紹了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對於全球員工管理的現狀,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的方法。

關鍵詞:

全球化;全球員工;跨文化管理;管理溝通

一、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分析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類進入了信息和知識經濟時代。隨着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加快和全球化的到來,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不斷髮展,直接推動了許多國際化企業的形成。這使得企業內部員工結構日趨複雜,所以對實行跨文化管理和溝通顯得尤為重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堅持實施“走去去”戰略,並在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一步開拓了國際市場,推動了我國企業國際化。許多企業開始進行跨國投資跨國併購,這也使得對全球化員工的管理變得尤為重要。跨國公司的管理人員要對不同地區的員工進行管理,必須要清楚自己所處的環境,才能更好的採取措施進行管理。主要是要注意以下幾種環境:

一是政治與法律環境。不同國家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並且這些制度在不斷變化,全球化管理者必須充分認識理解不同國家的政治與法律環境差異。這主要包括國家政治體制,政治的穩定性,政府對外來經營者的態度,法律環境。

二是經濟與技術環境。全球化的管理人員必須結合當地的經濟技術環境制定相應的管理體制和措施對公司員工進行溝通和管理。主要包括當地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分佈情況,科技人員的素質數量等。

三是文化環境。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不同,政治因素一般帶有強制性,而文化因素具有習慣性。管理人員要充分了解自己所處文化環境,才能更好進行管理工作。

二、管理溝通中存在的障礙

1.語言障礙語言溝通障礙應該是最常見和嚴重的障礙了。一般來説,由於英語的普及和使用範圍較廣,跨國公司母公司越來越傾向於使用英語,母公司的語言選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子公司所使用的語言。但是語言本身具有複雜性,語言本身作為一種溝通工具,近年來已經成為全球化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問題。即使使用英語,但各個國家的因為也存在一定差異,再加上許多跨國管理人員語言溝通能力差,這導致了文字的表述和翻譯成了一大問題。在語言溝通中,比較鮮明的差異和障礙體現在對話的合理的方式和溝通語境高低不同,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這兩方面有明顯差異。

2.文化障礙文化差異也會影響管理溝通工作。眾所周知,文化具有多樣性,不同國家在文化上雖然有很多共同點,但是也有很大的差異性,這樣差異性就是跨國公司進行經營活動所面臨的困難。例如,在公佈一個壞消息的郵件中,英國人往往比較直接,開門見山提出壞消息,並樂於討論產生這個問題的原因,在結尾處表示道歉和遺憾。而亞洲的管理人員,在語言上則尤為含蓄模糊,有時甚至被認為是在逃避這個問題。這就是由於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性造成的。

3.價值觀不同不同地區的員工,他們從小所處的文化環境有所不同,導致了他們對世界的認知能力和世界觀有較大的差異。例如,西方注重個人主義,東方注重集體主義;東方人注重穩定和諧,西方人追求變化;西方人往往不懼風險勇於挑戰,東方人往往喜歡規避風險;西方人主張合理的利己主義,東方人則注重為他人服務……世界觀決定方法論,這些價值觀的不同導致了不同地區員工在處理同一事件中有不同的方法,這往往也會成為一種溝通障礙。

4.認識障礙認識是指人們對現實的看法和認知,而這些看法和認知也會影響人們溝通和決策。例如,相對於亞洲和一些中東地區,西方管理人員往往比較尊重女性。到目前為止,仍然有些日本經理人把女性看做管理工作中的累贅。

5.非語言溝通不同非語言溝通是指通過握手,輕吻,面部笑容,站立姿勢,眼神交往手勢等方式交流溝通。例如在美國人們有手勢“O”表示可以,但在法國則表示零錢或者無用的東西,而在巴西則表示低級庸俗。由於非語言溝通方式的差異,也可能在不同員工溝通交流和管理工作中造成誤會,從而影響管理溝通工作。

三、解決工作障礙的對策建議

1.尊重文化差異最主要的就是要尊重文化差異。文化具有多樣性,每個民族和國家的文化都有其特殊性。企業管理溝通工作工作中必須包容員工的這種文化差異,尊重其語言、文化、價值觀念的不同。要充分認識到,文化差異的不同,並不一定就會是企業管理溝通工作中的障礙。當然,我們要辯證的看待這一問題,因為文化差異的存在會使企業充滿活力和創新意識,對企業發展和管理提供不竭動力。

2.加強語言培訓和學習正是由於語言溝通障礙的存在,使得管理溝通工作難以很好進行。所以,對員工和管理人員的語言培訓就變得尤為重要。為了使得管理人員和員工上下級和同級之間可以更好的交流,必須對他們(特別是管理人員)進行語言培訓。提高起溝通技能和能力,才能客服管理溝通工作中的障礙,提高工作效率。

3.加強文化培訓要對公司的全體員工進行文化培訓,使他們充分理解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使其可以更快的融入不同地區的文化環境。這有利於加強員工和管理人員,員工之間的關係,使其可以更好的尊重其他人的文化背景,接受差異,從而創造更和諧的公司氛圍。

四、培養全球化的管理者

要對全球化員工進行管理工作,培養全球化的管理者相當重要。可以借用麥考爾提出的培養領導才能的模型,這個模型指出,除了被培養管理人員的自身素質,企業的戰略和管理機制和最後想等到管理人員的才能都是很重要的關鍵要素。這個模型關鍵在於從目的出發,企業應該根據自身目的和企業發展要求的需要,決定需要什麼樣的全球管理者,然後反推回去,然後選拔滿足要求的管理者進行全球化的培養,並針對他們缺乏的才能,儘可能提供好的環境和內部機制去配合,這樣才能培養出適合企業的全球化管理者。要在實踐中,強化跨文化人力資源管理。

一是招聘和選拔外國員工。為不同政治經濟背景下工作的員工制定不同的薪酬制度和福利政策。為外派人員提供多種服務,例如提供後勤保障。

二是參與國外戰略經驗規劃設計,努力使得公司在國外的管理工作得以順利實行,管理目標得以實現。並向管理層提供有關決策信息。

三是分析當地的法律法規。

例如勞工醫療保險規定,勞動合同條款。保證公司能嚴格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四是分析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力資源組合趨勢及當地勞動力教育水平。五是研究當地文化價值觀與規範。例如,所在地區員工的工作特徵,對待獎勵的態度,同時瞭解當地公司和政府以及利益相關羣眾的關係。

目前,跨國公司的幾種人員配備方法也十分值得研究和注意。

一是多元中心法。將每個子公司看成是一個獨立的個體。給予它們一定的自主權,主要由當地人對分部實行全面的本土化管理,總部的管理人員也很少被派到國外分支機構工作。此方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點:可以消除語言障礙,避免了外派人員及其家屬人員對當地文化的適應問題,也可以減少文化培訓課程的費用支出;可以使公司管理具有延展性;能為公司節省大量開支。

二是全球中心法。跨國公司從世界範圍看待經營,以能力作為公司招聘、選拔和晉升的主要條件,不管國際、語言和地區差異。這可以使得有才華的管理人員遍佈公司的國內外。採取此種方法的原因如下:高管人員的跨國經歷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高管人員具備了較強的能力,可以隨時從一個國家調配到另一個國家;管理人員具有非常開放的心態能適應不同職務。

三是地區中心法。地區中心法反映了跨國公司的地區戰略和組織結構。它採用侷限性的手段僱傭大量管理人員。在特定的區域具有決定權,但也只是限定在這一區域內有效。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跨國公司的興起與普及,使得公司員工結構文化背景多元化的趨勢加劇。在跨國公司的經營管理中,如果工作人員缺乏跨國、跨文化交流的技巧,文化差異的摩擦常常會導致管理者和員工、員工和員工之間的摩擦,這會嚴重影響工作效率,增大公司內耗。解決文化差異,對全球員工進行跨文化管理是跨國公司面臨的巨大挑戰。跨國公司必須把文化的敏感性和技巧性結合起來,並且運用在戰略和組織結構中。

參考文獻:

[1]馬春光著。國際企業跨文化管理[M].對外經貿大學出版社,2004.

[2]陳曉萍。跨文化管理(第3版)[M].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

[3]韓承敏。跨文化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M].東南大學出版社,2003.

經濟全球化論文 篇二

《中國應對全球化的政治經濟戰略》

摘要:全球化是對今天國際體系的寫照,以全球生產體系、貿易體系和金融體系為依託的經濟全球化將世界緊緊的聯繫為一個整體。本文的思維將集中於全球化時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應對戰略,以對社會思維形成共鳴。

關鍵詞:全球化生產體系貿易體系金融體系

全球化時代國際社會仍然盛行現實主義的邏輯,各個國家行為體要積極應對全球化的挑戰。中國自然亦當如此。

一、政治戰略

中國已經是世界重要的經濟大國,目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位。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就是世界上主要的政治大國。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廣闊的疆域,豐富的資源等等,這些都是中國成為世界政治大國的資本積累。同時,中國是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在蘇東劇變,兩德統一,冷戰結束以來,中國的紅色政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一心一意抓生產,搞建設,經濟社會建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堪稱引領社會主義的一面旗幟。並且,中國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中擁有重大的影響和話語權。因此,作為

如此重要的政治大國,其所採取的政治戰略要十分慎重。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政治戰略要着眼於時代背景,要着眼於中國實際,要即顧及世界穩定與繁榮又關切中國主權。“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市場經濟體制在全球擴張並處於主導地位,並且世界經濟的信息化,市場化以及自由化將世界牢牢地整合為一個整體。各個類型和層次的行為體相互交織相互滲透,利益合成為一體。這樣,用戰爭與革命的思維來看待今天相互依存的世界已經不符合時宜。經濟的相互依存要求世界的和平。只有和平的處理各類事務才能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為世界各個類型和層次的行為體謀得共同的福利。着眼於“和平”這個時代的主題,中國的對外政治戰略要以維護世界局勢的和解和世界的平等互利,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作為自身的立足點。這也是今天我們一些對外實踐理論依據。對外“和平”的政治戰略集中表現在我們的“和平崛起”戰略上來。我國對國外經濟技術援助不摻加任何別的特殊條件也是推動和平外交戰略的重要表現。“發展”是另一個時代主題。發展不僅涉及發達國家而且涉及發展中國家,並即有自身的發展也有國際社會共同的發展。中國的發展戰略即要能夠促進中國的發展也要有利於世界的共同進步。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能夠在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維持經濟的長期快速穩定發展,從而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就業以及生產生活問題本身就是對世界發展的一大貢獻。中國在保持自身發展的同時,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世界其他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繁榮與穩定帶來幫助是對世界大發展的貢獻。

二、經濟戰略

經濟因素處於社會各個因素的基礎地位,一切政治、人文等因素都是建立在經濟因素之上的上層建築。正是經濟因素的重要地位,制定好一個國際的經濟戰略對國家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一個國家的經濟戰略要從國內國外兩個層面考慮。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擁有遼闊疆土和豐富的資源以及最大的內部市場。同時,中國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底子薄負擔重。考慮中國的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經濟戰略需要從中國國情出發。

首先,要繼續積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開創了我國的市場經濟體系建設步伐,成功的自計劃經濟體制向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並取得了一些成就。市場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顯著增強,價格機制的主導性機制地位顯著;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局面;宏觀調控體制初步建成,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已經基本形成。

實踐證明,中國至今所取得經濟建設成就及社會發展所處於的狀態是與中國所採取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分不開的,而這些體制的改革是與中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分不開的;伴隨着中國今後更加深入的參與經濟全球化,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必將得到完善和發展,更加符合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途徑,也將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創造更為重要的制度基礎和保證。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與中國的經濟全球化參與程度相輔相成發展。中國要想進一步的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並在新的國際機制中把握好方向就要積極推進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

其次,要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參與者,制度的制定者,而不是經濟全球化的反叛者。經濟全球化是一個世界發展的總的趨勢,是國家行為體無法拒之門外的客觀潮流。經濟全球化得主要表現世界經濟的信息化、市場化、自由化是全球經濟的集中寫照。科技革命特別是近些年來的信息革命極大的加快了全球信息的整合,世界真的變成了一個地球村,信息技術加快了知識經濟資源在全球的快速傳播;世界經濟的市場化以及世界各個國家市場的一體化將“市場”這一個無形的手對資源的配置作用應用於世界的各個角落;正是世界經濟的信息化和市場化令世界經濟自由化成為現實。實踐證明,誰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贏得先機,率先在科技革命以及市場化改革的關鍵時刻把握好了自身命運,推動了自身的科技信息化和經濟市場化,誰就可以在經濟全球化中處於主導地位,為自身贏得主動,令自身收益。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論文 篇三

《淺談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摘要: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給我國經濟帶來機遇。它加速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步伐;有助於我國改革攻堅階段棘手問題的解決;促進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同時它加速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又給我國經濟帶來挑戰。它給我國國民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威脅,同時對我國經濟管理職能和我國政治穩定提出了挑戰。而在經濟全球化的這種趨勢下,我國也必須在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進程、加強對外開放力度、提高民族創新能力和加速推進經濟法制改革等方面採取相應的措施,這樣才能使我國經濟又快又好的發展。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中國經濟;策略。

全球化是一個包含經濟、政治、科技、文化、軍事、社會生活等多方面、多層次的複雜過程。全球化的基礎是經濟全球化。推動全球化的動力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生產力和科學技術革命,這為全球化提供物質手段;二是生產關係和制度,資本為了獲取更大、更多的利潤,資產階級為了維護和擴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一、經濟全球化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機遇。

經濟全球化作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浪潮,到底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呢?衡量經濟全球化的利弊與得失,最關鍵的問題是要研究經濟全球化給我國提供了哪些機遇,帶來了哪些風險和挑戰。綜合起來説,全面客觀地看待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雙重效應就是既有機遇又有挑戰,搞好了會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搞不好則會遭到挫折和損害。

就中國的情況而言,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們的經濟在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發展之後正在積極地走向世界。我們不斷擴大開放,發展同世界各國的交往和聯繫,並通過這種開放的聯繫成功地促進了自己的發展。經濟全球化的到來,應該説首先是利於我們,是我們能夠有更多機會吸取國外經濟及發展的好的經驗和成果,引進和利用技術、資金等國際資源,並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提升自己的素質。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的,我們在全球化過程中必然會面臨種種壓力和風險;我們將不得不面對實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競爭,同時還要面對同發達國家所主導的這種不合理的經濟秩序,包括各種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條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不利後果。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能否抓住機遇,歷來是關係革命和建設興衰成敗的大問題。過去我們抓住了重要歷史機遇,也喪失過某些機遇。現在全黨一定要高度自覺,牢牢抓住世紀之交的歷史機遇,邁出新的步伐。”從80年代興起的全球化浪潮為中國復興帶來了機遇,中國應抓住這次機遇,本着平等互利,互諒互讓,求同存異,克服困難的原則,主動、健康有序地參與和融入全球經濟大潮之中,自覺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迅速發展經濟,擺脱貧窮落後狀態,最終實現現代化。

(一)經濟全球化加速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步伐。

我國底子薄,人口多,科技落後。這就決定了我國發展經濟需要長期的艱苦奮鬥。而關起門來搞建設只會越搞越窮。鄧小平説:“總結歷史經驗,中國長期處於停滯落後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我國要使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必須實行對外經濟開放。事實上,在對外開放政策的作用下,我國利用外資的規模不斷擴大,利用外資的質量顯著提高,對外經貿的規模也不斷擴大。

“八五”期間,我國共吸收外商投資1845億美元,預計“九五”期間會達到2300億美元。“八五”期間,貨物滿意額由2808億美元,增加到3606億美元。2000年突破了4000億美元。

(二)經濟全球化有助於我國改革攻堅階段棘手問題的解決。

改革既要從我國實際出發,又要與國際接軌,遵守國際規則和慣例。我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從解決原有經濟體制僵化封閉的弊端入手的,經過放權讓利、全面改革、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等幾個階段後,現在進入瞭解決棘手問題的攻堅階段,如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積極探索和發展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改革政府管理機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積極推進糧食流通體制、住房制度、投融資體制、財税體制、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的改革。但是,應該看到,我國經濟運行中的許多做法與國際規則和慣例有很大出入,達不到國際要求的水平,所以一些發達國家以此為藉口對我國的貿易加以封鎖和限制。參與經濟全球化就要按世界市場經濟的規則辦事,遵守國際規則、慣例和標準,只有這樣才能與世界各國發展正常的貿易關係,從國際規則的遵守中獲得利益。因此,在改革的攻堅階段,一定要解決改革中積攢下來的棘手問題。

另外,與國際市場接軌的外在壓力,也會變成改革的內在動力,因為這種壓力有助於我們實現政企分開,機構精簡,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因此,經濟全球化對於深化改革,完成改革攻堅階段的任務是個良好的機遇。

(三)經濟全球化促進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較長時間以來,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處於相對封閉和較為落後的狀況。產品市場主要依託國內,也可稱之為以國家為主體的自給自足經濟。經濟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國經濟的自我封閉,促使其融入世界經濟大環境之中,其進出口貿易會出現較大幅度的增長。同時,快速增長的國際貿易也給我國獲得了由國內市場走向國際市場的更大經濟空間。

我國應不失時機地實施對外開放和對內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儘可能多地分享經濟全球化擴大的投資和商品市場。同時只要發達國家不為維護其自身利益而採取保護主義的強硬政策,不對貿易自由設置阻礙,只要能夠建立起資本流動的合理規定──保護生產性投資,預防如投機之類的負面影響,那麼,經濟全球化完全有可能提高我國的經濟效益。我國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除了有賴於國內經濟體制的轉變外,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競爭的壓力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此外,在貿易保護的條件下,企業在國內市場上可以享受到許多來自政府政策上的優惠,實際上進行的是不平等競爭,使國內企業對提高自身素質缺乏緊迫感。加之我國原有經濟體制的作用,企業的設立、經營和產出往往不根據市場的需要,盲目投資,重複建設,浪費嚴重,經營粗放,集約化程度不高。經濟全球化要求各國相互開放市場,降低關税和非關税壁壘,這必然帶來國外有競爭力的商品和服務大量湧入,從而對我國國內同類商品和服務行業帶來衝擊。為了把這種衝擊減至最低程度,政府、行業和企業都要抓緊時間,做好充分準備,利用世貿組織允許的過渡期,實現結構優化和素質提高。

(四)經濟全球化加速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

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能夠學習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有助於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搞市場經濟,我們還缺乏經驗,這就要通過對外開放,在同世界各國特別是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交往和接觸中,考察和總結各國活生生的實踐,使我們更全面、更深刻地認識世界上各種經濟體制的優點和缺點,各種市場經濟模式的利弊得失,從而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可以借鑑和選擇的經驗。80年代興起的經濟全球化浪潮的體制基礎是現代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從體制上講,也可以説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

現代市場經濟與傳統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不同,它在政府的作用、企業制度、市場規則、信用制度、貿易方式、國際協調等方面都實施了改造和創新,發展出了幾種不同模式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今天,我們已經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等同於社會制度的思想束縛,認識到了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我們應當向搞了幾百年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和借鑑有用的知識和經驗,汲取別國的經驗教訓,少走彎路。但是我們不允許也沒有必要從傳統的市場經濟開始,沿着西方資本主義老路慢慢地發展到現代文明、有序的市場經濟。

此外,經濟全球化有助於提高國際地位,擴大我國的國際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等等都有很大發展,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也在不斷增強。但是,綜合看來,中國並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

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雖然名列世界前八名,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卻屬於發展中國家之列;中國對國際社會、世界問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國際影響力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在世界經濟事務中,中國現在已成為世貿組織的成員,所以對國際經濟事務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從而也不斷地增加中國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發言權。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有助於推進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改變不合理的國際舊秩序。

二、經濟全球化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挑戰。

(一)經濟全球化給我國民族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威脅。

經濟全球化意味着關税和非關税壁壘的減少,貿易和投資不斷自由化。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想在一國範圍內保持我國經濟的自給自足已經不可能了,我國的國民經濟處於世界經濟的普遍聯繫之中。我國的原材料、技術、勞動力和市場的供求狀況都有國際因素的影響。我國對國民經濟干預權的削弱正在成為普遍現象。同時,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這種衝擊對一些產業來講更是一個嚴峻的考驗。據有關方面分析,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外國產品和企業更多地進入我國市場,衝擊我國汽車、製藥、農業、電信、航空、計算機、金融等七個方面,同時將取消大部分非關税壁壘,形成嚴峻劇烈的競爭局面。

其中就汽車行業而言,汽車工業是受衝擊最大的產業之一,主要表現在:

第一,面臨缺乏規模經濟的衝擊。汽車工業具有典型的規模經濟特徵,只有規模上去了,價格才能降下來。而我國1998年全國汽車產量是163萬輛,轎車是50.71萬輛,只相當於外國一家汽車製造廠的產量,甚至只相當於外國汽車製造廠一條流水線的產量。

第二,面臨全球汽車生產能力過剩的衝擊。目前全球汽車生產能力過剩2000萬輛,通用、福特、大眾、豐田等幾大生產巨頭紛紛加大開拓海外市場的力度,中國目前200人擁有一輛汽車,顯然是一個潛在的汽車大市場,必然會受到外商的青睞並盡最大可能擠入中國市場,這無疑會對我國汽車工業產生嚴重的衝擊和威脅。

第三,面臨關税逐步下降的衝擊。目前我國汽車平均關税為80%~100%,儘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關税降低20%是起碼的,這意味着關税降低後的進口汽車的競爭優勢更加明顯。此外,汽車工業自主開發能力弱、勞動生產率低下、缺乏競爭優勢等都使其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面臨巨大的壓力。雖然中國的轎車工業可以作為幼稚產業進行保護,但保護的時間也只有五年左右,充其量十年。那些規模小、成本高、技術水平落後的企業將難以生存。汽車工業進入大規模資產重組將是大勢所趨。

(二)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管理職能提出了挑戰。

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經濟的互相依賴空前加強,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部失衡都會反映為外部失衡,進而很快影響到與其有緊密聯繫的國家,最後極有可能世界各國陷入失衡和危機的境地。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有個最好的例證。這就要求我國務必提高經濟管理智能,防範經濟波動和金融風險的發生。健全的宏觀經濟政策和財政貨幣政策、較為靈活的匯率安排是減輕失衡和外部衝擊的有效手段。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管理職能的挑戰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國際經濟組織的挑戰,一是跨國公司的挑戰。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面對諸多的貿易、投資等問題,哪個國家也無力單獨解決,不得不求助於國際組織。這就使國際經濟組織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同時也意味着原來主權國家部分經濟管理權利的消失或轉變。

在這種情況下,堅持權利和義務的平衡顯得至關重要。否則,國家的經濟主權就會受到威脅。跨國公司對我國政策和措施有一種本能的抵抗和規避,它們經常鑽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大搞投機活動。因此,經濟全球化使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受到國際因素的限制和制約,使其作用的發揮要困難得多。我國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對國家經濟管理職能轉變的要求,及時加以調整。否則,就會殃及國民經濟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

(三)經濟全球化對我國政治的穩定帶來的挑戰。

政治穩定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所在。經濟全球化對我國政治穩定的威脅和挑戰加大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為西方的干預主義提供了很多的藉口。美國一直奉行干預主義。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美國更以各國利益的相互依存為藉口,打着“人權高於主權”的旗子干涉別國內政。美國的一些政客和學者宣稱,在冷戰後的世界裏,國家內政與國際問題之間的區別一直在減少,推廣民主、對付動盪及非人道主義、建立集體安全是美國對外政策目標的三項內容。美國必須幫助那些“沒有能力保護本國少數民族、種族和宗教的政府”履行其職責。北約就是以民族問題為藉口,對南斯拉夫動武的。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有許多民族和宗教問題,還有諸如台灣問題、西藏問題等等需要處理,如果解決方法失當,就有可能成為西方干涉我國內政的藉口。

2、為西方的經濟政治化傾向提供了方便。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集團出於對抗的需要,為了籠絡住盟友,將政治問題經濟化,競相對集團內部的成員實施經濟援助。如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給歐洲和日本進行大量的援助和貸款,幫助它們恢復和發展經濟。蘇聯也用同樣的辦法使一些東歐國家與它靠近。冷戰結束後,以經濟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的競爭加劇,經濟成為最大的政治。

發展中國家把經濟的發展作為政治成功的標準,發達國家把經濟問題政治化,用經濟手段解決政治問題。比如,西方國家為了制止波黑戰亂,通過安理會對南斯拉夫實施經濟禁運;為了消除伊拉克的軍事和政治威脅,遲遲不解除對伊的經濟制裁。在與中國的關係上,多年來西方更是把經濟問題政治化,壓迫中國就範。1989年中國發生後,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了經濟制裁。在中國“復關”和“入世”問題上,西方更是漫天要價,把單純的貿易問題變成了一個深刻的政治、經濟和外交問題,使這一談判持續了十多年。

美國國會把中國正常貿易關係待遇與人權問題掛鈎,每年審議一次,就是要把美國的人權觀念強加到中國人民的頭上。西方一些懷有“西化”和“分化”圖謀的人用經濟手段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中國在這方面必須高度警惕。

此外,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提出了挑戰。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文化、宗教和意識形態的傳播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具有全球性。西方文化日益明顯地呈現出一種霸權化的趨向。西方意識形態正有計劃有步驟的侵入我國,一些有害的文化價值觀念也隨着經濟交往的頻繁愈來愈多地被輸入我國。這些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觀念極其嚴重地動搖着中國人傳統的思想價值觀念。如,在理論的層次上,他們宣傳“人權高於主權”、“經濟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等等,抵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大眾文化層次上,他們把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通過各種手段傳播進來,消除人們的意志;在民族宗教問題上,他們給分裂主義分子以國際活動空間,授予其“和平”獎章,提供先進武器,支持其分裂活動。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滲透和反滲透不僅不會消失,反而會在各種領域和渠道上表現和展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將始終受到來自西方的威脅和挑戰。

三、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我國經濟的發展策略。

應從總體上明確,我國對外開放的方針不能也不應有任何的動搖。鄧小平同志曾一再強調指出:“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要進一步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就必須繼續積極開展對外經濟交流與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來之際,我們決不能採取消極退縮的做法,而必須以積極進取的態勢,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因此,在這裏,我們的策略關注點也就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公務員之家

(一)大力推進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進程。

信息化是當今世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我國產業優化升級和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關鍵環節。信息網絡化是當今全球化四大潮頭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動力。全球體系得以形成的現代科學基礎是微電子學的迅速發展以及由此而推動的信息工業的蓬勃興起,微電子計算技術與現代通信技術相結合,特別是光導纖維通訊技術的運用,將使世界進入一個信息革命時代。

今天,以無線電話、電視、電腦、人造衞星等現代信息手段為主體的傳播網絡,已使全球結合成一個緊密的信息整體。這種信息傳播、處理的共時性,不僅推動了整個人類社會的通訊化、計算機化和自動控制化的進程,而且也大大縮短了現實生活中的時間和空間距離,使人類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動範圍和創造能力。根據有關資料,全球互聯網的用户每年以高達162%的年增長率遞增,幾乎可以説已在全球普及。如今,國際互聯網絡已擴大到155個國家和地區,它使幾萬億美元的貿易、投資和金融業務片刻之間就能在國際間完成,這不僅推動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而且加速了經濟全球化高潮的到來。正是因為信息化的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我國在“十五”計劃中將大力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作為覆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戰略舉措,並提出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發揮後發優勢,實現社會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

事實上,大力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進程,也是我們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的重要對策。我們必須以積極、務實和奮進的態度,把握信息網絡技術發展和信息化給我國帶來的難得機遇。經濟全球化給我國帶來了深刻影響,也帶來了機遇和挑戰。人類文明進程以及世界各國競相發展的態勢,已不允許我們再次與機遇失之交臂。我們必須正視挑戰,形成共識,整合力量,統一行動,努力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我們別無選擇,因為這是關係到我們中華民族生死存亡與未來的重大抉擇。

(二)加強我國對外開放力度和快速融入國際市場。

經濟全球化使我國對外開放的體制環境發生變化,我國的對外開放由政策性開放變為體制性開放。市場經濟體制是全球資源配置的基本機制,是經濟全球化的制度基礎,市場經濟規則是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各國必須遵守的規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使資本、技術、人才、市場等資源的配置和重新配置變得越來越快,對產業結構和生產力佈局的影響深刻而頻繁。適時開放市場,只有市場開放了,才能成為世界經濟的組成部分,但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市場不能馬上無條件地全面開放,而是要有條件、有步驟地在適應自身發展水平的情況下開放,這樣才能產生對貿易雙方都有利的效益。同時必須遵守國際貿易規則,因為市場經濟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法制經濟,所以中國必須遵守規則並參與規則的制定。還須發展資本市場。任何一個想要讓企業家大展宏圖的國家,都必須發展其資本市場。

但中國雖然擁有高儲蓄率,卻只有很小一部分流進了私人企業,流入高科技公司的儲蓄更是少之又少。在這方面,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競爭力還處在劣勢,因此在准入領域和准入時間上一定要與國家的長遠發展相適應。中國經濟發展這麼快,中國企業是做了很大貢獻的。努力搞好國計民生的國有大型企業,採取積極有效措施解決國有企業機制轉化和結構調整中暴露出來的棘手問題,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我們要把中國企業的實踐經驗認真地進行案例研究,上升到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實踐,專家學者要深入到企業裏,總結中國企業的經驗,然後上升到理論。

這些應是逐步進入國際市場應具有的條件。

(三)努力提高民族創新能力和加速推進我國經濟法制改革。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有明顯差距。在面向未來的國際競爭中,面對經濟全球化不可逆轉必席捲世界各國的發展趨勢,我們必須強化中華民族的憂患意識以及知難而進的頑強鬥志,積極創造競爭優勢。應加速推進我國經濟法制改革,促進市場機制的完善,儘快建立和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管理體系。

同時,我國還應積極參加經濟全球化,進一步提高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包括貿易依存度和投資開放度,提高參與國際分工的能力,為微觀經濟主體進入國際市場創造宏觀環境。擁有標準佔領技術高點,現在我們造成財富差距主要的原因是知識差距,就是由於我們現在沒有自主創新和自己獨立自主知識產權的東西少,技術依存度有50%是依靠我們自己國家,50%依靠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知識包括標準、品牌,也包括技術、專利等等,這些東西的價值是很難用實物跟它比較的。比如説標準,誰擁有了標準,誰就可以説佔領了技術的高點。

因此,在提高國民科技文化素質方面,我們必須實行社會塑造與自我強化雙管齊下,使我國最豐富的人力資源得到真正的開發;在提高民族創新能力方面,我們必須着力於創造知識的創新和應用知識的創新兩個層面,真正激發藴藏在我國廣大人民羣眾中的創造潛能,使創新成為中華民族進步的靈魂,成為我()國興旺發達和可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與此同時,我國應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

建設法制國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勝利和成功的根本保證。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幾年來,我們在健全民主制度、加強法制建設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步。但建設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是一項長期任務,根本的還必須從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入手,建立實行民主和法治所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機制、規則和形式。我們應該努力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不斷推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紀展現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從總體上看,我們的經濟發展戰略應注意將以下兩個方面有機結合起來:一方面,我們固然要藉助於全球化而更好地發揮我們的後發優勢,儘可能地吸收國外的先進成果,力求實現某種程度的“跨越式”的發展;而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急於求成,要在增強經濟發展的堅韌性上下功夫,要認識到我們得要面對的壓力和衝擊力會是很大的,只有依靠堅韌的努力,才能站穩腳跟,才能以此為基礎而尋求發展,尋求“跨越”。這兩個方面應該是一致的和統一的。

21世紀,國際競爭和綜合國力的較量將會更加激烈,與國際相比,我國的經濟實力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我國的國際競爭力還很脆弱;在信息技術領域,我國的優勢有限,信息化整體水平還很低;在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能力方面,我國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我們必須立足現實,正視差距,直面困難,增強緊迫感和憂患意識,從差距和困難中找到發展的潛力、發展的動力。

淺談全球化時代世界政治經濟十大趨勢論文 篇四

摘要:

中西倫理思想在不同的傳統背景下發展而來,無優劣之別,只是在價值追求和倫理取向上旨趣迥異,具有不同的特徵。普世倫理是一種共享的全球性道德理想,需要在全球各種文明中尋找思想的資源。中西倫理思想異中有同,各有所長,隨着發展中文化衝突與融合的加劇、全球意識的形成,唯有以此之明啟彼之暗,取彼之長補此之短,才能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倫理價值體系,使普世倫理的構建成為可能。

關鍵詞:

中西倫理思想;全球化;普世倫理

中國加入WTO後,我們直接或間接地覺察到它所帶來的更深層次和更大範圍的問題:今日之中國、今日之中國人如何才能成功地“融入”今日之世界的“全球化”進程,何以才能夠有效地應對以“普遍化”為追求的世界局勢。今天的全球化是世界各國面對一系列全球性問題而形成的全球化,是發達的西方國家同所有發展中國家共同解決全球性問題形成的雙向、多向互動關係的全球化。

當今中西文化撞擊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中西倫理價值觀的衝突。中西倫理價值觀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中國文化的泛道德主義和西方文化的自然主義。中國文化傳統有把私利與公利相對立的傾向,基本上都是重義輕利、羞於言利。西方很少討論人性善惡問題,尤其是近代以來更多的是強調抽象的人性論,認為人的自然本性是趨利避害以求自保[1]。中西文化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整體與個體,道義與功利,情感與理性[2]。這為我們理解中西文化的碰撞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視角。

中國傳統倫理的一個基本價值取向就是重整體輕個體,它體現了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根本性質。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而後者則是以中華民族共有的儒家思想為基礎的涵括其他文化的體系[3]。在農業生產作為人們主要經濟活動的傳統中國社會裏,經濟活動的簡單化導致家庭成為中國社會的核心,人們以家庭的模式來建構國家。所以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一體的模式決定了中國傳統倫理以重整體輕個體為基本特徵。忠、孝是整體主義集中表現出的兩個基本道德原則。個體附屬於家、國這樣的社會體制中的實體。個人利益無條件地服從、隸屬共同利益,這實際隸屬於共同體的代表——君主。重整體輕個體的傳統價值觀也產生了一個矛盾的統一體:一方面整體主義價值觀使“自我”無法生長,個體基本上是消解在羣體之中的。羣體是個體生活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從而導致個體對整體的畏懼和依賴心理。這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的弱點所在。而另一方面,整體主義價值觀又使個人具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意識,這種責任意識在民族危難關頭又往往可以轉化為以家族情感為根基的愛國主義。相應地,崇尚個體(自我)是西方倫理價值觀的一個基本取向,它體現了西方價值觀的根本性質。西方很早就有了以交易行為的基礎的商品經濟,有了自由、平等權觀的觀念,這成為重構個人價值的制度和觀念形成的條件。這種個人主義主張在人己、羣己、公私關係上突出個性自由和個人權利,強調個人對社會的獨立性。在西方人看來,個人是人類社會的基點。每個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質量都取決於自己的能力,有個人才有社會整體,個人高於社會整體。個人主義的倫理價值觀的核心就是個人價值,個人利益的至高無上性和個人行為、個人生活方式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個人主義是個人自我實現的一種歷史形態,它以自我為中心,強調個體的獨立性,提倡每個人應表現出自己的個性,越表現出自我個性越能體現人生的價值,這恰恰是發揮天賦才能、迸發創造力火花的前提和源泉,對維護個人的自由與權利以及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因其這種個人至上的個人主義在社會個體中,塑造出來的是完全的利己主義,繼而伸張了人性之惡,使西方的個體獨立性走上了極端個人主義的窮途末路。實質上西方社會的道德危機,並非個人不遵從道德,而是其道德自身的危機,即個人主義的危機。

在處理義利關係問題上,中國傳統倫理總體取向是重義輕利。從道義出發,把義與利、公與私對立起來,是中國倫理學的主要特徵。這種價值取向充分肯定了道德對於人格完善和社會和諧的價值和作用,揭示了道德的社會本質及其倡導道德活動的意義。由於它過分重視封建倫理綱常,輕視物質利益,剋制了人們的物質慾望和生活追求,壓抑了人們的創造才能,助長了崇尚空談的社會風氣。西方人重視道德的功利性,重利輕義思想始終佔據地位。在義、利關係上,西方是重利輕義,儘管他們強調分配的正義,選擇的正義,但都是與利益直接關聯的,謀求利益是一切行為的終極目的。這種義利觀的長處是充分肯定了人們追求物質利益的合理性,在一定意義上刺激了生產和生活的發展,促進了西方現代化的實現。但同時又肯定義就是利,混淆了“義”與“利”的界限,使道德變成了僅僅是追求利益的工具。另外,西方倫理在肯定道德的功利作用的同時,過分追求個人利益,把個人利益看得高於一切,逃避了社會所規定的個人應負的社會責任和個人為社會應作出的貢獻,造成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拜金主義氾濫,危及社會。

情感與理性均為人性,中國傳統文化也強調理性主義,但是基於人性、人情基礎上的情理。情為理先,由情入理,以理論情,情理融一。人們日常的主要社會行動是家庭性的行動,人們面對的社會關係主要也是大家庭的關係。因此從家庭出發,以血緣關係為依據的倫理性道德,就成了人們日常行動的主要價值取向。生活中的感情化,使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富有人情味的社會,但由此也給社會發展中的公正和效率帶來了無窮的變數。然而這種親情倫理極易形成排斥理性的泛情感主義,對事物的判斷往往是以人情原則為最終根據而非原則或公道,這勢必導致我國長期以來“人治”盛行而“法治”薄弱,有法制而無法治的局面難以徹底改觀。西方社會的根基在個人,西方倫理把個體從家庭和現實社會中抽取出來,進行“原子”式的分析和類的抽象,從而使個體獨立化、抽象化、理性化,並把理性和獨立性認定為個體的基本道德價值。所謂“理性”,就是指人的理智能力,進而演變為認識能力。西方人在理性與感情之間畫出了一道明確的界線,界線兩邊是不具有替代性的。純粹的理性依照一定的邏輯規則進行推理判斷與反思,強調理大於情,寓情於理,主張公平競爭,不崇拜權威,不畏首畏尾、瞻前顧後以迎合他人,為西方鍛造了一個井井有條的社會秩序,對民主法制的建設起了推動作用。但對人的理性和獨立性的道德設定,形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對立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可以説正是由於這種對立,促使西方在競爭中不斷髮展。也可以説正是由於這種對立,導致西方在競爭中矛盾與衝突接連不斷。

這兩種差異懸殊、截然不同的經濟基礎和文化背景,造成中西雙方在價值追求和倫理取向上旨趣迥異,因而中國倫理文化和西方倫理文化無優劣之別,只有特質上的差異。無論是西方現代性的還是東方傳統的,也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都無法單獨滿足現時代的道德文化需要。中西倫理思想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人類文化具有相似性,普遍性的價值是存在的,是可以交融的,東西方文化最終在人的本性和基本的人生問題上是可以共通的。普世倫理是協調人類行為的規範之一,當下已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其建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已經為各國不同的人羣所認可。

普世倫理,指的是對一些有約束性的價值觀,一些不可取消的標準和人格態度的一種基本共識,沒有這樣一種在倫理上的基本共識,社會或遲或早都會受到混亂或獨裁的威脅,而個人遲早也會感到絕望。普世倫理作為普遍的倫理規範,其建構需要從各個民族的文化資源中汲取營養。正如布勞德所指出的,“人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半是野獸、半是天使。”[4]普世倫理站在整個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高度,以整個地球上的人類為單元,在承認、尊重並保持文化多樣性的同時,發掘出能夠普遍適用和遵循的倫理準則,尋求“在多樣性中實現統一性”。普世倫理首先是各種價值觀的相互理解和融合,它以區域倫理為資源,而區域倫理又必然融入普世倫理之中。作為普遍價值的普遍本身不是一種絕對的普遍,不是針對所有人並適用於所有時間、所有地點的,即不是一種事實的普遍,可以通過經驗的觀察和歸納來驗證的普遍性,而是一種價值的普遍,是一種表述上的應當的普遍。這類普遍性命題只能為特定的文化所認同,有時甚至只能為自我所認同[5]。作為普遍價值的最高形式,普世價值的建立必然受價值普遍性自身邏輯特性的限制,不能指望它在價值上獲得很高的共識,而只能是少數的、低限度的。因而,這種普遍性是涵容着主體不同體驗的具體普遍性,是一種允許接受和理解上有差異的普遍性。這也説明普世價值只能是一種低線價值,只能以降低它的下限來求得它的普世性:底線越低,普世性越強。只有當我們這樣去理解普世性的時候,才能找到普世價值。如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是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實踐中概括和凝結而成的、其中所藴涵的理論精華和積極精神,作為中華文化的靈魂,這些價值觀對中國人的人生選擇和人格塑造,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建構和民族精神培育,對民族的凝聚和社會的發展,都發揮過極其深遠的積極作用,具有超越歷史條件的普遍性,不能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這些糟粕就否認它的普世性。中西倫理思想在不同的傳統背景下發展而來,具有不同的特徵,但差異之中也有其相同性,普遍性的價值是存在的,是可以交融的,東西方文化最終在人的本性和基本的人生問題上是可以共通的。尋求“普世倫理”,需從各個民族文化傳統中吸取資源,在尊重各民族傳統倫理價值的基礎上,發掘和利用有利於建構普世倫理的思想和觀點。這種文化的全球化是在多元文化的互動中會有一種關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趨同的價值取向和價值追求以及不同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融合和共同發展[6]。

以此之明啟彼之暗,取彼之長補此之短:吸收中國倫理中重情感、重道義、重和諧的合理內核,剔除其輕理性、輕個體的侷限;吸收西方倫理中重理性、重意志、重個體的特點,剔除其理性至上、輕情感、輕人倫的侷限。只有這樣,才能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倫理價值體系,使普世倫理的構件成為可能,使真正建立起一個全新的具有普世意義的倫理體系成為可能,實現現代中國倫理價值重建的根本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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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立文。傳統文化與現代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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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袁景衡,餘豔。從普世性看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J].江西社會科學,2007,(7):184-187.

[6] 譚穎沁。中西文化整合與我國文化發展[J].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7,(2):103-106.

經濟全球化的影響論文 篇五

一、對國際經濟法原則的五大影響

經濟全球化不斷推動市場一體化進程,各國在得到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益處的同時,也在承受其帶來的負面影響。例如,隨着國內市場國際化趨勢的加快,貿易摩擦日益增多。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隨着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繫不斷加強,相互依賴程度日益提高,各種利益與矛盾交集,作為調整國際經濟關係的國際經濟法必然要隨之加以調整。經濟全球化對國際經濟法原則的影響(1)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國際經濟法原則日趨統一

經濟全球化導致世界各國經濟聯繫日益密切,跨國經濟交易大量增加。為了降低交易風險,保障預期利益,就需要為跨國交易設立能被交易各方普遍接受的規則。同時,隨着國內市場國際化的趨勢不斷增強,各國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市場一體化必然要求市場規則的統一;市場規則的統一又使市場的統一成為可能。國際經濟法原則統一主要通過四種方式進行:一是國際公約,二是國際慣例,三是各國法律,主要是各國經濟法、商法方面的趨同化,四是通過各種跨國交流平台,如國際會議等開展學術交流,通過教學等方式來促進各國法學界觀念的逐漸接近。其中,世界貿易組織的34個協議則是最具影響力、成員最多的國際公約,而且其基本原則都是為了實現世界貿易自由化。因此,人們常説世界貿易組織(WTO)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進器和象徵。

國際經濟法原則統一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一是處理各種國際經貿關係的國際公約的數量日益增多、作用不斷增強。在這方面,以WTO為代表的各類經貿國際公約和國際協定是效果最為顯著的實體法統一化的突出範例。二是作為相關國際經濟法(特別是國際商法)主要法律淵源的現存條約或公約的參加國的數目大幅增加。三是商法慣例日趨統一。近幾十年來,國際商會主持修訂了各種商事慣例,它們將商業實踐中形成的習慣做法確定為統一的商事慣例,以便利跨國交易的開展。四是各國規制市場的經濟立法、商事立法出現趨同現象。五是調整跨國交易關係的國際統一規則迅速發展。最初的關税與貿易總協定只涉及國際貨物貿易的政府管理問題,而且主要是規定關税問題。但在隨後的幾十年時間裏,總協定條約體系所涉及的領域不斷擴大,至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已從國際貨物貿易擴展到國際服務貿易、國際投資、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在貿易管理措施方面已具體到反傾銷、反補貼、政府採購、海關估價等各個領域。同時,WTO新一輪多邊談判還將更多地涉及環境保護、勞工標準和競爭政策等議題,從而可能導致上述領域內新的國際統一規範的形成。

(二)對各國國內法影響日益加深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各國在普遍選擇實行經濟對外開放發展戰略的同時,對內也進行了市場化改革,以市場經濟作為國內經濟運作的基礎,從而推動作為國際經濟法淵源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各國國內經濟法律制度,尤其是有關涉外經濟法律之間的差異性進一步縮小。隨着WTO、歐盟等國際公約或組織的影響越來越大,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步伐不斷加快,加入或準備加入的國家或地區越來越多,各締約方及申請加入方必然要依據有關公約或協定等對國內法做出相應的調整。例如,我國在加入WTO前後對國內經濟法做了大量修訂及完善工作,以便同WTO規則相一致。又如,包括經濟法在內的歐盟各成員國的法律制度必須與歐委會確立的相關法律原則一致,各成員國應將歐委會立法貫徹到其國內法之中。因此,國際經濟法律規則也就越來越具有普遍適用性和權威性。

(三)非政府組織對國際經濟立法作用加大隨着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國際經濟立法的主體日漸呈現多元化的趨勢。除了傳統的主權國家、國際組織之外,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經濟法制定過程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著名歐盟法專家施奈德教授將這一趨勢視為國際經濟法等國際立法的一個新動向。施耐德等專家學者認為,至少有三類非政府組織對國際經濟立法的影響值得關注。一是跨國公司。為實施全球經濟擴張戰略,跨國公司為其全球生產、銷售、管理等各個環節制定了統一的內部規則和標準,這些規則和標準包括產品質量標準、操作流程、知識產權保護模式、員工守則以及標準合同等,這些統一的規則和標準對一些技術性較強的國際經濟法的立法及其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如1980年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和1994年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等。二是在跨國公司推動下成立的非政府組織。如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會計標準化委員會(IASO)等。其中,IASO目前已在世界112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153個專業會計機構,其主要工作就是制定國際會計標準和準則。儘管IASO標準在法律上並不具有約束力和強制執行力,但實際上已成為所謂的國際“公認會計原則”(GAAP),如果公司財務報表與之不符,那麼其在全球的股票發行和籌資行為就會遇到困難。三是一些公益性的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環境保護非政府組織的有力推動下,多國公司迅速行動,建立了為保護國際生態環境服務的網絡組織。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國際社會環保鑑定和標籤聯盟,它包含了七個國際環境網絡,其制定的認證和簽證規則已成為被廣泛接受的國際標準。雖然上述非政府組織制定的行業標準和行為準則原則上不應具有法律約束力,但由於被許多國家的企業和律師所熟悉並廣泛採用,因此事實上在全球通行,對跨國公司的生產、經營和管理活動產生了很大影響。

(四)貿易方式及經營業態創新帶來新挑戰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推動了生產、經營和管理理念和方式的創新,併為其提供相應的基礎和手段。電子商務、互聯網等新交易方式和手段不斷湧現並快速發展,這些從洽談、簽約、交貨到付款等各環節均依託電信網絡進行的無紙貿易方式是對傳統貿易方式的一場革命,必然會帶來新的法律問題。對於涉及電子合同的訂立與履行、電子貨幣與網上支付、税收徵管、知識產權保護等環節的一系列法律問題,各國現行的法律制度和有關的國際條約均缺乏相應的調整手段和規範措施。因此這種新型的經濟活動在改變傳統的生產、銷售和經營管理模式的同時,也對現行的適應於傳統商業交易活動方式的國際經濟法律制度帶來了嚴重的挑戰和衝擊。

(五)與其他領域立法互動趨勢加強

隨着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在國際經濟法律制度逐步整合的同時,與經濟活動相關的環境、外交、衞生、社會等領域的法律制度同國際經濟法律制度的聯繫也日趨緊密,互動影響不斷加深。從當前我國立法的情況看,涉及環保的《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和《瀕危野生動植物進出口管理條例》、涉及醫藥衞生的《食品安全法》和《藥品管理法》、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中小企業促進法》、保護知識產權的《知識產權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在立法及修訂完善過程中,國務院都要求這些法律法規必須同我國《外貿法》及WTO規則相銜接。從國際經濟立法的情況看,雖然反傾銷、補貼和反補貼、保障措施、原產地規則、技術壁壘、檢驗和檢疫措施、海關估價、知識產權保護等協定本身所調整的對象各不相同,但由於它們都與國際貿易密切相關,所以均被納入WTO多邊貿易法律規則,它們互相影響和聯繫,成為一個國際貿易法整體,大大促進了國際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二、高起點構建我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

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國際經濟法原則日趨統一,出現大量的統一規則,且其調整的力度和範圍不斷增強和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國家主權。同時,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完全適應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衝擊。因此,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經濟立法工作來説是一個巨大挑戰。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也為國際經濟法學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和空間,有利於我國學習其他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和制度安排,高起點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

(一)高度重視構建系統完備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

當前世界經濟全球化使得經濟領域中的國際競爭國內化、國內競爭國際化,這就要求中國法律的發展也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國際化的發展趨勢。為更好地應對人世及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我國應加強對國際經濟法的研究,從國情出發,加強國際經濟法與國內經濟法、民商法的相互貫通和聯結,使我國的法制建設與國際法緊密結合,真正建立起全球意識和國際化觀念,為我國對外貿易和經濟社會的高效、可持續發展提供法律支撐。人世以來,我國已先後完成了《商業銀行法》、《外貿法》、《證券法》、《公司法》、《個人所得税法》等法律的修訂,制訂並公佈了《企業所得税法》、《物權法》、《勞動合同法》、《反壟斷法》、《保險法》等法律,《電信法》正在加緊制訂過程中。此外,對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方面的《著作權法》、《商標法》、《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商標法實施細則》、《專利法》等法律進行了修訂和完善,並將原《專利法實施細則》修訂為《專利法實施條例》。在看到立法工作不斷取得成效的同時,也要看到我國法律體系還很不完善,不適應經濟全球化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尤其是服務貿易領域的立法比較薄弱和滯後。既沒有專門的服務貿易法,而且服務領域的單行法規也不完善。隨着服務貿易國際化不斷深入,加快服務貿易領域的立法工作,建立健全服務貿易法律體系是我國經濟法制建設中的一項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同時,為維護國內經濟和產業安全及可持續發展,應進一步完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法律體系,並儘快制訂規範電子商務等新型交易方式及業態的法律法規。

(二)靈活銜接、遵守、運用國際慣例及國際法原則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面對日益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一方面我們要積極履行人世承諾以及其他加入的國際公約、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或自貿協定,遵守有關國際慣例和國際法原則。另一方面,應順應全球化推動的國際法原則趨同的潮流,按照WTO規則和我國參加的其他國際公約或協定的要求,繼續梳理我國現行的有關經濟法律制度,在國內立法、司法、執法過程中注重司法公正、透明度、國民待遇、非歧視、市場準入等原則的適用,使國內立法、司法及執法制度與有關國際規則相銜接。同時,要積極研究和運用國際規則,把履行國際義務與中國的經濟發展相結合,充分利用多邊規則維護我國的經濟權益,包括注重對其中例外原則的運用等,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為我國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等經濟活動保駕護航。

(三)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法規則制訂

在國際法、國際條約及國際慣例的制訂過程中,由於各國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政治經濟實力存在較大差異,在國際條約的談判及規則制訂過程中擁有不同的話語權,往往出現大國、強國利益優先的現象。當今世界南北衝突日趨激烈、貧富差距不斷加劇,廣大發展中國家必須站在民族發展的高度重視國際規則的制訂,增強各類國際經濟組織的參與權和話語權,使國際法最大限度地反映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更有效地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因此,要更加重視對現行國際經濟法規則的深入研究,進一步加強相關人力資源建設,培養一大批精通國際法和國際談判的高素質人才。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要與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積極合作,在國際規則的制訂和完善中發揮更具建設性的作用。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使國際規則能更好地為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以及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服務。